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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大学艺术学院，师从陈振濂先生，攻读书法博士，2013年毕业，获博士学位。现为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广西书法家协会理事，广西书法家协会学术委员会副主任。  篆书李白诗 2017  隶书杜甫诗 2017  楷书康有为广艺舟双楫节录 2017  楷书临爨宝子碑 2017  行书杜牧诗 2015  行书裴迪诗 2015  行书孟浩然诗 2013  行草书司空曙诗 2015  草书杜审言诗 2017  草书杜牧诗 2016  草书李白诗 2016 论生宣纸的发展历程及其对清代书风的影响 文/韦渊 在探究绘画风气变化的原因时，王月强先生指出：“人们往往从社会文化背景，时代的审美趣味及艺术表现形式自身等因素来说明绘画风气变化的原因，而忽视纸笔等基本工具材料对绘画风气变化的影响。实际上，绘画风气的变迁也是在材料的变迁中慢慢发展的。”[1]在这方面，清代书法风气变化的原因恰恰与中国绘画相似。清代末期，生宣纸和长锋羊毫笔的大量应用就对唐楷及帖学书风的式微和碑学的兴起产生了举足轻重的影响。 一、清中期以前的熟纸书写传统 清中期以前，书写用纸一般以熟纸为主。 从现在出土的实物资料来看，我国早在西汉时就已发明了以麻纤维制造的纸。1990年至1992年，在敦煌悬泉置遗址出土的460片汉代至魏晋时期的麻纸残片，其中写有文字的残片共10件。写有文字的“悬泉置纸”均为淀粉施胶或淀粉滑石粉涂布的加工纸，表面光滑。而没有文字的残片均以麻为原料，纸张较厚,表面粗糙, 纤维分布不均。说明西汉时期，纸已经分为生纸和熟纸两种类型，生纸材质粗糙,难以运笔写字，主要用于包装等日用；熟纸则在生纸中加入填料，经过加工,使其变得更为平整,更便于书写。 魏晋南北朝造纸在汉代造纸技术的基础上得到进一步的发展。造纸原料的种类不断增加。除麻以外，楮树皮、桑皮、藤皮也开始使用。当时并由用各种原料混合造纸，生纸和熟纸的种类也不断增加。然而，从现在留存的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书法墨迹来看，这个时期的书写用纸几乎都是加工熟纸，生纸由于太过粗糙，基本上不用于书写。“为了改善纸的性能，晋代己采用施胶技术，早期施胶剂是植物淀粉糊，将它掺入纸浆中，抄出之纸即实现纸内施胶，写字时便不至洇纸，亦可作设色画。此法行之简便，但在湿纸压榨时有部分施胶剂流失。另一法是将施胶剂用刷子逐张刷在纸上，再以细石砑光，此法为纸表施胶。上述二法根据具体情况和要求，交互使用。”[2 ]可见，施胶这一制造熟纸的关键技术已被魏晋人掌握。熟纸表面光滑、平整，受墨效果好。所以，“经过‘施胶’、打磨等工艺，纸面纤维间的缝隙得以阻塞，纸的强度、柔韧性及致密性明显改善，墨之本色，即“乌黑光亮”在纸表达到了很好的传达，墨色温润、浓厚，少有燥涩之感。”[3] 隋唐时期的造纸工艺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基础上有了很大提高。造麻纸除用破布外，并较多直接采用生麻纤维。除楮皮纸外，皮纸原料又增加了桑皮、藤皮、瑞香皮、木芙蓉皮等，混合原料应用也逐渐增多。同时，唐代并开拓了以竹制纸的新工艺。造纸过程中，制浆、抄造技术和设备也有所提高。但从隋唐时期的书法墨迹的来看，书写用纸仍然以加工熟纸为主。据宋代邵博《闻见后录》一书记载:“近世薄书，学在笔墨，事类草创，于纸不择。唐人有熟纸、生纸。熟纸所谓妍妙辉光者，其法不一。生纸非有丧故，不用。