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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介绍 赵向群，（1942-2014），山西平遥人。1966年9月毕业于兰州大学历史系，西北师范大学教授，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理事。长期致力于中国古代经济史、魏晋南北朝史、五凉史的教学与研究工作。
秦汉封建统一国家的出现与汉民族文化圈的扩展，带动了边疆地区的开发。从西汉中期始至西晋灭亡后一段时期，河西作为古代经济区之一，走过了它的形成、曲折发展和初步繁荣的早期变迁道路。其所蕴蓄的潜力及可以发挥的作用、影响也得以初步显示。这些历史现象引起过研究者们广泛的注意与兴趣，而今天仍存在着探讨的余地。
一 西汉中后期一个半世纪，古代河西经济区在逐步形成。 “河西斗绝，在羌胡中”[1]。汉代人所持的这种认识，从地理环境及民族构成上说明开发河西的难度。所以，说汉武帝创造出一个“凿空”之举言无不当。因为此举所表现的历史就不仅是驱逐了匈奴在河西的势力，而且是先进的经济文化对落后的经济文化的征服。 西汉前期，匈奴驱逐月氏、乌孙、羌人势力并攫夺了“水草丰盛，冬温夏凉，宜于畜牧”的河西走廊[2]，也因此发展了本民族的畜牧业经济。但是单一的畜牧业经济终究难以满足隶主贵族多方面的物质需求。于是又有一系列经济补充活动如对被征服民族实行横征暴敛，沿边地带与汉及其它民族开展“互市”，通过“和亲”向汉室进行大量索取，尤其是惯常的军事掳掠等。诸如此类的活动最重要的目的是获得汉族的农产品及手工业品。被称为“变俗”时期的老上单于尤“乐汉物”，“和亲”中“汉所输匈奴缯絮米蘖，令其量中，必善美而已矣”，“不备，苦恶，则候秋熟，以骑驰蹂而稼穑耳”[3]。匈奴这样主动地接受汉族经济的渗透，导致怎样的结果？对此，其部内早有人提出答案：“汉物不过什二，则匈奴尽归于汉矣”[4]。 汉武帝在经略西域中对河西采取的种种措置在客观上顺应了上述征服与被征服的大势。元狩二年霍去病提万骑劲旅出陇西过居延，兵锋直抵祁连山造成浑邪、休屠二王后死前降的声势后，“金城、河西并南山至盐泽空无匈奴”[5]，等于单一的畜牧业经济在整个河西一朝瓦解和农业经济在整个河西勃兴的序幕骤然拉开。 历史上不乏事件的巧合。汉王朝对河西用兵之际，关东地域遭到大的水灾。政府急欲安置灾民，促成破天荒的劳动力西进，“徙贫民于关以西，及充朔方以南新秦中七十余万口，食皆仰给县官。数岁，假予产业”[6]。从记载看，关西主要指河西，重点是河西走廊，“自武威以西，本匈奴昆邪王、休屠王地，武帝时攘之。初置四郡，以通西域，隔绝南羌、匈奴。其民或以关东下贫，或以报怨过当，或以悖逆亡道，家属徙焉。”[7]劳动力大量西进，先进的农业技术也随同西进，这成为河西经济区起步的巨大动力。 元狩三年到元鼎六年的短短10年之中，河西农业勃兴了。汉政府充分利用屯田形式，集中力量开垦处女地，建设“官田”。其中，尤以军屯搞得有声有色。“上郡、朔方、西河、河西开田官，斥塞卒六十万人戍田之”[8]。与“官田”有关的水利设施也在上马，“自朔方以西至令居，往往通渠”[9]。 在“开官田”萌生出军事农业体系的同时，“假民公田”措施又创造出民生农业体系。