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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华锋、石海明：《科技兴军的逻辑》，国防科技大学出版社，2018.05） 在人工智能的江湖，悄然发生着一系列惊心动魄的事件。 1997年，国际象棋软件“深蓝”战胜世界冠军加里·卡斯帕罗夫。2011年，IBM人工智能“沃森”在著名智力问答节目中战胜历代冠军，获得100万美元的奖金。2012年，日本象棋软件Bonkras战胜日本“永世棋圣”米长邦雄。2013年，亚马逊自动无人驾驶飞机项目启动。2014年，全球首例人工智能文学创作项目启动。2015年，谷歌汽车自动驾驶技术开始实地试验。同年，IBM发布一款用于深度学习与类脑计算的低功耗神经形态芯片“真北”，寻求实现智能层次的超级脑。2016年，一个名为“Master”的神秘账号在多家网络围棋平台完胜了60名世界顶尖围棋高手。2017年，“阿尔法狗”（AlphaGo）对战职业围棋高手屡屡胜出。 展望未来，人工智能狂潮是否会以摧枯拉朽之势席卷一切？ 2021年，“东大机器人”考上日本东京大学。2045年，奇点（Singularity）来临，人工智能开始自我进化。2050年，类人机器人战胜足球世界冠军......无疑，人工智能正在飞速进化、在特定领域及特殊技能上超越人类。它真的会彻底取代人类，成为“人类的最后一个发明”吗？ 对于雷·库兹韦尔提出的人工智能“技术奇点”理论，背后是两个假设：其一，虽然不同于人脑的结构，但机器人的演进也可以在某一天拥有“类人智能”，这种智能与人类智能有许多相似的特征，甚至是“自我意识”也不例外；其二，按照计算机科技发展目前遵循的“摩尔定律”或别的规律，随着计算机科技的不断发展，终究有那么一天计算机的复杂度会达到和人类一个量级的水平，到那时，类人智能或超人智能就会从机器中自动涌现出来。 尽管库兹韦尔有关人工智能“技术奇点”的理论受到人们广泛质疑，但是作为国际竞争的新焦点，社会进步的加速器，经济发展的新引擎，军事变革的新杠杆，在机器学习、神经网络、大数据、资本市场等多重因素的激发下，人工智能目前呈现出跨界融合、人机协同、全维渗透的新态势。 尤其是在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创新驱动、变档换速的跃迁期，国防和军队建设亦进入智能主导，全域对抗的爆发期，人工智能以其独有的变革性元动因与时尚化新标签进入决策议题、专家视野及公众话题，迅速在全领域掀起多波次浪潮。 军事领域理应是对前沿科技感知最敏感的领域，因为自工业革命以来，战争已经由原来的人力驱动转向了科技驱动，五花八门的各种作战理论，都离不开对科技的关照，也正是在前沿科技的催生下，人类战争一路从自然中心战、机器中心战及网络中心战，演进到了今天的智能化时代，智能化战争、后人类战争等新概念开始逐渐进入我们的视野，冲刷着我们对战争的原有认知框架。 何为智能化战争？原点的追寻考验着我们的知识结构，更考验着我们的思维范式。回到智能这一最本源的概念，不难发现，一切并不简单。战国时期的思想家、教育家荀子在《荀子·正名》中就讲：“所以知之在人者，谓之知。知有所合，谓之智。所以能之在人者，谓之能。能有所合，谓之能。”辞海中说，“智力，通常叫‘智慧’。指人认识客观事物并运用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集中表现在反映客观事物的深刻、正确、完全程度上和应用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速度和质量上，往往通过观察、记忆、想象、思考、判断等表现出来。它在掌握人类知识经验和从事实践活动中发展，但又不等同于知识和实践。