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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教育、医疗等公共资源的空间错配是超大城市功能失衡的重要原因，应以公共资源的空间再配置来引导产业和人口疏解】 □卓贤 陈奥运
本文利用街道人口和地理信息数据，比较了北京、上海、东京和纽约内部的人口空间结构。研究发现，北京和上海人口分布呈现“内极密外极疏”的时空失衡特征，即中心城区拥挤效应高于东京和纽约，居间和外围区域集聚效应不足，昼夜人口差异大，在整体人口密度不太高的情况下，产生较为严重的城市病。我们认为，土地、教育、医疗等公共资源的空间错配是超大城市功能失衡的重要原因，应以公共资源的空间再配置来引导产业和人口疏解。
都市圈的密与疏
本文设计了“中心—半径”的标准化统计方法，运用地理信息软件ArcGIS分别确定天安门广场、上海市政府、东京银座、纽约帝国大厦为四个都市圈的中心，测算半径0-50km范围内各圈层的人口规模和密度。本文将半径0-10km的区域定义为中心城区，半径10-30km范围为居间区域，半径30-50km范围为外围区域。此空间统计框架克服了不规则行政区的不可比性，可按相同口径比较各城市人口分布。 1.在中心城区，北京和上海常住人口密度远高于东京和纽约。在0-10km的半径范围，北京和上海人口密度为2.07万人/km2和2.56万人/km2，每平方公里分别高出东京7421和1.24万人、高出纽约7539和1.25万人（如图所示）。其中，在0-5km最核心区域内，上海常住人口密度高达3.67万人/km2，比纽约（2.66万人/km2）高出10041人/km2；北京（2.02万人/km2）虽低于纽约，但仍接近东京（1.08万人/km2）的两倍。在总人口增长较快的背景下，2000-2015年北京和上海0-5km半径范围的常住人口略有下降，显示出中心城区密度已达峰值，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承载力出现饱和。 2.在居间区域，北京和上海常住人口密度出现剧降。在半径10-30km的居间区域，四大都市圈的常住人口密度都出现一定幅度下降，但北京和上海的下降幅度远甚于东京和纽约。与半径5-10km相比，北京和上海在半径10-20km圈km2以上，东京和纽约只分别下降1734人/km2和3272人/km2，东京人口密度从中心城区的末位跃居此圈层第一，反超北京和上海。到半径20-30km圈层，北京和上海人口密度已下降为东京的30%和42%，尤其是北京，比郊区化蔓延的纽约还要低432人/km2。四大都市圈中，东京居间区域人口密度的下降最为平缓。从动态来看，2000-2015年，北京和上海的居间区域常住人口分别增长458万人和491万人，是人口增长主要来源（分别占总新增人口60%和64%），但目前其集聚程度仍明显偏低。 3.在外围区域，北京和上海都市圈常住人口密度继续明显下降。在半径30-50km外围区域，除东京外，其他三大都市圈人口密度均km2）分别是上海（1516人/km2）、北京（840人/km2）和纽约（867人/km2）的1.8倍、3.3倍和3.2倍。相比中心城区和居间区域，东京30-50km的外围区域人口增长速度更快。在东京大都市圈1200万就业人口中，有900万工作岗位在东京23区之外的郊区。相比之下，2000-2015年，北京和上海外围区
都市圈的白天与黑夜
对四大都市圈常住人口的分析，实际上考察的是夜间人口。我们根据以下三部分估算一个地区的白天人口：（1）就业人口，包括本地就业人口和跨区就业人口；（2）就学人口，包括就近入学人口和跨区入学人口；（3）居家人口，包括学龄前儿童、退休老人和失业人口。相比夜间人口，北京和上海白天人口的空间分布更加失衡，“内极密外极疏”的特征更为明显，职住分离问题较为突出。 在中心城区，北京和上海的白天人口密度远高于其常住人口密度，与东京和纽约中心城区相当。在0-10km的半径范围，北京和上海的白天人口分别为538万人和765万人，比各自夜间常住人口高出136万人和197万人。在0-5km的最核心区域内，上海白天人口密度达到3.91万人/km2，不但比其km2，也比东京（3.65万人/km2）和纽约（3.65万人/km2）都高出约2600人/km2；北京（3.22万人/km2）虽低于东京和纽约，但比自身夜间人口密度仍高出约1万人/km2。在5-10km的半径范围，上海和北京的白天人口密度降为1.94万人/km2和1.21万人/km2，虽低于东京（2.12万人/km2），但都明显高于纽约（0.94万人/km2）。 在居间区域，北京和上海白天人口密度剧烈下降。四大都市圈居间区域的白天人口密度都出现明显下降，但北京和上海下降得更为剧烈。在10-20km半径范围，东京和纽约白天人口密度分别下降到1.0万人/km2和0.70万人/km2，北京下降到0.64万人/km2，而上海（0.52万人/km2）从中心城区密度最高下降到此圈层最低。到了20-30km半径范围，北京和上海白天人口密度进一步下降到0.22万人/km2和0.27km2）km2）一半左右的水平。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依托东京中心城区的企业总部职能，东京企业的日常事务管理职能部门逐渐向新城市开发区集聚。但北京和上海在居间区域的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度明显不足，吸纳较多人就业的“服务业次中心”尚未形成。 在外围区域，北京和上海白天人口密度进一步下降，且明显低于夜间常住人口。在30-50km半径范围，北京和上海白天人口密度分km2，比其夜间人口少了60万人和55万人，形成了较为明显的“睡城区”。东京外围区域的白天人口密度（2419人/km2）远高于北京和上海，这归因于过去几十年日本电子企业成品的大规模生产转向都市圈外围区域。而在美国，便捷的物流网使得工业去中心化成为可能，最为工业化的地区是乡村和小城市。因此纽约都市圈外围区域的人口密度（739人/km2）虽不及北京和上海，但其白天人口反而高于夜间人口，就业和居住实现相对平衡。 为综合评判四大都市圈的职住分离程度，我们设计了“加权的昼夜人口偏离度”。根据该指标，东京都市圈职住分离程度（0.27）最严重，上海（0.20）超过纽约（0.19），北京由于居间区域昼夜人口较为平衡，其职住分离程度（0.14）在四大都市圈中相对较低。根据测算，在50km半径范围内，即便是职住分离程度相对较轻的北京，每天也有约300万人为了就业和就学需要跨圈层奔波，而上海每日跨圈层移动的人口更是达到了485万。 昼夜人口差异和职住分离程度的提高，不仅加剧交通拥堵和汽车尾气排放，在某种意义上也不利于城市创新功能的发挥。如果职住一体化程度较高，本地通勤者下班后有更多时间从事社交活动，有利于激发信息分享和交流互动；与此相反，远距离跨圈层通勤者下班后参加社交活动的概率下降，其社会网络的潜在信息节点活跃度不高，不利于知识的溢出。 （作者单位分别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展部和北京交通大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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