所谓“数岁，假予产业”就是给农民租佃土地，准其自耕自食。由民生农业派生出的村社及其朴素风情，被史书记载得颇为具体： 酒礼之会，上下通焉，吏民相亲，是以其俗风雨时节，谷籴常贱。少盗贼，有和气之应，贤于内郡。此政宽厚，吏不苛刻之所致也。[10] 武帝以后，农业成为河西的主要产业，但并未窒息畜牧业。非但如此，由于畜牧业仍在发展，从此开始有了“河西畜牧为天下饶”的民谚。一些优良的牲畜品种如汗血马等被发现。有记载说，元狩三年“得神马握洼水中”，司马相如的《太一之歌》称之为“天马”，形容它“霑赤汗，沫流赭”，堪与龙为匹。[11]为繁育优良马匹，汉政府在后来设置了河西牧苑。当农业经济成为主导性的经济后，畜牧业反过来也给予农耕生活者以影响，迁入河西的民户也因此显得与关东人“习俗颇殊”[12]。 农、牧业并行发展，使河西经济区在起步时便具备着雄厚的潜力。而且两大经济的互相影响和互为补充还带动手工业与商业的活跃，织造麻布、毛褐，制取食盐，进行皮革、毡裘的加工很快成为民间富有特色的生产活动。当丝绸之路的中西贸易兴起时，经济区已为往来客商准备了一定的商品，也架好了桥梁。西汉后期，政府“重致远人”，敦煌、酒泉等客以充足的供应“给使者往来人驴橐驼食”[13]，可见，没有河西经济区的兴起，难有丝绸之路的通畅。 标志着经济区形成的另一事件便是水利灌溉事业的兴旺，它推动河西水浇农业的发展。据载，元封以后朝廷上下掀起一股水利热，作为重点开发区的河西，与这股水利热关系极大，“用事者争言水利，朔方、西河、河西、酒泉皆引河及川谷以溉田”[14]。说河西与水利热关系极大，是因为此前令居一带的官田已搞了穿渠引水。而且当农业在河西境内勃兴时，政府已作出相应的灌溉规划，例证之一便是许多屯田都置于河流两岸，河流的重要出入水口则为屯田都尉治所。如在酒泉郡内的会水堰泉障置北部都尉，东部障置东部都尉，敦煌的渔泽置渔泽都尉，昆仑障置宜禾都尉等。这是元封水利热期间河西农业长足发展的明证。 农业生产的技术也随经济区的兴起而在改进提高。尤其是武帝末年赵过发明的代田法与租庸挽犁法推广，对增加粮食产量及扩大耕垦面积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代田法作为田间管理技术可增强作物抗风抗旱能力，保证亩产超过“缦田”一斛以上，“善者倍之”[15]。租庸挽犁法对缺少畜力的民户是很好的率导和帮助。 建设新经济区，安定的社会条件是必不可少的。武帝及其后100多年，关中及关东地主制封建社会早已确立，激烈的土地兼并与因此而发生的贫富分化、阶级对立相当明显。河西却有不同，一是封建关系正在形成但土地兼并活动少有发生，普通的生态现象仍是“土广民稀”。二是政府对迁徙河西的民户实行优待，所谓“吏不苛取”，“此政宽厚”。三是闭塞的环境限制了外界战乱与灾害的波及，如武帝后期关中和关东有“群盗并起”[16]、“水旱连年”[17]的社会问题，而河西域内竟相安无事。安定的社会条件对穷困无着的中原贫民产生吸引力，也为汉王朝减轻社会问题的压力提供决策依据。当元封六年朝廷为关东多达200万口的流民及40万口“无名数者”搞得焦头烂额时，“公卿欲请徙流民于边以适之”[18]，出路中是少不了河西的。 昭、宣时期，河西经济区有所拓展，那就是始元六年金城郡的设置与后来令居到湟水一线新的基地农业的兴起。