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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人说蝙蝠是“怀念”和“挽留”,前者指向被激活的生命履历和历史记忆,后者昭示出在诗人欲继续向着“高处”和“圣地”翩然远举时,正是生存本身一把拉住了诗歌,提示它所应具有的盘诘、缠绕、容留“不洁”的语言载力。与那些代表高雅、恬适、飞升的诗歌空洞能指熟语睹如蝴蝶、鸽子、天鹅、夜莺、仙鹤……它们完全可以彼此“飞来飞去”地任意替换,而不影响诗歌意味的同一和统一性。相比,蝙蝠在此是不可公度、难以“除尽”的余数,它既具有丰富的语象繁殖活力,又随时返回自身而不被替代、稀释掉,成为诗人难言的互否着的一个心结(或日灵魂深处的“结石”)。与前期创作相比,我们会明显发现西川诗中主体形象的变异。 变化的急迫感,使诗人从我内部挖掘出“另一个我”来承担新的写作使命。如果对现代主义诗人如叶芝等人,其倡导的“面具写作”理论更多是为了增加诗歌内部的丰富,和戏剧化表现力的话,对西川而言,还特别地包含了更具体的汰沥旧我,更新书写姿势和向度的意义。类似的意向,显赫地出现在西川《衣服》、《坐在我对面的人》、《写在三十岁》、《虚构的家谱》、《从一场漾漾细雨开始》、《长期以来》等。在这些诗中,“另一个我”站在哪一方?他站在分裂的焦点上,他体味这疼痛,也体味着澄清真相的骄傲。这是矛盾,是悖谬,是尴尬,也是清醒,是举目皆见的“真相”,也是无法穿透的“真理”,是逻辑中的“反常”,却是生存经验中无法回避的“正常”。在《反常》一诗中,西川写道: 最具视觉功夫的人竟然是个瞎子/如果荷马不是瞎子,那创造了荷马的人必是瞎子//最瘦削的人后来变成了方面大耳/释迦牟尼什么时候胖过,却被塑造成那般模样?//最博学淹通的人却要绝圣弃智/庄周偏不告诉我们他如何在家乡勤学苦练,最终疾雷破山//最懂艺术的人只允许自己偶然吟哦/柏拉图背诵着萨福的诗歌,销毁诗人们的户口,在理想国//最不该卿卿我我的人常驻温柔之乡/仓央嘉措每每半夜出门,用一卷情歌烧毁了自己的宝座//最讲究情感的人也有不耐烦的时候/卢梭把他的孩子们统统送进了孤儿院,并且仍然大谈情感//最称道酒神精神的人,尼采,尼采/酒神的最后一个儿子,滴酒不沾,却也在魏玛疯疯癫癫 “反常”么?对于那些相信预设“真理”、“圣者”和“正典”甚于信任生存经验和独立思考的人来说,诗人这里表达的一切岂止“反常”,而且僭妄、疯狂。因为真理、圣者和正典的最高和首要法则就是“非矛盾律”,并且享有不被质疑、甚至不被理解而只需遵奉的权力。它们同时来源于人类的理想和人类的弱点。它们是按照人类对庄严正剧的“剧本期待”,来设置可供崇奉的巨型卡理斯玛(Charisma)角色的,其中密布着可疑的“印象整饰”(即欧文·戈夫曼所说的Impression Management)和“应然”的情境定义。然而,我们不要忘了,人类真实的生存体验与灵魂内部最直接的现实不是“非矛盾律”而是“矛盾”。在西川笔下,真理、圣者和正典不再根源于先验的永恒意义,诗人不再使自己的译解活动成为对先验结构的卑屈模仿,和对先行设定不容分辩的真理的意义透支。因为货真价实的“成人写作”(而非儿童暴力和青春期写作)不是提取早已置入“结构”的意义,不是形而上学的在场,而是生存的血肉之躯和个人灵魂的“在场”。 值得注意的是,此诗中揭示出的矛盾和逻辑裂缝,并不意味着诗人要“以反为正”,要“颠覆”什么真理和正典。西川希望自己成为真正能独立思考和体验的人,而不是以自身的浅薄将一切都“解构”为“浅薄”(一种还算有趣的游戏),或硬着青春的头皮喧嚷自己与一切“断裂”(一种完全无趣的骗局),更不是将人降为“裸猿”然后 来嘲弄站立者。他的一门心思是要揭示出表面上严格、稳定、和谐的观念的内在矛盾和紧张态势,使它们“问题化”而不是“结论化”。在诗人笔下,依然有着逻辑(或称之为“亚逻辑”“伪逻辑”),但这种逻辑不再局限于“不是……就是”、“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减缩逻辑,而是“增补逻辑”,“即是……又是”“亦此亦彼”。二元逻辑的基本守则是同一律(A=A),以及由此衍化的排斥律(A≠-A),而增补逻辑则展示了差别的原则,它强调“既是A又是非A,还可能是生成性的B、C、X……”,如此等等。我们看到,诗中所举出的大人物与事件,其头顶上的光环既有许多是被后来的人们硬性附加上,以之作为石头用来砸人的;也有许多是人物自身的固有矛盾真实性带来的。就后者而言,这些人与事竟也不失可爱与可信,值得我们重新认识和命名。所以,诗人的反讽芒刺同时指向了后来浅陋的注释者及盲信者,卡理斯玛型人物自身,还指向了过去的天真的自己。 在西川此阶段的大量诗中,其文本在表象的、经验的段落和整体的有机的知识性引申之间达成了“蛮横”的平衡,以不可公度的悖论的“晦涩”,破除可公度的常识迷思。他守护着生存和生命以如其所是的“问题”的形式存在,在此,诗中的晦涩以其坚硬的“封闭性”,成为不可除尽无法通约,但又冲撞人心的那个生存中的“余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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