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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木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夏鼐日记》（共10卷，合440万字），无疑将成为20世纪中国考古学史乃至整个中国现代学术史的重要佐证，即使不从学术史的角度，仅以闲适的心情阅读之，也能从中得到许多不易得来的感受。 青年夏鼐的读书生活，由清华继而放洋，其间种种，颇可一观，即以读书种子而身逢乱世而言，其人则俨然为一纯情之爱国学子，如其1933年1月15日日记所记：“国难当前，书生已成废物，所谓‘文不像录誊生，武不像救火兵’，还是干自己的事情去好。心想作成《上海制造局的编译西书始末记》。这件事情是中国当时‘富国强兵’思想的具体表现，此种思想直到民国时还不衰，成仿吾学兵科，鲁迅、郭沫若学医科，胡适就农科，都是受这种思想的影响。”万万没有想到，后来作者竟以考古学为其终身职守，而考古学毕竟不是“救亡”的救急之术，于是，作者于期间的心情也就异常复杂和纠结，由此，读者自可深入理会前人治学的心境，以及学术本身的尊严。 彼时，“十字街头”和“古塔”，典型的例子是周氏兄弟，那么，青年夏鼐对鲁迅有如何的看法呢？且看其1936年11月9日的日记：“跑到中国协会去看报，知鲁迅已于10月19日在上海逝世。记得自己初次购书，便是买他的《呐喊》……我最喜欢《阿Q正传》，对于《狂人日记》及《风波》，也尚能欣赏……对于他笔锋的尖刻，对于他在思想界中的奋斗，也极其倾倒。在光华时曾听过他的一次讲演，后来国文课，王蘧常先生出了一个作文题‘我所最钦佩的一个人’，我便拿他做对象，写了一篇杂感……我在初中时，最佩服的两个人是鲁迅和吴稚晖，到1927年吴氏忽然行动言论反常，我对他只有‘十年前死是完人’一语赠之而已；对于鲁迅，我却是始终钦佩他的人格与笔调。”夏鼐又说：“我自己是个隐士，却有叛徒的血液在奔流着。”这也是一种挣扎，是谓“隐士”与“叛徒”之间的张力，庶几等同于曾经的知堂先生。在鲁迅，是旧思想旧社会的“叛徒”；在夏鼐，则是“隐士”之学者又存“叛徒”之想的知识分子。这种感受和理念，是那个时代许多人所共有的体会。 这有赵元任、徐志摩、陈寅恪、罗家伦、毛子水、曾昭抡、傅斯年、陈衡哲，乃至吴文藻、谢冰心和邵元冲、张默君夫妇等等的逸闻逸事。如1937年4月1日的日记：“俞女士很健谈，说有一次在德国，数个人一同游湖，有人套《儒林外史》的句法，说‘赵元任雍容大雅’，‘徐志摩文采风流’，‘陈寅恪呆头果脑’，‘罗志希怪模怪样’。俞大维有一次请客，陈寅恪央求排座位的人，不要将他排在女人旁边；毛子水留德十余年，还是满口乡腔，人家送他唐诗‘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未改鬓毛衰’。又说：曾昭抡为‘中大’三怪之一，在北大教书时，上课都是步行，被门口的洋车夫上一绰号叫‘跑大爷’；皮袍放在实验室抽屉里，被酸素蚀剥去一大块；走路时，看见石子总是用脚踢，有人看见他由北大一路踢石子，踢到家中；替中英庚款出题，题目纸用火漆封好，委员会在离其家不远的同一条街上，他仍强迫家人送到邮局去寄，还要挂号保险；下雨时，雨衣挂在手上，雨伞挥着玩。李先生说：傅斯年也‘怪’，有时一年不看电影，有时硬拖着人家一天看三次电影。又说：陈衡哲自谓训练小孩子的办法甚佳，谓四川的老妈子都是贼，打扫房屋时，派小孩子在旁边监视着，小孩子身边都带着钥匙，打扫完毕便锁上房门。还说：张默君甚喜打扮，徐娘半老犹涂脂抹粉，邵元冲则翩翩佳公子，有一次夫妇偕游乡下，乡下佬以为阔太太带着小白脸的姘头下乡游玩，围观者达数百人，邵元冲只好打电话要县长派警察来保护解围。” 这些故事，十分传神，足可与《吴宓日记》、钱钟书小说《围城》等对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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