汉宣帝为防范羌人北上，也为在击羌战争中减轻从张掖一带出粮出辎招致的“转输并起，百姓烦扰”[19]，委派赵充国统部属垦发临羌至浩亹间羌人“故田”与“公田”2000余顷。新的屯田基地建成后，与原先的令居基地一南一北，夹金城而立，不仅使经济区东端形成“杜绝河津，足以自守”的防卫能力[20]，而且使经济区在后援陇西以及制控河南一带的形势中作用更加明显。 总之，西汉中期始开发而后期已形成的河西经济区，从地域构成讲，包括了当时西起敦煌，东至金城的五郡之地。从经济构成讲，包括了农、牧、工、商四条脊干，而以农业、畜收业为主。从经济分布的构成讲，农业脊干又有两个分支，一是基地农业，它从东南的湟中循黄河蜿蜒到金城，再折向西北的令居，伸至居延、酒泉，终于敦煌、阳关、玉门关。一是民生农业，星罗棋布于屯田之间。牧业脊干则是祁连山。另外，还有一个流通中的大动脉，那便是丝绸之路河西段。西汉末年，总计河西经济区内居民户为109740，口为429859，可以说是既殷且富了。 二 河西经济区在东汉和曹魏的两个半世纪中经历了曲折的发展。 东汉一代，整个国家政治形势的变化强烈地影响了河西。首先是国都由长安东迁洛阳，东汉国力又不如西汉那样强盛，这使政府在对河西的继续开发与经营上不再那么得力。其次，河西域内的民族关系和阶级关系由简单转入复杂，战乱也时有发生。特别是被统治者称作“羌患”的战争和匈奴势力的卷土重来，给经济区造成的影响极大。当然，由于经济区形成时已具备了巨大潜力，加之地主庄园制经济的兴起，往往显示出破坏之余的恢复比破坏本身更有韧性这一经济发展特点，总体上经济区仍在缓慢地进步。尤其是东汉统一全国前和曹魏统一北方后的两段时间，其进步更加明显。 东汉统一全国前河西有过窦融的保据局面，这种局面暂时使经济与政治处在同元状态，并使政治对当地经济的依赖程度增大，反作用更加直接。窦融选中河西实行保据的依据也是有关的潜力，即“河西殷富”和“足以自守”[21]。 窦融利用王莽失政及中原灾荒频仍的形势，大力招诱人口，使“内郡流民避凶饥者归之不绝”[22]，同时大力劝课农桑，依靠正在成长起来的河西著姓及豪族地主，很快实现了“晏然富殖”和“仓库有蓄”[23]。 封建生产关系的发展，成为窦融时期突出的社会现象。其因是一大批反对王莽的西汉官僚及官僚后裔迁到河西。作为高级难民，主观上他们是带着宗族、宾客、部曲到河西寻找“遗种处”的，其中不乏刘般那样的宗室地主[24]，但在客观上却也将其各方面的经验如生产组织、经营、管理经验，剥削经验，理民经验等带入河西，窦融对他们虚矜礼接的结果，造成他们门第、产业的进一步沉淀。由此也使庄园制经济发展开来[25]。 窦融时期封建生产关系的另一点变化是羌族、小月氏等内附并部分转入农耕生活。这与窦融政权推行“怀辑羌虏，甚得其欢心”的政策不无关系[26]。转入农耕的羌民散居在金城郡属县内，在民族经济发生进步的同时，也开始遭遇到“数为小吏黠人所见侵夺，穷恚无聊”的命运。 窦融附汉后，东汉政府仍在经营河西，其前中期所做的努力史有明载。如建武九年复置护羌校尉；建武十二年针对河西流民较多问题，诏令被掠为奴者向官自讼，“一切免为庶人，卖者无还直”[27]；永元五年，为减轻河西人民负担，“诏有司省减内外厩及凉州诸苑马”[28]，永元十二年后，多次下令赈贷河西诸郡。鉴于赈贷只能奏效一时不能作用永久，又令“二千石长吏其各核实所伤害，为除田租刍槀”[29]。