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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莹博士于2001年离开了辉瑞公司并回到中国担任药物研发工作。那个时候的中国，除了1967年发现的青蒿素以外，一直未能为国际药物市场作出太多贡献。然而，在杜莹博士的努力下，中国首个自主研发的抗癌药呋喹替尼于2018年获得里程碑式批准上市。不仅如此，杜莹博士于2014年创建再鼎医药并担任CEO，其将中国患者招募至全球注册性试验中同样开创了先例。
近日，顶级学术期刊Nature Reviews Drug Discovery邀请到再鼎医药CEO杜莹博士接受专访。在采访中，杜莹博士向我们讲述了近些年来中国生物医药环境的变化。
问：您在2001年离开辉瑞并于和记担任高管工作，那时的您对于中国的药物研发有着怎样的雄心壮志？
杜莹博士：当我进入和记的时候，公司甚至都还没有开始考虑开展研发相关工作。他们其实是希望我能够在投资规划和资产巩固方面提供一些帮助。那个时候我的职位是医疗健康投资副总裁。在那之后我们很快关闭了三家合资公司，也是从那个时候起我开始提议是否我们应该组建自己的研发团队，这样可能会比依靠合资公司来进行研发工作更好。我几乎整整一个星期没有睡觉，最终写出了计划组建医药研发公司和记黄埔医药的提案。后来在2006年的时候，和记黄埔医药被更名为和黄中国医药科技。
一开始我们的研发重点是植物药。因为FDA在2000年的时候正好发布了植物药研发指南，这在我看来，正好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研究中国植物药的机会。通过对植物药的特性进行深度挖掘，或许有希望能够研发出应用于全球市场的药物。如果他们知道我想要研发的是小分子药物，或许我的提案就通不过了。
但是，我们也真的研发出了一种植物药，在我2011年离开和黄的时候，该药甚至都已经开始准备开展全球Ⅲ期临床试验了。不仅如此，围绕该药与跨国公司的合作也在商讨中。但是，在早前时候我就已经认识到，让植物药进军国际市场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所以在2003年，我们开始转战小分子药物领域，重点在激酶这一块。
我们在中国获得了多项第一。我们是第一家与跨国公司礼来开展联合研究的中国公司。我们是首家将项目授权给跨国公司阿斯利康的中国公司。我们和阿斯利康合作研发的c-MET抑制剂savolitinib，很可能近期获得美国批准，这将是FDA批准的首款选择性c-MET抑制剂。
问：您在再鼎医药的研发策略与以往有很大的不同。侧重点更加在于引进其它地方的研发项目。为何会发生这种转变？
杜莹博士：再鼎医药的确起步于引进研发项目。部分原因在于2014年的中国医药环境已与2001年发生了很大的不同，中国已成为全球第二大药物市场。因为我在中国的工作获得了许多的认可，而且我在引领中国生物医药发展的道路上也获得了诸多的荣誉，所以我能够有能力选择我想要合作的伙伴。
所以我们首先关注的是研发项目的引进。约有70%在其他国家/地区已经获批的创新药尚未被引进中国，这对于我们来说或许是个触手可得的机会。因此，我们开始引进已经获批的项目或化合物，进行中国区的研发。
同时，对于一些想要放弃或者脱离某些治疗项目/研发领域的跨国公司,我们也在积极的寻求与之合作，并希望借这些项目进入全球市场。
不仅如此，我们也在培养自己的研发能力。目前，我们在上海有自己的研发团队，并拥有四千多平米的研发实验室，重点关注生物制剂领域。近期，我们将完成内部首个项目的毒性监管试验。近期我们已经宣布，公司正在美国旧金山建立研发中心，进一步提高研发能力。
再鼎医药的未来存在着很多的可能，而目前大体上来讲，是一家集药物发现、研究与商业销售为一体的中国公司，未来希望公司变得更加的全球化。
