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40年来盛泽镇研究述评

吴越尽说 2019-0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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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40年来盛泽镇研究述评

作者：罗靖

摘要:自傅衣凌讨论江南市镇中的资本主义萌芽以来, 盛泽镇一直被学界视为经典案例。近40年来, 中国社会经济史学界从市镇的兴起、发展及其现代化、商品流通和以市镇为结点的市场体系、丝织品的专业化生产等方面, 以盛泽为个案或为例进行了考察, 并展开了更为深入的讨论。本文试就此作一回顾, 以期为江南市镇研究的进一步展开提供参考。

盛泽镇一直被中国社会经济史学界视为资本主义萌芽的经典案例, 在江南市镇研究中占据重要地位。自1964年傅衣凌在《明清时代江南市镇经济的分析》一文中提及盛泽[1], 至今已近40年, 随着社会经济史研究的不断发展, 学者们对盛泽的关注也日益深入。本文试就此做一回溯, 以期为进一步的个案研究提供参考。

一

江南市镇研究在中国大陆史学界的兴起与资本主义萌芽的讨论不无关系。傅衣凌的研究开创了这一领域的先河, 他指出, 江南地区市镇发展代表了中国传统社会经济的新气象, 这些市镇的迅速增长大致在17世纪前后, 其中有不少是从偏僻的乡村, 发展为市, 再发展为镇。傅衣凌认为, 关于江南市镇经济中的资本主义萌芽, 较明显的例子, 莫如吴江的盛泽镇。他依据乾隆《吴江县志》的记载认为, 明代成弘以后盛泽、黄溪的丝织业,已逐渐从农家副业生产中独立出来, 并出现了“有力者雇人织挽”的现象。这种雇工经营, 正是小生产者自发地走向资本主义道路的一种生产形态。

邹农俭[2]在谈及江南市镇上的资本主义萌芽时, 再次以盛泽为例。他注意到同治《盛湖志》的描述并指出, 从盛泽镇每年七月十四夜间,“佣织少年与拽花儿集于夜船, 汇夹岸, 放桌赌唱山歌, 此唱彼和, 达旦乃止”的盛况看, 雇佣工人不是少数了。这些都成为日后江南市镇研究中以盛泽为例时常被引用的经典论据。

可以说, 自傅衣凌首开先河, 江南市镇研究就开始对盛泽予以重点关注。而这种关注与盛泽镇在明清时代迅速崛起, 从一个乡村集市成长为工商业“专业市镇”密切相关。且不论中国传统社会有无“资本主义萌芽”, 或“资本主义萌芽”的生长是否始于明清时代, 盛泽这样一个江南市镇体现出来的经济活力, 不容小视。

二

近40年来, 学术界对盛泽的关注主要在以下四个方面展开:

首先是从市镇的兴起、发展与近代化视角对盛泽予以关注。这主要从梳理明清以来盛泽市镇发展的脉络、对盛泽镇人口与社会结构的分析、盛泽兴起的经济与区域动因诸方面展开。

在傅衣凌简要地勾勒了明清时代盛泽镇迅速崛起的过程之后, 刘石吉[3]综合了弘治《吴江志》、嘉靖《吴江县志》、乾隆《吴江县志》及同治年间的《盛湖志》, 推导出了盛泽的成长线索。

樊树志[4]对明清盛泽镇的发展脉络梳理做了最为全面、细致的描绘, 他大量而全面地运用了方志材料, 重构盛泽镇村一村市一市一镇一巨镇的成长经过。较前人更为细致的是, 他据乾隆《盛湖志》、弘治《吴江志》以及正德《姑苏志》指出, 明初的盛泽仍是一个村落, 当时只有“寅亥市”——每逢寅、亥日赶集的六日一市的村市, 并未成为基层商业中心的“市”。到嘉靖年间发展成为一个市, 其间经历百余年时间。由于它充分发挥地理与经济优势,“以绫绸为业”, 日趋繁荣,居民增多, 商贾揍集, 终于在万历、天启年间由市发展为镇。由嘉靖至康熙百余年间, 居民由百家增至一万余家, 猛增百倍, 成为吴江首屈一指的大镇。康雍乾盛世, 盛泽镇持续繁荣“遂称巨镇”。

