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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是近代著名来华者韦廉臣的夫人所著，记录了其1881年随韦廉臣从烟台到北京沿途的所见所闻和所感，展现了一幅在时代变迁的历史大视野中，十九世纪末中国北方社会生活的风情画卷。作者随丈夫在中国生活多年，能熟练使用中文，交际广泛、处世圆融，积极参加各种社会活动，协助韦廉臣之余，她用自己独特的西方女性的视角和细腻的笔力，书写中国下层百姓的日常生活和中国社会的世态风俗，为读者留下了大量的关于晚清中国社会的珍贵记忆。网站推广论坛 1887年，韦廉臣在上海创办同文书会，自任监办，是李提摩太的前任。同文书会后更名为广学会，为中国介绍、翻译、出版了大量近代西方书籍，对清代末期变法改良思潮的兴起，产生过重要影响。1889年，韦廉臣又创办了《万国公报》月刊，成为近代中国传播西方学术和西方政治思想的重要刊物。1890年，韦廉臣在烟台去世，享年61岁，葬于毓璜顶西侨公墓。但凡对中国近代史略知一二的读者都知道，以上提到的这些机构，在中国近代历史上都是名闻遐迩的。 相比于韦廉臣先生，夫人伊莎贝拉·韦廉臣虽然没有如此耀眼的光环，但她也绝非一名简单的家庭主妇。她在中国生活多年，能熟练使用中文，交际广泛、处世圆融，积极参加各种社会活动，协助韦廉臣先生之余，作为一名西方女性，她用自己独特的女性视角和细腻的情感体验，关注中国下层百姓的生活，特别是普通女性的生活。女性的特殊身份，可以让她进入大家闺秀的闺房，又可以自由地与村姑农妇拉家常。独特的角度、开阔的视野、丰富的经历、细致的描述，给我们展现出了一幅在时代交替的历史大视野之下中国北方社会生活的风情画卷，提供了大量鲜活、具体、生动、丰满的近代社会生活史资料。特别是对于中国女性缠足这一陋习所表现出的那种同情和悲悯，让人印象极为深刻。在近代西方人所撰写的大量对中国当时社会现状的描述作品中，以女性视野观察和分析中国现实的著作并不是很多。在我之前出版的翻译作品中，也没有这样的先例。 可以设想，在十九、二十世纪之交，因为各种缘由来到中国的西方人，对这片广袤而陌生的新世界充满了好奇和神往，自然会有让他们将这些兴奋和新奇留于纸上的冲动。但对于绝大多数的此类记录而言，是表面的、浅显的、概述化的，多有史实的陈述而少深入的思考。就如同我之前所翻译的“烟台开埠译丛”中的五部书，最大价值在于给现在的我们提供了大量之前未知的史实资料，丰富了我们对烟台开埠历史的知识性的认识，更像是一篇说明文或记叙文，抑或是一部资料汇编。 而摆在读者面前的这部书，则是用细腻的文笔，给我们描绘了一幅世纪交替、时代巨变时期的社会生活、民俗风情的工笔画，是一篇抒情文，也是一首散文诗。比如，在作者从潍县前往青州的途中，路上偶遇一位骑着毛驴回娘家的新媳妇，也就是两人在路上擦肩而过这么几秒钟的相互注视，作者不吝笔墨，足足对其描述了4页纸！就如同采用了绘画中的超写实技法，将新媳妇的那种既矜持又活泼、既娇羞又开朗的神态刻画得惟妙惟肖、跃然纸上。再比如，在作者到达潍县的时候，接受了当地一位贵妇人的邀请，前往其家中做客，受到了热情接待。作者对这个家庭奢华的环境、陈设、布置、饮食等进行了不厌其烦的详细描述，这种叙事风格，让我想起了曹雪芹在《红楼梦》中讲到刘姥姥初进大观园时，对大观园的壮观和贵族生活的奢华所描述的那段精彩文字。作为一名西方女性，她的观察和描述不一定准确，但足够细腻；不一定客观，但绝对真诚。这种风格作品的翻译，其难度要远远大于仅仅对史实的记录。在翻译的过程中，我如同精卫填海一般，一句一句、一段一段地艰难前行，经常是焦躁和快乐相伴，郁闷和欣喜同在。说实话，本书的翻译比我之前所翻译的任何一部书都要艰难。读者在阅读的过程中，如果没有体会到那种描述的细腻和观察的入微，那极有可能是我有限的文采没有足够表现出原作的精彩。 在一百多年的历史沧桑和大浪淘沙中，很多精彩细节我们都已有些陌生了，甚至是完全遗忘了，但在作者白描式的记录中，那些精彩穿越了时空，再一次展现在我们面前，因为同根同源，所以感受才能如此亲热。礼失而求诸于野，在人类文明发展的历程中，这并非个案。在莱州的沙河镇，作者目睹了一场葬礼，她不厌其烦地详细描述了整个葬礼的过程，让我们仿佛身临其境。还有作者对中国民间婚俗的描述，虽然并不一定准确和全面，但在她力所能及的认知范围内，给我们提供了一种新的视野和角度，深化了我们对这一民俗风情的理解。特别是在她进入直隶之后，对流行于这一地区的一种民间说唱艺术形式——莲花落的细致观察，难能可贵地记录了她听到的《王大娘探病》这首莲花落的唱词。《王大娘探病》是一首非常流行的莲花落，一百多年前流行，一百多年后的今天依然流行。作者所记录的唱词和今天所流行的唱词相比较，可以明显地看出，前者更加朴实、更加民间、更加原生态，现在流行的唱词，具有明显的历史雕饰的痕迹。这不就是一个民间文艺发展必由之路的鲜活样本吗？ 文| 陈海涛（有删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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