宜昌宗教面面观（58）

五十八、古佛寺的前身（中）

 

 仇富心理，就是当一些人张扬炫富于世之时，人们对他这种人、特别是一夜暴富者所表现出的一种怀疑、迁怒、嫉妒、蔑视、不屑、愤懑、仇恨等复杂的心理状态。现在一提到仇富，国人首先想到的往往是权钱交易、贪污腐败，滥用职权，贫富分化、为富不仁。于是有人把这种仇富现象说成是“我们这个民族的劣根性”。殊不知，平均主义本来就是我们这个民族、乃至共产主义的最高追求。于是才有仇富的情结。“劫富济贫”是绿林好汉的口号，“等贵贱，均贫富”是农民起义军打出的旗帜，“打土豪，分田地”是我党之所以胜利的根本所在，

按照陈大厚的说法：“当时公安局认为有油水可捞，以‘煽惑群众，籍道敛财’的罪名将我父亲逮捕，更可笑的是，一些警士用绳子、杠子把这尊‘灵菩萨’也同时‘绑架入狱’一时间满城风雨，议论纷纷，成为全城第一大新闻。”而超明在他所写的那篇：“宜昌佛教的变迁”一文中则写得很清楚：“古佛寺在珍珠岭，建于民国十五六年（公元1926-1927年）间，原来是由陈姓将武圣宫的一尊古佛，移于通惠路（解放路）搭盖的一间草棚内，一时传说菩萨很灵，来烧香求神治病的人连路不断。当时通惠路是宜昌新辟的一条马路，驻军杨森部队认为有碍观瞻，下令迁走”。这就是陈汉卿锒铛入狱的原因，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扰乱社会治安”。

在《宜昌人物志》中可以找到对超明法师的相关介绍：“超明（1903～1984年），俗名郑祖元，当阳人。祖辈以务农为业，家境贫寒，郑幼时只读书一年，民国元年（公元1912年）到荆州如来庵拜佛根为师，取名法纯。民国十年（公元1921年）在当阳玉泉寺正式出家，法名演兴，号超明。翌年在远安庆寿寺受戒，嗣后相继在玉泉寺毗庐殿、宜昌普济寺、沙市章华寺、江口九莲庵、大通莲花寺居住。民国十五到二十一年先后到荆州、枝江、上海、宁波、杭州、苏州、北京、青岛等地寺庙听经、游方和挂单。民国二十二年（公元1933年）4月任宜昌慈云上院管堂、古佛寺住持。”

介绍中也介绍了超明解放前的主要情况：“民国二十三到二十四年先后应邀任玉泉寺和四川峨眉山开导师。民国二十五年（公元1936年）在宜昌创办佛教小学。民国二十七年（公元1938年）8月在古佛寺主持为期100天的华严法会，翌年又主持‘祈祷世界和平法会’。民国二十九年4月到玉泉寺任开导师，接任方丈；5月回宜，请本一法师在居士林（位于肖家巷）讲经，法会未结束，日军侵宜，即避难重庆北碚藏理院任知僧及图书管理员。抗战胜利后回宜昌，修复古佛寺并任方丈，直至宜昌解放。”

解放后超明的表现依然很优秀：“1949年10月，超明带领僧尼筹划生产自救，创办僧伽织布厂，自任厂长兼保管；1953年又开办大雄棉织厂。次年两厂合并为佛教生产组，1956年与同行业进入合作社，为宜昌市棉织一社。1949年11月，宜昌市成立佛教会，超明被选为副理事长；1951年12月当选为宜昌市佛会行委会副主任；1956年12月任宜昌市佛教协会筹委会会长；次年赴京参加中国佛协二届全会；1961年以后的3年自然灾害期间，带领部分僧尼到郊区开荒种地，从事农业生产。超明终身致力于佛教事业，曾任中国佛教理事、湖北省佛协筹备会主任、省佛协副会长及宜昌市佛协筹委会会长，历任市第一至五届人大代表、省政协第二至五届委员、市政协第一至六届委员和第七届常委等职。1984年圆寂，享年81岁。”

从当阳玉泉寺的介绍也可以看出他们对超明法师的尊敬：“玉泉寺自智额法师开创后，高僧辈出，唐代有高僧神秀、一行、神会；宋代的慕容、务本法师；元代有藏山、钟山法师；明代有常镇、无寂法师；清代有莲月法师；近代有祖印法师；建国后有尘空、超明法师，他们在玉泉寺讲经说法，对佛教文化作出了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