盛泽从乡村成长为工商业巨镇的主要标志是人口的增长。这方面, 刘石吉根据光绪《盛湖志补》和《吴船日记》记载, 指出清初时, 该地人口万家以上, 而到光绪末年时, 已上升到2万余户。这方面的研究以陈忠平[5]最为详细, 他不仅估算了不同时期盛泽的人口, 还就其职业结构、社会阶层进行了分析。他指出, 盛泽镇中居民生计几乎全“视绸业之兴盛”, 体现了程度相当高的人口职业专业化。朱小田[6]则根据当代编纂的乡镇志制作了“20世纪江南乡镇化的变迁表”, 反映了清末民初、抗战爆发前后、解放前后三个时段各镇的人口状况, 中有盛泽。吴金成[7]举盛泽为例, 回顾了明清时代的市镇发展和人口增长。

关于盛泽镇兴起与发展的动因。沈飞德[8]对吴江市镇兴起的区域性因素进行研究, 认为宋元时代, 江南市镇的发展首推嘉、湖二府。明清时期, 吴江才以盛泽等镇的崛起而取得市镇发展的领先地位。任道斌[9] 也认为, 明代杭嘉湖平原市镇的发展对整个江南经济区的繁荣起到了推动作用, 比如乌镇、王江泾对盛泽、震泽的兴起便有相当的影响。其他如史文训[10]将盛泽镇的繁荣归功于丝织业的发达；张华[11]则认为太湖流域农村经济由于经营经济作用的收益远远超过粮食作物, 从而导致了丝织业或棉纺织业的兴盛和市镇的崛起。

值得一提的是, 刘石吉率先把盛泽的市镇兴起、发展与近代都市化趋势联系起来, 拓展了以盛泽透析江南市镇这一微观视野的理论深度。他认为, 到了清代, 盛泽镇已有明显的中央性机能与城市生活, 很接近“现代”的都市了。其后, 朱小田、王卫平等对盛泽的关注也都考虑到了都市化的问题。

其次是从重构商品流通和市场体系的视角关注盛泽。这方面的研究最为丰富, 也最能体现盛泽的特色。

由于盛泽镇丝织品种类繁多, 竞争力强, 盛泽镇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甚至海外的客商, 尤其是明清时期, 可谓商况空前繁盛。樊树志不仅注意到盛泽丝织品“京省外国悉来市易” 的记载, 而且认为丝绸业市镇的盛衰, 与国内外市场的丝、绸贸易有着直接的牵连。韩大成[12]认为明清时代的盛泽镇, 由于拥有吸引全国各地商客的手工业产品, 而不再与一般的集市一样仅仅是自然经济的补充。范金民[13]以盛泽繁盛的商况为例指出, 其兴衰, 某种程度上取决于商人的活动, 取决于对外流通的渠道是否畅通。龙登高在综合前人研究的基础上, 以盛泽为例论证了专业市镇的生命力在于拥有广阔的市场。[14]

繁盛的商况缘自充满生机的商品流通与市场体系。盛泽就处在一条四通八达的流通渠道之中。洪焕椿[15] 在论及苏州地区的商品经济发展时指出, 像盛泽镇这样的工商业市镇的兴起, 正是顺应了集市贸易的繁荣和商品流通的需要。在原料来源方面, 陈忠平[16]的研究显示, 在苏嘉湖三府毗邻的数县中, 东起盛泽, 西至乌程、归安一带濒湖区农家养蚕业最为发达, 从其南北两侧向该地贩运桑叶的贸易也最为兴盛。马逸敏[17]虽然主要是考察沪宁铁路沿线的市镇, 但在证明市镇沟通了农村与世界市场时, 举了盛泽为例。

赵冈[18]通过考察市镇运送商品的路线, 发现市镇与县治或府城缺乏传统的集散关系, 如嘉兴县属的新塍镇、大张圩各市镇所产丝绸, 不向嘉兴府城集中, 反而是运往盛泽镇。而濮院镇的丝织品一部份直接运往外地, 一部分运往盛泽。王卫平[19] 则通过对盛泽的分析认为, 江南地区市场等级体系的存在是毋庸置疑的。他肯定了盛泽在江南区域市场体系中的超然地位, 指出盛泽虽为镇,但其在丝织专业区的地位凌驾于嘉兴、湖州府城及吴江县城之上, 约略与棉织的松江、无锡相当。

