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雕塑生命 ——田世信访谈(上)

 知识传承永恒 2019-02-01

今天,当我们再次说起田世信,说起这位中国现代雕塑诞生的先导之一、被誉为中国雕塑界承上启下之人物……时间和年纪,反而成了最不重要的话题。

迄今为止,田世信从未以一个“长者”自居,更未以“功绩”自封,直到今天, 田世信仍在大刀阔斧的改变自己的创作面貌,寻索新的语言、材料或是有更多可能性的着眼点,而唯一未变的,恐怕就是他对雕塑的执迷,对职业的尊重,对艺术追求的纯粹与不懈。

雕塑生命 ——田世信访谈

著名当代雕塑艺术家向京、瞿广慈夫妇曾经说过:“田世信老师在那个时期几乎在雕塑圈里是唯一的承上启下的人物,也是逐渐追求个人化语言的开启。对于我们这些晚辈来说,他的艺术和人生就像个不可置信的神话。”著名雕塑家陈文令说他:“独步艺坛,一路披荆斩棘百折不回。如今的他心里,依然住着一个天真快乐的年轻人。”另一位活跃在国内外当代艺术界的著名雕塑家隋建国则认为:“他是作为‘中国乡土’,塑造一首凝结在岩石、陶土和青铜中的史诗”。

那么,这位经历独特,职业生涯独立质朴,被当代雕塑界、艺术界尊敬的艺术家田世信,究竟是一位怎样的艺术家?他与雕塑有着怎样的故事?

本期《东方艺术·大家》将与您一同解读田世信先生艺术创作背后的故事。

东方艺术·大家:最早什么时候开始认识、接触雕塑? 为何做出这样的选择?

田世信:我从小就是一个喜欢动手的人,动手能力也很强。以前家里会经常备有一些废旧木头等材料,我自己用它们做一些小的器皿,养成了好动手的习惯。 在进入美术院校之后,慢慢接触到了专业的雕塑。开始用木头自己抠一些造型,慢慢地就对雕塑形成了一种童心般的兴趣。而逐渐经过专业雕塑训练的深入,更加稳固了这样的兴趣,也开始懂了什么是雕塑。

东方艺术·大家:那时的学习与创作环境是怎样的?

田世信:说起这个问题,可能当下的青年对我说的事情不一定理解。但是我说的都是真实的情况,现在年轻人可能有所耳闻,我们那时的学习环境,没有经历过的人还是不敢想象的,可以说是极致、极端的恶劣。

比如当时学校里大谈的是“红与专”的问题,你如果仅仅认真学习,就会被认为是“白专”,换而言之,学生如果埋头学习就成了犯错误,喊口号讲政治才是 “红”。

但是学生的本来任务就是学习,而我们学艺术又是由衷的喜爱,无奈在那样的环境下,在我那个学校(北京艺术师范学院预科),勤学变成了一种偷偷摸摸的行为,学习变成偷偷摸摸的事,速写本都不敢露出来,都得夹带一个小小的藏起,出去练习,有时画完东西回来,小孩心态,忍不住显派一下,会被斥责为白专。所以那时的学习和创作环境都比较怪异,不过那种环境反而促成激励了我们更加愿意学习的心态。

《苗女》 大漆 40x90x93 cm 1982年

东方艺术·大家:那在您看来什么是雕塑?

田世信:顾名思义,就是可以雕、可以塑造;雕是减法,塑是加减并用的手法,可以把材料加上去也能拿下来,这是对雕塑最简单直接的回答。传统来讲实际上就是立体的、多维的造型就是雕塑,当然现代人对雕塑的理解远远不止这些,也可以加一些想象不到的观念在里面。

东方艺术·大家:您有曾师从卫天霖、李瑞年、吴冠中等著名油画先生的经历,为何没有走上架上绘画的道路?

