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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清查户部银库当中有925万两白银不翼而飞，首席军机大臣穆彰阿长期主管户部银库，清流党人必欲除之而后快，奏请彻查追责。道光皇帝接到奏报后，发现朝廷竟然处在破产的边缘，惊讶得说不出话来。此时的道光皇帝已经六十一岁高龄了，他是中国历史出了名的节俭，节俭到了对自己吝啬的地步，为了节省银两，道光皇帝严格控制自己的口腹之欲。据说，道光皇帝听说购买汤粉的费用高昂，就放弃了这道自己偏爱的小吃。皇后生日庆宴，他只准宰两头猪来庆祝，竟然还用打卤面来招待群臣。道光皇帝还可能是中国古代唯一一位穿着打着补丁的龙袍的皇帝。 他这么做的目的就是为了省钱，道光朝最大的内忧就是财政问题。之前蔓延了三年的鸦片战争耗费军费2500万两白银，清政府向英国赔款2100万两银元分四年交清，这都给清朝的财政雪上加霜。当时的黄河也过来捣乱，1841年夏天，黄河在河南祥符决口，1842年夏天，黄河在江苏桃园决口，朝廷堵决口赈灾民，有投进去2000多万两白银，以上这些还都算是额外开支，粮饷俸禄、土木工程等等常规开支每年在4000万两左右，朝廷开支的压力贯穿道光皇帝的执政生涯，如影相随，他只能做到日夜勤勉执政、能省则省。但是令道光皇帝沮丧的是，即便是如此朝廷还是入不敷出，就在道光皇帝为了筹措鸦片战争的赔款和黄河水灾救济焦头烂额的时候，又爆出国库亏空将近1000万两的丑闻，他是欲哭无泪，在道光皇帝看来，自己这个皇帝是合格的，那么问题只会出在不合格的大臣们身上了，道光皇帝认为国库亏空是大臣们倦怠失职乃至贪污腐败的结果。  于是，道光皇帝指派定郡王载铨、穆彰阿、敬征、裕诚、赛尚阿组成专案组，调查银库亏空的原因，追究责任。专案组发现道光年间，银库五次的查库纪录原始文抄不见了，显然有人想把银库的黑水搅得更浑，任何案件只要办案人员想查，方法总比困难多，天下没有查不清的案子，只有不想查清的办案人员。  专案组领衔的定郡王载铨，恰巧是一个一心查案的人，载铨出身于乾隆皇帝早逝的长子一脉，是年长的宗室晚辈，道光皇帝多次委派他办案查案，载铨磨炼出了高超的办案能力，且经验丰富。更重要的是，载铨对穆彰阿的妥协求和、把持朝政的做派也相当不满，对祖传的江山被割让给了蛮夷英国，自家的银库白银神秘消失也感到痛心疾首，因此载铨下定决心，要把国库亏空查个水落石出。 载铨调查的初步结论是，有人偷盗了国库白银，但并非是某一人所偷，也并非是短期作案。至于案犯，载铨基本上锁定银库的库丁，巨大亏空是库丁经验累月盗银所致，惩办库丁不是载铨的目的，既然库丁长年累月偷盗官银，那么监管和查库的官员肯定是有责任的。载铨的厉害之处就在于，他在初步调查结论的后面附上了自嘉庆五年起到道光二十三年之间的历任户部银库司员、查库御史的名单。  那么库丁何以在严密的监管之下偷盗库银呢？为了保证官银的安全，朝廷制定了严格的管理制度，银库设置管库侍郎、郎中、员外郎和司库等多人负责日常管理工作，委派御史定期稽查，此外还不定期的选派“查库王大臣”随时查验国库，应该说银库的监管制度是完备的。在实际操作上，银两的验收、搬运、存储由12名库丁完成，官员们无权进入银库，只有库丁才能进入银库劳作。为了防止库丁偷盗白银，库丁进入银库无论寒暑都必须脱得一丝不挂，入库后穿上统一发放的工作服，劳作完毕再光溜溜出来接受检查。检查时，库丁要平伸双臂露出两肋，双腿微蹲，然后抬臂拍手，跨过一个板凳，跨越的时候还要张嘴学鹅叫，这一套动作是为了表明自己的体内、腋下、嘴里、手中都没有夹带白银。 库丁们利用一些陋规带来巨大的灰色收入，比如外省解饷到国库，每一万两银子，需要附加解费六十两，这笔千分之六的的灰色收入就是由银库官吏和库丁们分润。此外，银库装白银的麻袋是刷砂浆特制的，每条麻袋重十五两，这样每出库一千两白银，就可以赚到十五两的差价。