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亡、现世性与人文主义

 　　从20世纪初至今,美国批判人文主义经历了三个重要的转向:首先是20世纪初欧文,白璧德的新人文主义,其次是20世纪中期莱昂纳尔。特里林的批判性自由人文主义,再次是20世纪末至本世纪初爱德华,赛义德的世俗人文主义。从总体上看,它们经历了从精英到世俗、从单一到复杂、从理论到实践、从学院研究到“学院溢出”的转变过程:白璧德的新人文主义倾向于古典和精英思想,主张用理性、适度和自律的人文主义来医治现代人盲目扩张和道德沦丧的症结;特里林虽然也看重人文主义的道德维度,却着力突出入陸的多样性和复杂性,认为批评的任务就是要召唤自由主义回到最为重要的多样性和可能性的想像;对于赛义德来说,人文主义的核心就是它的世俗观念。作为美国这个特殊共和国的公民,赛义德坚持把人文主义看成是民主的进程,它对所有阶级和背景的人开放,是一个无止境地揭露、发现、自我批评和解放的进程。美国批判人文主义经历这些转变,用赛义德的话来说,主要是因为人文主义的实践基础发生了变化,但是,另一不可忽视的方面,就是人文主义者自身的文化背景和文化身份也起了不可或缺的建构作用。这一点在赛义德身上表现得尤为突出。
　　
　　一、从流亡之思到现世关怀
　　
　　赛义德出生于耶路撒冷,在英国殖民统治及美国扩张时期就读于埃及开罗的英国学校和美国学校,50年代初赴美求学,先后进入普林斯顿大学和哈佛大学学习并获得博士学位,随后在哥伦比亚大学任职并晋升为英语文学和比较文学教授。赛义德的出身和经历让他始终有种“格格不入”的感觉:身为巴勒斯坦人,却手持美国护照;笃信英国国教,却与英国毫无联系;口操英语、法语,却混迹于讲阿拉伯语的人群之中。一句话,赛义德觉得自己“最好是浪迹各处,不要拥有房子,在哪里都永远不要有太多‘在家’的感觉”。”
　　对于赛义德来说,流亡既是不幸又是幸运的。在《知识分子论》中,他承认,“流亡是最悲惨的命运之一,人们常常将流亡的概念和麻风病人的恐怖联系在一起,即社会和道德上被遗弃的人”。流亡的经历不仅使巴勒斯坦人的精神和肉体饱受折磨,而且给流亡的个体和整个群落带来诸多负面影响。他这样形容其负面效应,“我们外在的或‘流亡’和‘疏离’的集体历史一直以来都极不成功,不仅日渐粗俗、邪恶,而且越来越怪异、去中心化和异化”。流亡使人们趋于内向。产生一种宗派冷漠态度,回避团体之外的人。由于与原有的地方完全割裂开来,流亡也就成了一种彻底隔离和移置的事实。这会产生一种拒绝改进、拒绝文化适应和共享的自恋式心理。他就此提出警告,“走向这样的极端,流亡就成了流亡的物神崇拜,成了断绝他或她与周遭一切联系和义务的习惯”。
　　赛义德本人更倾向于一种积极的态度:“流亡既会产生怨恨和遗憾,也会产生一种敏锐的洞察力。它留下的一切要么供人哀悼,要么可以用来提供一套不同的透视方法。从定义上看,流亡和记忆就几乎形影不离,因而一个人记住了什么样的过去又如何记忆过去就决定了他如何看待未来。”在他看来,流亡提供了一种批判的距离和观看事物的另类视点:同时具备过去与现在、他方和此地的双重视角。在《流亡之思》一文中,他指出,“大多数人主要知道一个文化、一个环境、一个家,流亡者至少知道两个;这种多重视野产生一种觉悟:对同时并发的维度的知觉:借用音乐的术语来说,这种知觉是对位的……流亡过着惯常秩序之外的生活。它是游牧的、去中心的,对位的”。正因如此,“二战”期间流亡土耳其的伟大的德国语文学家埃里克·奥尔巴赫成了赛义德的人文主义辞典中举足轻重的人物:赛义德不仅把他看作流亡中世俗批评的代表人物,而且把他当成文化标准化年代的文学现世性的维护者。赛义德尤其关注奧尔巴赫积极介入自身文化之外的某一文化或文学的人文主义传统,盛赞奥尔巴赫的鸿篇巨著《模仿》(Mimesis)是过去半个世纪里最伟大、最具影响力的人文主义文学著作。
　　现世性(worldliness)或者说世俗性(secularity),是赛义德人文主义批评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思想贯穿了他的一生和全部作品。早在《开始》(1975)一书中,赛义德就用人为的、世俗的、复数的“开始”(besinnings)来反对神圣的、神话的、单一的“源始”(origin),而在《世界、文本和批评家》中,他又对“世俗批评”作了进一步解释:“首先,我着眼于这个现世的和世俗的世界及由它产生的文本和某些作家(如斯威夫特、霍普金斯、康拉德、法农等)。他们都是关注日常生存境况、事件和权力体制之细节的典范。对于批评家来说,世俗世界的挑战在于阐释型或原创型理论的不可还原性、文化普遍性集合的不可简约性……其次,我着手处理当代批评理论的特殊问题,这些问题源于当代理论与世俗世界文本(和文本性)研究视点的对抗或对其的忽视。”如上所述,赛义德的现世性主要体现在文本和批评家两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