田世信:提起我的这几位老师、老先生,我的内心很不是滋味。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除了吴冠中先生还算得上最后还赶上了一个能基本按自己意愿做艺术的时期,另两位先生的才华,事实上在中国没有被很好的展现和重视,也没有发挥应有的影响,听说卫天霖先生在日本反而拥有极高的声誉。就拿他后期印象派风格的静物作品来说,迄今为止,我都没有见过有人能把静物的艺术感表达的那透彻、极致、完美。

李瑞年先生是我上预科——大学期间的老师。李先生是一位十分严谨的古典主义画家,他的风景和小品作品,可能很多人都不常见,很遗憾。李先生对生活有极大热情,就拿他画的“北京碎砖地上嬉戏的小雏鸡” 来说,非常的有情怀、情趣,艺术品位也很高。但那个时代大环境所致,他的作品和精神无人问津,艺术才华和亮点没被发现,非常可惜。

在看过了他们的经历,其实我是没有勇气的,他们那样的优秀,而我觉得自己的色彩感觉又不是太好,不敢去学油画,问津这个阵地,所以就没有走上架上绘画的道路。

《苗女》 大漆 40x90x93 cm 1982年

东方艺术·大家:从他们身上得到了怎样的影响?具体表现在了雕塑作品中吗?

田世信:我读书的时候,这些老师在我心目当中,都是值得敬畏的对象。比如我观察卫天霖先生画画,他的调色盘非常干净,老先生是一个洁净的人,能在一幅油画创作后,整个人都一尘不染。一幅作品每次用到多少颜色,作品完成后,调色盘上的颜色绝对能全部用完,调色盘最后被老先生反复擦拭,像是一个多彩的珐琅板。卫先生对作品的精益求精,以十分的理性自我自由的态度对待自己的创作,多一笔、少一笔都没有,每每恰到好处,无论是他的生活细节,还是最终作品都能印证。

吴冠中先生对艺术是狂热,李瑞年、卫天霖先生是温文尔雅。但是他们都经常对我们说,创作的热情和感情要放到一个牙膏袋里,要有节制、有节奏的挤出来,要善于掌握和把握自己的感情,不能说艺术家就可以“凭感觉”肆无忌惮。而且在当时自己的创作方向并不是潮流的情况下,敢于不受外界影响,敢于坚持自我,这样的艺术态度对我带来终生的影响。他们对艺术的操守和态度,我后来再也没从别人身上看到过。他们身上的习性和修养,可能想学也学不到,但是他们对艺术的诚恳和热爱,深深影响了我。 之所以年至古稀,都一直不懈创作、努力工作,也是要对得起教导过我们的这些优秀的老师——卫天霖、 吴冠中、李瑞年先生。

东方艺术·大家:如何看待您作品中比重不小的历史 和民族题材?这些情愫来自哪里?

田世信:我本身比较喜欢看历史人物的故事,中国是历史素材丰富的国家,常规的话来说就是历史悠久, 但是我认为最重要的是这个民族同时苦难深重,而民族性上有优点,也有不足。所以我的作品塑造了很多历史人物,且我塑造的人物大都有悲剧色彩。比如司马迁被宫刑;谭嗣同遇害前日本使馆要给他提供避难,而他却甘愿牺牲,他说:“世界各国的革命都有流血牺牲,唯独中国还没有。”这让我特别感动。

至于民族题材与我早年在贵州的生活经历分不开,加之我最开始所接触的基层少数民族民众,他们淳朴可爱,在极端困苦的生存状态下,还能保持乐天的生活态度,让我敬重震撼。我一闭起眼睛,脑子里除了历史人物的闪现,就是贵州那些近在眼前的山民,所以我塑造了很多他们的形象。

《山里人》 木 64cm(男) 65cm(女) 1992年

东方艺术·大家:而在这其中对近现代史题材的着

墨似乎又是最重的,为什么?

田世信:确实有一定数量的近现代史人物形象的作 品,也都是我敬重的人。主要是谭嗣同、秋瑾、梁漱溟、傅雷、鲁迅等等,这些占了我作品一定的比例。我觉得他们是近现代中国最后的文人士大夫,而一个国家的文人士大夫,就是国士、给国家给民族治病的人,他们敢于对社会、国家不够理想的地方说出自己的看法。现在这样敢于深刻和能够准确的表达自己见解的文人已经非常少见了,所以我这样的作品既是纪念和尊重,也是表达自己的情感。(未完待续)

《躯干》之一 铜8x16x59cm 199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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