杨素华[20]认为, 作为丝绸业的专业市镇, 盛泽四乡出产的蚕丝供不应求, 镇上丝行纷纷外出收购蚕丝, 于是, 以盛泽为中心, 形成了沟通江浙两省, 连接众多一级、二级丝业市场的网络。

在对以盛泽为节点的市场流通体系进行考察时, 其内部的工商业机理也颇受关注。刘石吉较早地注意到了商人在盛泽的活动, 他指出, 盛泽镇有山西、华阳、宁绍、任城、徽宁、济东等会馆, 大多在乾隆、嘉庆年间由各地寓居盛泽商人所捐建, 也可看出当时活动于太湖流域的全国各地商人分布情形。明清时代的江南有“无徽不成镇”之说。徽商在盛泽的活动就相当抢眼。陈忠平[21]曾专门讨论过徽商在江南市镇中的活动, 其中以盛泽镇为例。翟屯建,[22]也指出, 盛泽及其相邻的新塍、王江泾、黄家溪、谢天港、坛丘、周家溪等都有徽商活动, 他们不仅改变了盛泽的产业结构, 促使了江南地区的资本主义萌芽, 还参与了当地的社会事务、市镇建设等。此外, 闽粤商人在盛泽也十分活跃。陈忠平[23]的研究显示, 闽粤亦为盛泽丝织品的畅销之地, 特别是清代后期, 有不少“闽粤滇黔”商人在此活动。范金民[13]在综论地域商人与江南市镇经济时, 以盛泽为例说明了两个问题:其一, 商人聚集于盛泽, 展开竞争, 促进了当地商业的繁荣。其二, 他们预测行情, 创造商机, 按照市场的要求定货, 对产品的种类式样有着具体的要求, 生产者几乎就是在按商人的要求生产商品。

沟通商人与机户、绸农等小生产者的是盛泽镇内部商业机理中最为重要的一环——牙人, 这在盛泽当地称为“绸领头”(或“领投”)。学者对其评价还存在着一些争议。

从肯定的立场来看, 刘石吉曾指出盛泽机户普遍分散于各农村, 所织的绸又有重绸、轻绸、花色、素色等分别, 各绸庄所需之货一时不易征集,所以就产生一种从中抽取佣金, 类似中间代理商人或仲卖人的“绸领头”, 专门负责收购各类丝绸。樊树志也注意到了绸领在丝织贸易中的作用。他以黄溪为例指出, 绸领头是专门经营绫绸买卖的牙行商人, 是另一种形式的转手贸易。陈忠平[24]认为, 牙人与牙行是官府与行商之间、商人与小生产者之间、小生产者之间、行商与坐贾之间的中介。他简要地梳理了清中期到鸦片战争以后盛泽牙人(绸领)的发展与变化, 鸦片战争以后, 部分市镇的牙人牙行发生了向买办商人和买办组织的演变。王翔[25]确认了“绸领头”是太湖东南岸丝织业市镇中的土生职业丝绸经纪人这一史实, 并以盛泽为个案, 回溯了其从丝织机户中的兼职经销人, 到专职“傤船人”, 再到经营规模更大、职能不断增加的“绸领头”, 直至发展为工商业资本家的过程。洪璞[26]尝试依据市场经济中的交易成本理论, 剖析盛泽绸领的经济活动, 探讨其性质及其演变。

段本洛[27]对这一现象持批判态度, 他通过分析冯梦龙小说中对盛泽牙行的描写, 认为, 牙行经纪不直接参与生产过程, 对商品流通过程也只起一种中介作用, 他们介于收购商与小生产者之间,索取佣金, 使小生产者在遭受封建势力和商业资本的剥削之外, 又增加一层中间榨取。认为牙行与资本主义萌芽是对立的, 不能将之与包买商混同。吴金成也持相近看法, 认为牙行和客商之间逐渐形成了一种既互相依赖又各具戒心的双重关系。