退之与陈京书云送孟郊序，用生纸写，言急于自解，不暇择耳，今人少有知者。”[4]由此可知，隋唐时期，书写也主要用熟纸，生纸主要用于丧故，一般不用于书写。 五代两宋时期，皮纸制造业发展迅速，产量、技术较前代有了较大提高。皮纸中的熟纸被广泛用于书画。书画用的熟皮纸种类很多，澄心堂纸就是一类加工皮纸品种——熟纸。清代乾隆年间曾仿制的这种名纸，取名清仿澄心堂纸。“这种纸幅多为斗方式，质地厚实，可分层揭开，多为彩色粉笺，并绘以泥金山水、花鸟等图案，纸上有长方形隶书小朱印‘乾隆年仿澄心堂纸’字样。”[5]该纸的底料为桑皮纸，经过一系列加工（包括加色、加粉、加图、加金等）而成。可见，五代时期书写用的皮纸也主要以熟纸为主。历史上诸公对澄心堂纸如此珍惜，评价甚高，其宝贵可知矣。无怪乎蔡襄要拿着一张得来不易的澄心堂纸，高价征求仿制，这就是蔡襄的《澄心堂纸帖》。“五代两宋时期，纸的加工技术逐步提高，笺纸开始进入发达阶段。各类加工方式如染色、砑花、印染、描绘、加料、泥金银，以及金银屑、金银粉及其它色料、药料的运用，使名目繁多的笺纸种类大量出现。其中以谢公笺、金粟笺、瓷青纸最著名。此外，一些制作精良的砑花纸、水纹笺、金花笺、粉蜡笺、染黄纸、鱼子笺等优质纸品也时而可见。”[6]这些加工熟纸特别适合于书写。“澄心堂纸”、“薛涛笺”和“金花笺”，即是在生纸的基础上用重矾加工而制成的熟纸。 元代书写用纸种类与宋代基本相同，以熟纸为主。“这些纸质均洁白平滑，纤维匀细，为条纹细帘抄造，堪称上等皮纸，可以体现出元代书写用纸的品质状况。元代制纸业的发展，也产生了一些著名加工纸品。自南唐以来的澄心堂纸，元代继续有仿造。”[7]元代熟纸的种类繁多：“有彩色粉笺、蜡笺、黄笺、花笺、罗纹笺、皆出绍兴;有白箓纸、观音纸、清江纸，皆出江西;赵松雪、康里子山、张伯雨、鲜于枢书多用此纸。”[8] 造纸术至明代的阶段，已达完善时期，然而书画家所用的纸张，仍然是以经由生纸加工精制而成的熟纸为主。明代的加工笺纸，五光十色，在历史上造成了一个光彩的记录。如《燕闲清赏录》所录: 今之楚人粉纸、松江粉笺，为纸之下品也，一霉即脱。……若今之大内细细密洒金五色粉笺、五色大帘纸、洒金笺、有等白笺，坚厚如板，两面砑光，如玉洁白，有印笺纸虽在唐宋早已发明，而明人则以笺纸为主体。[9] 明代时纸的产地分布相对集中。“造纸业主要集中在江西、浙江、徽州、苏州等地，这些地方制造出各种高质量的本色纸和加工纸，作为‘贡品’进献宫廷。明代的纸，质地洁白平滑，很适合书写、绘画。明代的纸张品种主要有竹纸和皮纸两类。皮纸中最具显著的变化的是南直隶宣州府泾县(今安徽泾县)所产的宣纸，简称‘泾宣’。”[10]“泾宣”的质料是用檀皮做的，吸水性和沁水性都很强，正是清代中期以后流行的生宣纸的前身。明代以前的生纸都比较厚，极为粗糙，书写时会使运笔不畅，因此都要经过加工以后才用于书写。而明代的宣纸薄而光滑，只是吸水性很强，易洇墨。 明人沈德符《飞凫语略》中有言：“泾县纸,粘之斋壁,阅岁亦堪入用。以灰气且尽,不复沁墨。往时吴中文、沈诸公又喜用。”不少学者常常引用此言来证明明代的文徵明、沈周等人是最早使用泾县生宣纸作画的书画家。事实上，这只是摘取了《飞凫语略》“高丽贡纸”中的一部分内容。查《飞凫语略》原著，该段文字记述如下： 今中外所用纸，推高丽贡笺第一。厚逾五铢钱，白如截肪切玉。每番揭之为两，俱可供用，以此又名镜面笺。毫颖所至，锋不留行，真可贵尚。独稍不宜于画，而董玄宰酷爱之，盖用黄子久泼墨居多，不甚渲染故也。其表文咨文俱卤悍之甚，不足供墨池下陈矣。宣德纸近年始从内府溢出，亦非书画所需，正如宣和龙牋、金粟藏经纸，俱可饰装褫耳。此外则泾县纸，粘之斋壁，阅岁亦堪入用，以灰气且尽不复沁墨。往时吴中文沈诸公，又喜用裱褙家复褙故纸作画，亦以灰尽发墨，而不顾纸理之粗，终非垂世物也。