在边患又起的形势下，东汉初的河西地方官也实行边备和内政并重的措施，如光武时的武威太守任延，针对“郡北当匈奴，南接种羌，民畏寇抄，多废农业”的情况，一方面加强北部警备，抑制豪族地主如田绀等“子弟宾客为人暴害者”，另一方面加紧农田建设，“乃为置水官吏，修理沟渠”[30]。上述施政使河西经济处于大动荡前的稳定中，经济呈现着继续发展的势头。有史家作过评论，说东汉初凉州疆域之广在13州中仅次于扬、益；在战乱、灾荒影响下，全国人口明显减少，而凉州各郡减少数最小，敦煌一郡仅减少9195人[31]。这种评论在一定程度上说出河西经济区在东汉初、中期算得上安定，因此也算得上在发展的事实。 如果说西汉中期经济区内农业普遍起步是一个特点，那么东汉前中期都会性城市的起步又是一个特点。姑臧与敦煌从此成为天下名城。姑臧曾被匈奴称为盖臧城，西汉时为武威郡治。东汉时，“天下扰乱，唯河西独安，而姑臧为富邑，通货羌胡，市日四合”[32]。财货在此城大量的聚散，使此城的经济作用明显加重。官僚们都愿到这里作官，因为商业利润和税收可使他们大大中饱私囊，“不盈数月辄致丰积”[33]。明帝永平七年，章帝元和元年，朝廷两度为北匈奴置“合市”于姑臧。合市盛会，匈奴“驱牛马万余头来与汉贾客交易。诸王大人或前至，所在郡县为设官邸，赏赐待遇之”[34]。敦煌是两汉西塞所在，因此也是经营的重点。但东汉初期因北匈奴挟迫车师等西域政权进攻河西，一度造成敦煌的“城门昼闭”[35]。永平十二年后，朝廷使窦固、耿秉从酒泉、居延两路出兵，击败北匈奴，在伊吾设校尉，留吏士屯戍，敦煌又获得发展机会。此后，“胡商贩客，日款于塞下”[36]，而政府为恢复和充实敦煌，在以后20余年中反复诏令减除内陆郡国罪囚刑期，连同他们的家属发送敦煌“占著所在”[37]。此前此后，由于佛教的东传，经学的西渐，敦煌在作为外贸边关的同时，也成为河西人文荟萃的城市。这后一点也影响到后来河西经济区的历史。 上面说过，东汉中后期河西经济区在发展中出现较大的曲折，其中战乱带来的破坏是造曲折的主要原因。首先是安帝以后北匈奴屡次进犯使“河西大被其害”；而后是先零、沈氐等羌种对金城、张掖等地的进攻，尤其是金城战事旷日持久达数十年，战火所及过北地，达并州，连洛阳西北都感受到“不暂宁息”。安帝在位的前14年，政府征发的240多亿军费，用于“羌患”，且多半出自西北。随战争而起的劳役、灾荒使“并、凉二州遂虚耗”[38]。 除战争的破坏之外，朝廷因无力制远，早在国家初建时已打算改变西汉时积极经营河西的政策。这是经济区发展受到限制以致几乎中衰的基本原因。前前后后，东汉朝廷出现过两次“弃凉”之议。第一次在建武十一年，“朝臣以金城破羌以西途远多寇，议欲弃之”[39]，弃之不成，除形势不准许外，还有陇西太守马援的直言极谏。马援在上书中，反复阐述他军旅之次的所见所闻，如土地肥沃，灌溉便利，城池坚牢等，使朝廷改变初衷并下令先收拾金城一带残局，“诏武威太守，令悉还金城客民。归者三千余口，使各返旧邑”。而后马援又采取措施，“置长吏，缮城郭，起坞候，开导水田，劝以耕牧”，使金城郡再现“郡中乐业”气象。马援在挽救河西经济区上是有功劳的。后来朝廷对经济区东端的经营稍见加强，如和帝时再迁刑徒到金城一带，重修坞壁，“增广屯田，列屯夹河，合三十四部，其功垂立”[40]，但加强不到20年时间，到永初中因羌人再次进攻，上述举措又罢休了。