从整体、全面的视角而言, 樊树志[28]利用清末民国时代的档案, 对盛泽镇所做的个案研究, 堪称是目前对一个市镇内部工商业活动最详尽的说明。[29]该文从机户、绸行、绸领头, 丝绸供销与金融业, 会馆、公所, 茶馆、航船四个方面考察了盛泽的工商业。既涵盖了对商人、牙人活动的关照, 又充分而系统地展示了市镇商业运行的机制与空间, 可以作为从微观考察江南市镇的重要参考。

再次, 丝织品的专业化生产是盛泽市镇兴起与发展的经济依托, 它同样也是学者关注的焦点之一。这主要表现在盛泽作为丝织业专业市镇的兴起、发展及其丝织业的兴衰两个方面。

在江南市镇的分类研究中, 盛泽一直作为丝织业专业市镇的典型。“专业市镇”自傅衣凌提出后, 在刘石吉的研究中得以细化。他指出, 作为丝业中心的盛泽(及附近各村镇),其“都市化”的过程正伴随着丝绸业发展而前进, 并逐渐成为丝织专业市镇, 不仅大量生产蚕丝及丝织品, 而且是绸丝的运销集散中心, 吸引着市镇四周的农村家庭手工业来上市。陈忠平在其硕士论文《江南市镇经济结构研究》中将江南市镇依其经济结构分为三个类型: 生产性市镇、流通性市镇与消费性市镇, 盛泽被归入生产性一类。

樊树志的研究显示, 盛泽早在它还未成市之时, 即成化、弘治以来, 丝织业产品价格的高低, 已成为决定当地农家“有岁无岁”的主要依据。这样就形成了盛泽镇的经济结构。赵冈也注意到明清时期江南地区简单的丝绸生产不断向农村靠拢的现象, 并以盛泽作为典型的例证。彭安玉[30]以盛泽为例讨论了专业化、商品化生产对市镇化的影响。龙登高则以盛泽为例, 说明专业市镇的勃兴正是在于手工业的发展, 而其生命力在于拥有广阔的市场。

专业市镇的发展并不是仅仅在手工业方面,更体现在其作为中心市场的全方位功能日益完善上。吴金成的看法较有代表性, 他认为, 当市镇刚兴起时, 大致都具有专业特征。但是, 大多数市镇只要发展到一定的程度, 必然会具有社会、经济、文化以及消费等综合性功能和多样性功能。盛泽镇正是遵循这一发展轨迹的典型。

除了对丝织业引发的盛泽市镇专业的讨论外, 盛泽丝织业本身的发展也颇值得关注。樊树志根据乾隆《吴江县志》的记载揭示了明前期织绸技术从苏州输人盛泽的过程。段本洛[31][32][33]则梳理了自明清到20世纪中叶, 盛泽丝织业发展的全过程。张志康[34]回溯了近代以来在西方冲击之下, 以盛泽人为代表的吴江丝绸界为了提高丝织技术进行的丝绸教育活动, 这一举措可以视为近代中国职业教育的先驱。

最后一个方面是同社会经济史密切相关的其他内容以及更为深人的讨论。

其中之一便是对以盛泽为核心的市镇网络的关注。樊树志依据康熙和乾隆《吴江县志》, 对吴江县的市镇网络做了描述。但他所关注的以盛泽为核心的市镇网络显然不与此重合, 而是一个跨越府县行政区划的、以丝绸生产与流通为纽带的网络。范金民[35]发现了吴江市镇分布极不均衡的特点, 认为由于其北部与西部地区河塘湖泊大而多, 交通极为不便的缘故, 造成在与嘉兴、湖州交界处市镇分布最为繁密, 并与该两府市镇连成一体。王卫平[36]则强调了苏州作为中心城市在市镇网络中的作用, 认为到明清时, 江南城市的经济职能终于超过了政治职能, 在苏杭等大城市的商业机能辐射、影响下, 经济职能显著的市镇蓬勃兴起, 在江南地区形成了一个有机的城镇网络, 推动了江南地区的城市化进程。宾长初[37]在讨论近代中国镇集的发展和变迁时, 把中心市镇的兴起和发展看作是近代镇、集发展的重要标志。在市场网络中, 它处于战略性地位, 有着重要的货物集散功能。盛泽便是中心市镇的典型代表。