它是先天素质、社会历史遗产与教育的影响以及个人努力与实践多方面因素相互作用的产物。” “多元智能理论”的代表性人物，哈佛大学教育心理学家霍华德·加德纳说：“智能是在某种社会或文化环境的价值标准下，个体用以解决自己遇到的真正难题或生产及创造出有效产品所需要的能力。人类的智能包括七个范畴：语言、逻辑、空间、肢体运作、音乐、人际及内省。”其实，人的智能就是与环境交互的能力看，面对世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这种能力的培养与提升，需要人接受新的信息并从中不断学习，提炼出打有个体烙印的知识。这种过程是思维的过程，更是实践的过程。 人类因智慧而超越万物，自然有理由为智慧而击掌高歌：古代西方哲人曾自我标榜爱智慧，古代东方哲人断言智者不惑，甚至主张上智为间。说法不一，但对智慧的崇尚和礼拜溢于言表。个体智慧穿越了人类文明时空几千年，从毕达哥拉斯定理，到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再到今日号令万邦的科学技术，正是这些大师们杰出智慧的结晶。如今，伴随着生物交叉技术与人工智能的飞速发展，后人类社会扑面而来，在军事领域如何应对挑战，前瞻布局，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不可回避也无法回避的难题。 日本学者松尾丰在其《人工智能狂潮：机器人会超越人类吗?》中曾扼腕叹息：日本因为“第五代计算机计划”受挫而将“王冠”拱手让给了美国硅谷，从而错失了一个时代。如今，面对人工智能与生物交叉技术合力形塑的后人类时代，我国是否迎来了“逆袭”的可能性？着力布局“互联网+”、“生物交叉技术+”及“人工智能+”，是否会给我国经济、工业与国防建设插上腾飞的翅膀？ 面对新生事物，惟有创新的思维才能应对挑战。对此，历史给我们提供了清晰的指引。当米切尔在思考飞机的军事应用价值时，墨守成规者却一如既往地投之于冷笑。当杜黑进一步指出飞机的战略价值而创立《制空权》时，反对者引经据典加以驳斥。20世纪30年代，当英美军事保守主义者都反对将坦克引入军队时，德国却创立了合同战术，最后用闪电战震惊了世界。同盟国在欧洲和太平洋战场经历了血与火的洗礼后，才领悟到机械化地面部队、轰炸机和战斗机一体化的威力。
应该说，在科学探索向极宏观、极微观和极复杂三个维度的延展中，人类熟悉了浩瀚的宇宙，洞察了显微的世界，并在复杂性的认知领域不断披荆斩棘，将目光锁定在人脑，试图揭开这个最神秘莫测的智慧枢纽。由此可见，人工智能在今天走到了镁光灯下，从科技创新史的角度而言不无道理。毕竟，在人类的所有探索中，心智之谜最扣人心弦，大脑之诀最引人注目，在这个复杂性逼近极限的领域，任何细微的进展都难免让人心潮澎湃，都激发人们期许未来。
然而，我们又不得不说，人工智能领域的探索才刚刚起步，相关应用性研究与基础性研究还不对称。19世纪美国物理学家罗兰曾说过一句刺耳的话： “假如我们停止科学的进步而只留意科学的应用，我们很快就会退化成中国人那样，多少代人以来他们都没有什么进步，因为他们没有追问过他们所做事情中的原理。……中国人已经远远落后于世界的进步，以至于我们现在只将这个所有民族中最古老、人口最多的民族当成野蛮人。”
任何一支军队，任何一个民族都不能与基础科学发展的趋势逆向而行。面对人工智能与未来战争的新时代，要赢得未来，我们不妨再重温下意大利军事天才杜黑的名言： “胜利总向那些预见战争特性变化的人微笑，而不会向那些等待变化发生后才去适应的人微笑。在战争样式迅速变化的时代，谁敢于先走新路，谁就能获得用新战争手段克服旧战争手段所带来的无可估量的利益。”
（曾华锋、石海明：《科技兴军的逻辑》，国防科技大学出版社，2018.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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