因思南唐一隅，尚能作澄心堂纸，妙冠古今，乃全盛圣朝，不遑与侧厘结一胜缘耶。近日利西泰携其国书籍来，质理坚莹，云是敝布所作亦奇。[11] 从这段引文中可知，文徵明、沈周等人“又喜用”的是“裱褙家复褙故纸”，即装裱用的绫纸。而不是泾县的生纸。而且泾县纸须“粘之斋壁，阅岁”才堪用，一年以后，这种生纸“灰气且尽不复沁墨”，已接近熟纸了。此外，沈德符所言的高丽贡笺，应该是一种半生熟的加工纸。用来写大字时“毫颖所至，锋不留行，真可贵尚”，但不宜用于作画，而董其昌偏偏喜用，因为是用黄子久泼墨法，不需渲染。高丽贡笺用来小字，也即写文章，写公文时太过“卤悍”，因此沈德符认为这种半生熟的高丽贡笺是书写材料中的下品。可见，明代的书画用纸也是以熟纸为主。 清代的康、雍、乾时期，造纸的规模、产量不断提高。不仅造纸的工序越来越复杂，而且其后期加工更是名目繁多，“大致归纳可以分为拖浆、涂蜡、砑光、施粉、涂金、绘印、刻花等多种工艺。如涂染颜色，就有本色、牙黄、旧色以及青、绿、粉、红、蓝等。或在纸面上绘以不同的花纹，甚至用描金、描银，工艺繁细，色泽华丽。还有的在抄纸过程中将纸逐幅印在两块刻有阴阳纹图案的木板之间，现出暗花效果。这些特殊手工技艺的运用，使康、雍、乾时期加工纸品类繁多，出现了许多装饰艺术性极高的名品佳纸，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12] 可见，康、雍、乾时期仍是熟纸大量使用的时期。 总之，从晋代到清代中期，人们书写所用纸是以熟纸为主的，举例来看现今还留存的这一千多年间最重要的名家之作，如：晋代王羲之的代表作“兰亭序”、“快雪时晴帖”，王询的“伯远帖”，王献之的“鸭头丸帖”，至唐代欧阳询的代表作“梦奠帖”，颜真卿的代表作“祭侄稿”，柳公权的“蒙诏帖”，至宋代苏轼的“寒食帖”，黄庭坚的“诸上座帖”，至元代赵孟畹摹笆榫皇椤保爸撩鞔洳摹袄忠懵邸钡鹊龋姓庑┟掖碜魉弥秸挪宦壑街蚀志抟焕饨晕熘剑ㄆ渲懈霰鸬木畋疽嗍簟笆煨浴保驶芄刮薏幌撕帘舷郑拭鞫逦患渍而显精神，与今人用生宣书写而成的“水墨透润、淋漓”之感大不相同，这些称得“万代宗师”者都选择纸之“熟”性为己所用自然是值得我们重视和思考的。这样分析起来，基本可以说熟宣或“熟”纸，在这一千多年间造就了绝大部分重要的书家及其书作。当时人们对书写材质的要求基本就是：便利、结实、厚重、易控制、字迹清楚这几方面，“生”纸显然就不及“熟”纸广为人们认同并使用了，古时的这一“常态”一旦形成也将延续得相当久远。 古人的书写活动基本都是与熟宣或者“熟”性的材质如石、竹、帛、木等紧密相联。这也说明“熟”性就是推动中国书法形成和发展所一直沿用的最重要的材料的“属性”。熟纸自产生后对书法的发展更是起到关键性的作用，因为它对书家的用笔技艺、体式、法度及书写习惯带来了重大的影响。 二、 清中期以后生宣纸的大量应用及其对清代书风的影响 清中期以后，由于朝廷腐败，内外交困，饿殍遍地，官府和民间的造纸业都受到极大的摧残。原料不足，成本增高，销路堵塞，产量下降，加工熟纸的质量明显不如康雍乾时期的产品。“嘉庆四年，曾一度停止督、抚加工熟纸的中秋节贡。道光初年也曾裁减贡物，停止扬州御贡。各地进贡的文房用具和纸笺数量也逐一裁减。嘉、道以后，描金云龙纸和粉蜡笺等虽时有制作，但工艺不精细，图案单调，纸质较厚，不透明，性脆易折断。”[13] 与此同时，安徽泾县宣纸吸收宣德纸之长，使其技术得到改进。明代中期，宣纸一般用100％的青檀皮作原料，青檀资源消耗太快，远不能跟上造纸业之发展需要。到清代中期，经过纸工们的长期摸索和实践，加入沙田稻草，不仅使原料得到解决，而且檀草合一的宣纸比纯檀宣纸纸质更佳，质量更加提高，从而超过宣德纸，首先在绘画中被大量应用，接着又深受书法家的重视和青睐。 