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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魏晋时期繁花似锦的美学论著中，刘勰的《文心雕龙》堪称煌煌巨著。这部著作打的虽是“原道”、“宗经”、“征圣”的旗帜，但他的注意力却集中在对艺术美规律的探讨上，其中美的文学“体有六义”说，道前人所未道，颇有独创性。 刘勰认为，文学家应该以体现自然之道本质的“五经”为楷模，在创作中，务使作品达到“六义”要求。他说：“文能宗经，体有六义；一则情深而不诡，二则风清而不杂，三则事信而不诞，四则义直而不回，五则体约而不芜，六则文丽而不淫”。  刘勰与《文心雕龙》 这“六义”是宗经之文——亦即美的文学应该达到的境界。我们将“六义”所涉及的六个方面稍加归纳后即可知道，其中的“情深而不诡”和“事信而不诞”即美文学的真实律(真)，“风清而不杂”和“义直而不回”即美文学的功利律(善)，“体约而不芜”和“文丽而不淫”即美文学的美感律(美)。 所以，刘勰提出包含着真实律、功利律和美感律的“六义”，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魏晋时期人们对文学艺术本质特征的把握，已经取得明显的进展。这里稍为详细一点地介绍刘勰的美文学“六义”说，借以窥察魏晋时期美学发展之一斑。 一、美的文学“情深而不诡”、“事信而不诞”刘勰认为，“五经”(即《易))《书》《诗》《礼》和《春秋》)之“文”能“洞性灵之奥区”，其触动人灵魂之深，感发人情感之强，称得上“泰山遍雨、河润千里”者。  周易 “五经”之“文”之所以具有如此深沉的艺术感染力，最根本的因素在于其“真”。这“真”包含着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两部分内容。一方面为“隋深而不诡”，即作品抒情达意真挚深切，另一方面为“事信而不诞”，即作品叙事状物符合于生活逻辑。前者即“情真”，后者即“事信(真)”。 “情者文之经”，《文心雕龙》中的这句名言，体现了刘勰重视文学作品中情感因素的美学倾向。在他看来，文学家只有在情感的驱策下“为情而文”，将自己的真情实感熔铸进文学艺术形象中，这样的作品才会产生感人肺腑、催人泪下的力量。  《尚书》 因此，真挚深切的情感是创造美文学的基本因素。如果没有这种真挚深切的情感，故作无病呻吟，那只能制造出浅薄无聊的东西。 用刘勰的话说：“昔诗人什篇，为情而造文，辞人赋颂，为文而造情。何以明其然？盖风雅之兴，志思蓄愤，而吟咏情性，以讽其上，此为情而造文也。诸子之徒，心非郁陶，苟驰夸饰，鬻声钓世，此为文而造情也。故为情者要约而写真，为文者淫丽而烦滥。而后之作者，采滥忽真”。 刘勰在这里反来复去地强调感情真挚的重要性。他肯定“为情而造文”的“写真”的创作方向，认为感情真挚是《诗三百篇》获得成功的奥秘所在。同时，又批评“为文而造情”的“忽真”的创作道路，认为以华丽的词藻掩饰虚情假意，这是导致辞赋之作“繁采寡情，味之必厌”的根本原因。  《诗经》 刘勰认为，美的文学不仅要努力达到“情真”而且还要努力达到“事信(真)”。文学创作是形象思维，它是离不开想象、离不开虚构和夸张的。但在运用虚构和夸张手法时，却有一个符合或不符合艺术真实(真)的本质区别，或者说有一个符合或不符合“事信(真)”准则的本质区别。  北魏郑文公碑 在刘勰看来，“五经”中的一些文学作品以“壮辞”而“喻其真”，运用虚构和夸张手法塑造艺术形象相当成功：“自天地以降，豫入声貌，文辞所被，夸饰恒存。虽《诗》《书》雅言，风格训世，事必宜广。文亦过焉。是以言峻则嵩高极天，论狭则河不容舫，说多则子孙千亿，称少则民靡孑遗，襄陵举滔天之目，倒戈立漂杵之论。辞虽已甚，其义无害也”。但是文学史上也有一些作品，如两汉辞赋中的有些篇章，在运用虚构和夸张手法方面就属于败笔。  《魏晋南北朝》 前者(“五经”中文学作品)所以得到刘勰的肯定，是因为这些作者在加工生活素材时，正确地运用虚构和夸张手法，创造出来的艺术形象符合于生活中人与物、人与人的现实关系。所以文辞虽然“广”、“过”和“甚”，但是“其义无害”，完全符合美文学的“事信(真)”原则。  张芝《冠军帖》 后者，(两汉辞赋中有些作品)所以受到刘勰的批评，是因为这些作品违背生活逻辑、违背生活中人与物之间的现实关系，“此欲夸其威而饰其事，义睽刺也”，完全背离了文学创作的“事信(真)”要求。 二、美的文学“风清而不杂”和“义直而不回”刘勰认为，美文学还应该“风清而不杂”、“义直而不回”，具有纯正的教化内容和健康的思想倾向。不难看出，刘勰此论已经涉及文学创作的功利律问题。  《文心雕龙》（刘勰） 文学作品是主体(心)与客体(物)交融统一的产物。就诗的创作来说：“人禀七情，应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就赋的写作来说：“原夫登高之旨，盖睹物兴情”。  王羲之行书《快雪时晴帖》局部 总之，不论是诗抑或是赋，作品中均渗透着主体(心)对客体(物)的伦理判断和政治评价。试以诗歌创作为例，当大禹治水成功、社会生活趋向安定时，人们就写诗赞美大禹的功德，当夏帝太康道德败坏、国家政治日趋黑暗时，他的几个弟兄就写诗讽谏太康的失德。 可见，“顺美匡恶”，有俾于世风时俗，是古代诗歌创作的传统。所以刘勰说：“诗者，持也，持人情性。三百之蔽，义归无邪。持之为训，有符焉尔。”这里所谓的“三百之蔽，义归无邪”，事实上就是美文学“风清而不杂”、“义直而不回”功利原则的概述。  《礼记》 正因为《诗》一类文学作品包含着“义归无邪”的功利倾向。所以当它们以精神产品的形式进入审美领域时，对“上”(统治者)能发挥“风以动之”的讽谏作用，对“下”(黎民百姓)能产生“教以化之”的教化作用，从而对整个社会的道德风貌产生积极的建设性影响。 刘勰在肯定《诗》一类文学作品“义归无邪”，符合美文学风清而不杂”、“义直而不回”原则的同时，又对曾经充斥于魏晋文坛的“崇盛玄机之谈”的玄言诗以及泛滥于六朝诗苑的“俪采百字之偶，争价一句之奇”的形式主义诗作提出批评。  《文心雕龙》 这两类作品或“溺于玄风”，或“穷力追新”，思想倾向不健康，完全背离了文学“顺美匡恶”的功利原则，也完全丧失文学“风也，教也”的功利价值。 刘勰批评这类作品，同前面肯定《诗》三百篇，宗旨同一，即：一切文学创作必须遵循功利律，舍此别无它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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