显然, 这些关于市镇网络的讨论都体现了学者们对饶济凡和施坚雅的回应。但相对于与其密切相关的市场体系的研究来说, 这一关注略显薄弱。市镇网络应该是一个涵盖面更广, 甚至跨学科( 兼顾地理学、社会学、传播学等学科) 的问题。

从社会经济史视角出发, 以盛泽为例(或为个案)的更为深人的讨论, 还有马学强[38]和侯杨方[39]。马学强认为明代以前, 江南丝织工业基本经历了一次由大、中城镇向小市镇乡村扩张的运动。这种丝织业的乡村化运动, 使明清江南丝织业发展无论点、面, 较前代都呈蓬勃拓铺的态势。这里牵涉到中国传统市镇发展路向与近代以工业化为基础的城市化路向的冲突问题, 其关键就在于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吸纳。赵冈①、王卫平②就此问题也有相关的讨论。侯杨方以盛泽为个案,详细剖析了当地以丝织业为主业的小农经济, 它较之传统农业带来了更高的单位工作日报酬, 从而对“过密化”论的普适性提出质疑。他认定盛泽丝织业生产过程中不存在过密化现象。侯文进一步提出, 缺乏一种持续的技术改进动力是否为它之所以仍属于传统的小农经济范畴的部分原因所在? 以上两人的研究无疑为社会经济史视野中的盛泽研究进一步深人提供了极有意义的思考路向。

三

综上可见, 作为江南市镇典型个案的盛泽研究源起于资本主义萌芽的讨论, 而近40年来学术界从社会经济史的视角对盛泽的关注主要集中在市镇聚落的兴起、发展与近代化, 商品流通与市场体系, 丝织品的专业化生产, 市镇网络等方面, 可以说对其整个社会经济结构及其运作展开了全方位的考察。

然而, 由于大多数研究都是把盛泽作为宏观讨论的例证来看待, 真正就盛泽本身进行系统而细致人微剖析的尚不多见。市镇对乡村剩余劳动力的吸纳及“过密化”的盛泽悖论这样的讨论, 颇有新意, 但并未能透彻地揭示这个颇具个性的江南巨镇真正的区域社会经济史意义。

注释:

①赵冈指出, 早期的乡村工业可能造成两种不同的后果, 一种可能是乡村工业为正式工业化开路, 两者连成一气, 比如欧洲；另一种可能是乡村工业变成了工业化的障碍, 发挥无比的抗拒力,来阻止工厂的兴起与工业化进程, 如是中国明清。而这种现象之形成, 就是因为有大量过剩人口滞留在农村, 被农户当作不变生产要素来使用, 不计劳动代价,从事可能生产的物品,进入市场与城市的生产单位相竞争。

②王卫平认为, 尽管明清时期的江南农村存着大量的失业或隐形失业人口, 但由于江南地区的城市不是依靠发展工业而成长的,不能为劳动力后备军提供进城的机会, 从而使得江南地区的城市化在发展过程中明显地表现出后劲不足。与此相应, 个体的生产规模限制了技术的革新和进步, 江南地区的手工业品并不具有生产效率的优势。

参考文献:

[1]傅衣凌. 明清时期江南市镇经济的分析〔J〕.历史教学,1964,(5).

[2]邹农俭. 明清太湖地区市镇经济初探[A]. 费孝通.小城镇大问题——江苏省小城镇研究论文选( 第l集)〔C〕.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4.

[3」刘石吉. 明清时代江南市镇研究[M].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

[4]樊树志. 明清江南市镇探微〔M 〕.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1990.

[5]陈忠平.明清江南市镇人口考查[J].南京师大学报,1988 ,(4).

[6] 朱小田.论近代江南乡镇化〔J〕. 苏州大学学报,1996,(2).

[7] 吴金成.明清时期的江南社会——以城市的发展为中心〔A〕.中国江南社会与中韩文化交流[C]杭州: 杭州出版社,1997.

[8] 沈飞德.明清时期吴江市镇初探[J. 史林, 1987 ,(4).

[9] 任道斌. 试论明代杭嘉湖平原市镇的发展[J].明史研究论丛, 1991 ,(第4辑).

[10]史文训. 江浙丝织市镇的形成及其历史原因〔J〕.丝绸史研究, 1987,(l),(2).

[11] 张华.明代太湖流域专业市镇兴起的原因及其作用〔J〕.南京大学学报, 199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