最赚钱的还不是这些，而是利用银两的标准不同赚取差价，清朝国库的库平银一千两比北京的京平银要多三十六两，而各个衙门每月是按照库平银的标准领取的饷银，但是发放的时候却是按照京平银的标准发放的，这样一千两白银出库，就能落下三十六两的利润。 此外库丁们可以在收银环节弄虚作假，这就类似于本案起因张诚保那般的与外人串通一气少收银两，或者将成色不足的银子收入库中，比如将六七百两甚至是四五百两的银子当作一千两来入库，上述种种表明，库丁在劳作的各个环节都可以中饱私囊，这个差使肥的流油，朝野公认库丁是杂役当中最肥的差使，三年任期役满，可以落下三四万两利润，同理，户部所有官员当中，银库郎中是最肥的职位，三年一任，任满能落下二十多万两利润，就是廉洁自律的也能分到十万两的灰色收入，官吏库丁们趋之若鹜，分享着丰厚的收益之余，结成了牢不可破的利益同盟。知晓了库丁们的生财之道，我们也就明白了为什么银库里的银子会不翼而飞了。  定郡王载铨把查案结果上奏道光皇帝，等待皇帝定夺。道光皇帝决心向贪腐宣战，下令抓捕历任库丁审讯。严令步军统领、顺天府五城各衙门抓紧抓人，接着道光皇帝下了一道狠诏“经手及验看银两的库丁、银匠一律处斩，妻妾子孙发往新疆给官兵为奴；在库外当差的栅栏库丁及银库皂吏等人一律处绞，妻妾子孙均流放两千里安置”。道光皇帝的杀手锏则是针对失职、渎职的官员的，道光下令“将历任国库管库司员、查库御史等人查明登记造册，逐一筛别。逐一治罪”。  道光皇帝下令自嘉庆五年起至道光二十三年的四十三年间历任银库职官、查库官员各按在任时间长短赔偿国库亏空，标准是“库官、御史每月赔银一千两两百两，管库大臣每月赔银五百两，查库大臣每次赔银六千两，已故官员按减半标准由子孙赔偿”。道光皇帝此举看似苛刻，却是清朝中期开始的固定制度，称之为“追赔”。雍正皇帝是追赔制度的创始人，雍正认为经济犯罪的根源在于官员贪利，而官员贪财好利的目的是为了子孙和亲属聚敛财富，创造更好的生活，因此对贪官及家属要痛下杀手，从根子上遏制贪官贪腐的念头。雍正皇帝制定的追偿制度，“要把贪官追到水尽山穷处，毕竟叫他子孙做个穷人，方符朕意”。追赔制度使得清朝的贪腐案件做到了惩治有律例，追赃无穷期。追赔制度的内容很多，包括抄没家产罚入官库，勒令相关官员分担赔偿责任等等，而其中最主要。也最令人深刻的，就是子子孙孙都要承担祖辈贪腐的赔偿责任。  道光皇帝为了尽量弥补国库的空虚，对官员追赔相当严厉。经查，案发期间一共有三百二十一位官员担任过户部库官或查库官员，按照上述标准列明清单的多数官员的赔偿金额在一万两上下，而穆彰阿担任管库大臣时间最长，要赔偿十一万两。但是，无论是潘世恩还是载铨，都不是为了让他赔钱，他们想借此案扳倒穆彰阿。载铨上奏官员清单时就建议，凡担任过管库大臣的现任官员，理应照“溺职罪”革职，由于自己也担任过管库大臣，载铨自请处分革去郡王爵位，显示出了极高的姿态。舆情汹汹，道光皇帝不得不讲穆彰阿等人革职，随即却以“惟事阅多年，官非一任”为由，改为革职留任。穆彰阿的处置决定导致所有涉案的现职官员一概革职留任。各个官员的赔偿勒限缴完，由宗人府和刑部具体负责追缴，这是清朝自雍正以后，最大规模的追缴行动，这一项国库就弥补了两百万两左右的亏空。  难道大清朝的官员都是贪官污吏吗？抱着这个疑问，道光皇帝亲自审问了库吏，到底有没有官员，没有收受陋规，库吏说，有“一个半”。这“一个半”中的一个，指的是监察御史骆秉章，他不但自己没有接受贿赂嘱托的银两，其仆隶也丝毫没有接受钱财。那“半个”说的是监察御史周春祺，他拒绝了贿赂请托的白银，但是他的仆人却私下收取了银库的钱财。道光皇帝准备诏见这两人，可惜周春祺已病逝。骆秉章是广东花县人，道光十二年的进士，道光皇帝对骆秉章的自尊自爱、刚正不阿大为赞赏，骆秉章很快就外放地方布政使，历任湖北、湖南巡抚、四川总督，死后追赠太子太傅，谥号文忠。骆秉章与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人并称“晚清八大名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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