安徽泾县宣纸虽然也有生纸和熟纸之分，但明中期以后，用生宣纸作画却逐渐成为时尚，被大量应用，其原因主要是：第一，生宣比熟宣的生产少了不少工序，降低了生产成本，使生产厂家大大提高了利润；第二，生宣的润墨特性恰好能够帮助中国画形成生动的“气韵”。“由于檀树皮和稻草纤维的特殊性，墨汁到了宣纸上，很快就会被纤维吸收，难以留在纸面流动，宣纸纤维吸收墨汁后迅速晕化，并由中心向四周依次减弱色度和纯度。”[14]基于这一原理，用生纸作画，挥毫落纸，随其渗化，欲写山水晴雨，云烟荡漾，自然有不期然而然的妙境。因为生纸渍水渗化，正足以帮助产生生动的“气韵”。中国画是非常讲究“气韵”的，它居于“六法”之首，而中国宣纸恰好能在这方面给画家提供方便。“宣纸对任何点线面的枯湿浓淡反应都十分敏感，而把中国画中墨分五彩的优越性发挥得淋漓尽致。”[15]因此，“从明代正德、嘉靖至清代康熙间，徐渭、朱耷、原济等人的写意泼墨画派盛行起来，因画法的需要，于是生纸逐渐推广流行。到乾隆以后，则习尚成风，不但大量见之于“扬州八怪”等写意粗笔画中，就是张宗苍、王宸这些人的平正的山水画也往往用生纸挥洒。”[16]在徐渭、陈淳、八大、石涛等画坛巨匠的点化下，生宣纸获得了前所未有的魅力展现。 清代初期，由于书学上承明代帖学风气，大多数书家作书仍然以用熟纸或半熟纸为多，但有学者已开始看到经特殊处理的熟纸（笺纸）华丽而书写过于光滑缺点。如清初金石考据学家曹溶就说：“白蜡打纸，笔墨不入，光亮耀目而已。”[17]“从流传作品来看，清代前期除受董其昌书风影响的书家外，大多数书画兼擅者，都有使用生宣纸作书的尝试，如王铎、傅山等人纵肆酣畅、起伏跳荡的中堂大轴行草书，在很大程度上是借助了生宣纸的特殊表现力才得以发挥得淋漓尽致的。”[18] 清末，生宣成为最为流行的书画用纸，书画家几乎无不用生纸来作书画了。 生宣纸的流行对帖学书风却是个致命的打击。 生宣是没有经过加工的，其主要特性有二：一是吸墨、吸水性强，水墨渗洇迅速。当墨滴落在生宣纸上时，落在纸面上的墨立即向四周扩散。二是具有较强的涩性，生宣纸面上如同涂抹了防滑剂，涩性如同阻力，不能轻而易举的进行运笔书写。 在生宣上写二王一路的帖学书风，难度很大，因为生宣纸非常吸墨，只要笔稍停，墨就会洇成一团，没写几笔，笔锋里的墨就被吸干，笔锋就散开，帖学行草书、唐楷书的起笔、收笔，尤其是转折和钩笔根本无法体现。清代中期以前，写唐楷几乎都是用熟纸写的，即便是唐代时期的楷书，也是写在熟纸上或性能与熟纸相近的石碑上。从技术上来说，只有在熟纸上，才有可能写出唐楷那种规矩、工整和流畅的线条。清代中期以后，由于生宣的吸墨性和涩性，造成写唐楷时用笔和用墨都变得举步维艰，很多人人为此望而却步，不敢在生宣上写唐楷，这样就形成唐楷渐被冷落的局面。 然而，生宣纸却对碑学的大兴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促进作用。 秦汉六朝的金石碑版，一度弃于原野，经过几千年岁月的侵蚀，变得斑驳苍茫，文字漫漶不清，显示出了浓厚的金石气息。晚清书家试图摹仿三代吉金、汉魏六朝碑版留下的斑驳痕迹，而生宣纸以其独特的水墨敏感性能适合了书家的这一需求。加上大墨量的长锋羊毫笔的大量使用，使金石碑版的斑驳痕迹在生宣纸上大致都能得到相当准确的展示。书家在生宣纸上，挥动长锋羊毫笔，尽情泼墨，摹拟着秦汉六朝的金石碑版文字，阐释着自己对碑学的理解。因而，生宣纸和长锋羊毫笔的普遍使用为晚清碑学“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局面带来可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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