第二次“弃凉”之议发生在永初四年，有人据羌人进攻加紧的趋势，建议大将军邓骘“徙边郡不能自存者入居三辅”[41]，邓骘也以“军役方费，事不相赡，欲弃凉州，并力北边，乃会公卿计议”[42]。郎中虞诩挺身而出力排众议，恳切陈述西汉开拓凉州“事履勤苦”，三辅为塞园陵不保，烈士武臣多出凉州等理由，指出河西在全国的举足轻重，“今羌胡不敢入居三辅，以凉州在后故也”[43]，最后推翻了放弃河西的提议，再次挽救了经济区。但是朝廷的勉力维持也达到极限。灵帝以后，酒泉、金城连续发生地震、泉涌、黄河泛滥，导致经济的衰退。而后黄巾起义爆发，又有边章、韩遂、马腾等军阀的割据，经济区的发展陷于停滞。 由巨大的曲折转入迅速恢复和再度发展是曹魏统一黄河流域以后。曹魏平定韩、马割据势力后，强化治理河西，选派有理民及经济建设经验的官吏担任州郡长吏，其中的张既、徐邈、皇甫隆、苏则、仓慈等在安定民生，招抚流亡，改善民族关系，改进生产技术，扩大商业贸易诸方面以认真务实而著称，他们在经济区发展上的政绩有口皆碑。以徐邈为例，他在明帝太和中出任凉州刺史时，面临着州内粮食严重短缺的问题。为此，他在恢复武威、酒泉池盐生产，以食盐交换羌民粮食的同时，大力开辟水田，招徕贫民佃耕。不几年做到了“家家丰足，仓库盈溢”[44]。徐邈还合理支配军费以外的闲散资金用于与西域的贸易。另如仓慈，他与徐邈同期，任敦煌太守，对战乱造成的弊端做了三方面的整顿，一是抑豪右，恤贫穷，减少“大姓侵小民”事情的发生；二是“随口割赋”，均平负担；三是保护西域商贾，鼓励他们来华贸易，“欲诣洛阳，为封过所，欲从郡还者，官为平取”[45]。通过整顿，敦煌一带出现新的生机。后来皇甫隆继任，进一步改变敦煌农业生产的面貌，推广耧犁和衍溉，“岁终率计，其所省庸力过半，得谷加五”[46]。 东汉至曹魏，河西经济区在曲折中发展速度有所减慢，但它的基础也因此趋于牢固，地主制经济带来的封建化程度的提高，著名城市兴起带来的商品经济活跃及消费水平的升高，这些都为它的重新崛起准备了条件。
三
北魏统一黄河流域前一个半世纪，河西经济区呈现初步繁荣。具体而言，是前凉及后来后凉、南凉、西凉、北凉分别统治河西时期创造出的自给自足局面。原因很简单，那就是割据政治要求经济给予相应的负载，为此政治又需在政策上提供保证，即使有时是劳民以逞的保证。当然，最重要的是力求做到地域内相对的安定。在这一点上前凉做得比较突出。 前凉的奠基人张轨有丰富的封建统治经验。他从西晋永宁元年为避“八王之乱”而效法窦融，在担任凉州刺史后，便采取一条以稳定求生存的方略，将“保宁河西”作为施政的基本出发点。在具体做法上，其一是先行平定长达20余年的鲜卑反晋及地方武装制命乡曲的活动，代之以王权政治，同时依靠河西著姓地主完善统治体系。其二，他鉴于中原战乱迫使大量人口“日月相继”流入河西的情况，积极做好安置工作，设立侨郡县，拨出无主土地，让他们安居乐业。其三，减轻域内农民的赋税负担，并开展劝课农桑的活动，增强自给自足的经济实力。通过这些，不仅使他很快“威著西州，化行河右”，而且使前凉初建便具有“历世绵远，国亦完富”的基础。[47] 上述保境安民的割据政策被其后五凉的统治者们仿效，产生了积极的影响。首先，积极安置流民使五凉时期经济区人口密度空前增加。粗略估计，在4至5世纪中期，因中原战乱频繁而“河西独安”，从关中、关东、江汉流域迁徙到河西的人口不下20万，它导致经济区内“土广民稀”的生态现象发生一定改变。