问：尽管目前国内的生物医药公司对药物研发的兴趣正在与日俱增，但是仅有少数几个“同类首个（first-in-class）”候选药物被研发出来。您认为中国“first-in-class”药物的研发面临哪些困境？
杜莹博士：中国的生物医药创新能力还处在一个非常年轻的发展阶段。我所看到的绝大多数药物研发项目是me-better、me-too或者是me-not-worse项目，而me-first项目则依旧十分稀少。尽管在过去的两年时间里，风投机构和国内政府投入了极其庞大的资金，但是绝大多数公司依旧将精力集中在me-too药物产品上。
我认为从根本上来讲，想得到me-first候选药物，你首先得拥有良好的生物学知识背景，这就是目前中国所缺乏的。我们不仅需要有更多杰出的学术研究人员，同样还需要国内学者与药企之间开展更多的合作。但就目前而言，机会依旧十分有限。
但是我认为这只是个时间、人员以及心态的问题。中国正在发生飞速的转变，在我刚回国的前几年，大家在讨论的不过是仿制药和合同研究组织（CROs），但是现在大家也都开始讨论中国的药物研发了。我认为这是一种自然的转变，我对未来非常乐观。
问：国内许多创新公司都将目光集中在生物制剂上，而不是小分子药物上，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种情况？
杜莹博士：你可能认为国内会在小分子药物研发领域更加出众，但是其实国内生命科学领域的创新在最近几年才开始爆发，因此许多公司起步于生物制剂而不是小分子药物，甚至我认为绝大数回国创业的都是具有大分子、生物制剂背景的专业人士。
问：您的公司最近宣布，已经成功招募首个患者进入FGFR2b抗体bemarituzumab的Ⅲ期临床试验，这是第一次全球注册性试验的首例患者来自中国。是什么因素使得这种情况成为可能，这种转变又有何重大意义？
杜莹博士：首先，中国刚刚加入了国际人用药品注册技术协调会（ICH），而该协调会是为临床试验设立伦理以及科学标准的国际性组织。其次，通常大型跨国药企在向国内监管部门提交申请很久之前，就已经向FDA或者EMA提交了临床试验方案，因此他们可能并不会纳入中国患者，或者可能在临床试验的末期纳入几个中国患者。
而在这项研究计划中，我们很早就与抗癌药公司Five Prime Therapeutics（FPRX）一起合作，因此能够为他们的全球Ⅲ期临床试验招募患者。由于胃癌在中国比美国更加普遍，因为我们利用了丰富的本土经验招募了这项全球性项目的第一批患者。
这样做的一个好处是，国内的患者群体更大，因此患者招募的速度将更快。这对于想要保护专利期限的药物研发公司来讲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此外，由于我们自己开展中国患者的临床试验招募，而没有授权给其他的CRO公司，因此在节约成本上也占据了优势。
问：对于国内临床试验的质量、可靠性以及透明度上您是否有所担忧？
杜莹博士：我们都意识到这可能会是一个问题，但是目前尚未发生到我们身上。我们公司拥有非常全面的药物研发能力，从临床运营经理和项目经理，到主治医师、数据挖掘、质量保证以及药物警戒，专业能力上都有充分保证。所以我们能够确保不存在报告问题和标签问题。我觉得这需要取决于你所搭档的工作伙伴，而在过去的18年时间里，我们找到了一批适于合作的主要调查员。
问：您对国内的监管环境有何看法？
杜莹博士：过去一段时间监管环境的变革切实帮助到了中国与其他ICH成员国处于同一全球格局，政策更新也具有非常积极的意义。但是，国家药品监管机构也认识到需要招募和培训更多本土专业人士。引进行业内以及FDA专业人士将会起到不错的帮助作用，但是需要一段时间才能成熟。
长期以来，中国生物医药环境一直适宜于仿制药产业的存在，其中一段时间为me-too药物。但是，对于me-first药物而言，还有一段路要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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