尤其是武威、敦煌两郡，由于前凉、西凉两个汉族地主政权曾以它们为统治中心[48]，具有发达的人文，从前凉时起，土地和人口的比例明显发生变化。张骏时讨论“徙石造田，运土殖谷”[49]，事实上是讨论增加耕地面积。敦煌是距中原战乱最远的地方，为流人所企慕，又是学术文化和交通最发达的地方，因此安置流民也最多。其次，注意完善经济，增强实力的做法表现为比较适时应人的行政措施，如前凉中期的开放苑囿，假民公田，赈恤灾贫，南凉“置晋人于诸城，劝课农桑，以供军国之用”，西凉在阳关的“广田积谷，为东伐之资”[50]；北凉“蜀省百徭，专功南亩，明设科条，务尽地利”[51]。 因此，五凉时期河西经济区在可供投入开发的人力资源和开发的组织效能两个方面，比曹魏时期又有进步。反映在农业生产的效能上，一是尽可能提高农田产量。据反对张骏“治石田”的索孚言称，当时武威一带中田亩产可达3石，已与东汉时中原一带的亩产持平[52]。二是水利灌溉及生产技术备受重视。前凉时，仅敦煌郡内便兴修了北府、阳开等渠，姑臧城郊渠水由南向北蜿蜒流过，至北魏用兵河西时，这里仍一片流水潺潺，郁郁葱葱。相传张骏时因政通人和，武威至敦煌间的数百里走廊上发生“天雨麦”事，雨麦颗颗发芽结实。透过传说，不难找到水利与技术的印象。 就农业经济的结构讲，五凉时期沿袭了西汉创造的模式。不同的是小农农村经济已成为农业经济的主体。地方行政对其管理也更细致化，制度化。一是上计制度经常化。西晋亡国前，张轨曾多次遣使到洛阳和长安上计簿。二是土地的分配及使用考效也按惯常的封建程序进行。如前凉的开放囿苑与西凉的“分其田畴，资其耕稼”以及各政权都实行的劝课农桑，尤其是赋税征课，都是这方面的例证。小农农村之外，为适应农战并修，屯田经济仍持发展的势头。西凉在阳关、玉门关的屯田作为“广田积谷”之举，应该说是在汉代屯田基础上的发展。另外，适应农战要求，及时利用新占领地区的土地资源，建立权宜性的屯田经济，也是五凉发展农业的积极作法，如北凉围困南凉乐都城时，在城外搞“筑室返耕”[53]。农业经济结构中变化最大的是地主经济势力的增长。河西地主阶级从汉代以来，走过了其漫长的发展道路，而到五凉时期充分显示出其雄厚的势力和对割据政权的支持作用。东汉后期，其中坚势力的著姓地主已积累了相当的资产，所谓“大姓田地有余”[54]。五凉时期，其经济与政治势力进一步结合起来，不少人家成为割据政权的“股肱谋主”[55]，有的因此“势倾西土”。他们不仅田连阡陌，且门宗甚盛，宾客部曲成群[56]。有的表现出惊人的富有。如前凉时的氾固，一次赈济宗族，“推家财百万与寡弟妇，二百万与孤兄子”[57]。靠着富有他们可以用武装与物质显示政治倾向，如索嘏等就曾“起兵五千，运粟三万石”以配合张氏后裔反对后凉[58]。 小农经济和地主经济的发展，是河西经济区封建经济结构趋于合理、牢固的表现。它们是经济区内长期发生作用的生产力因素。 当然，作为分裂割据的五凉时期，战争与政治的动乱也时有发生，由此又往往带来人口的死亡流徙，转过来影响以至妨碍农业生产。如后凉吕光时，因暴政和战乱破坏了武威一带的经济，导致出姑臧严重的饥荒，“谷价踊贵，斗值五百，人相食，死者大半”[59]。河湟地区地区也因南、北二凉的战争发生过“连年不收，上下饥弊”的严重情况。但是，由于战乱多发生在政权更替之际，持续时间不太长，波及范围不很大，除死亡之外，流失的人口也仍在河西境内，因而造不成全局性影响。同时，新政权甫立，又会搞一番应急性的恢复，这就使五凉时期经济再生的频率加快，物质的生产及积蓄总量超过损耗及破坏的总量。 这一时期，经济区的农作物品种见于记载的有大麦、小麦、谷、瓜、果、蔬等，麦类中的“卢水麦”属优良品种[60]。武威、敦煌的瓜，张掖、酒泉的柰也很著名[61]。 农业之外是畜牧业。有人描述祁连山畜收业说： 山中冬温夏凉，宜收羊，乳酪浓好。夏泻酪，不用器物，刈草实其上不散。酥特好，酪一斛得升余酥。[62] 所以素有“乳酪养性”之说[63]。这一时期，又有新的畜牧民族入居河西，以鲜卑为主。汉晋之间入居河西的鲜卑不下十数支、数十部之众，被统称为“河西鲜卑”。他们的活动范围从金城北到湟水南，包括武威一带。鲜卑以外，匈奴余部如“赀虏”[64]和沮渠等，也散处在金城至酒泉的广大地域内。这些畜牧民族的聚会，不仅给经济区增添了新的生产力，而且随之开辟出武威东北，酒泉、张掖北边的新畜牧基地，形成新的畜牧业生产潜力。关于新畜牧基地内畜牧业繁荣兴旺的景象，后来的北魏统治者印象极深，魏军穿越河套进攻河西，一过黄河进入河西区域，便俘获到马、牛、羊、驼等战利品数十万头。此前追击柔然人，追至张掖水（弱水）后折向北边，沿途马、牛、羊满山遍野，返师时光马就带回100余万匹，杂畜则不可数计，“自是魏之民间马牛羊及毡皮为之价贱”[65]。这导致北魏畜产品跌价的牲畜，部分是经济区东北和北边新兴牧场所产。 除畜牧民族外，汉族也往往农牧兼营。特别是汉族地主，他们的田庄上牛马成群。如金城麴、游两家，谣谚说他们“牛羊不数头，南开朱门，北望青楼”[66]。 畜牧业的发达，丰富了经济区内人们的生活，也与农业的发达相辅相成，成为五凉政权存在的基础。尤其是马匹的大量繁殖，对军事有直接的意义。从前凉奠基时起，河西骑兵已扬名海内，被洛阳人称赞为“凉州大马，横行天下”。 五凉时期河西经济区初步繁荣的另一标志是货币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它也是张轨对河西历史的重要贡献之一。原来，从西汉末年王莽废五殊钱后，历经东汉，河西钱货不行长达二、三百年，民间以谷帛交易，以缣布为交换媒介，既不方便又很浪费。顺应经济发展的要求，张轨“立制准布用钱，钱遂大行，人赖其利”[67]。此后经济区内外的商业贸易出现新的活跃，西域的黄金也大量流入河西，“西胡致金胡瓶，皆拂蒜作奇状，并人高二枚”[68]。珍珠、白玉等奇珍异宝也成为达官贵人珍爱的物品。 商品货市经济的活跃使姑臧、敦煌等城市的作用更加明显。以姑臧为例，它不仅是前凉、后凉、南凉等政权的都城，也作为河西商业的中心，沟通东西经济联系。西域的火浣布、珍宝等物被运到这里，中原的丝绸也走私到这里，汇聚之后再由各地商贾转贩他地。而姑臧及其附近又织造印染碧缬布，连同大量农畜产品投入市场。 总之，河西经济区在五凉时期的初步繁荣表现是多方面的。作为历史发展的成果，它有某种特殊性，即它不是统一局面下的繁荣，反映的也只是个别边远地区在开发中的经济现象。但它却是在统一的国家先期开发基础上的繁荣，并且不久即被统一局面下更大的繁荣所替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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