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明朝宦官是怎么走向政治舞台的？

有明一代，是我国历史上非常重要的一个朝代，疆域辽阔，经济发展迅速，被认为是“治隆唐宋”，“远近汉唐”。

在政治制度上，明朝也不同于前朝，罢除了丞相，设立六部，由皇帝统一管辖。这一政治制度的变革大大加重了皇帝的工作强度，朱元璋每天都要处理繁重的公务，因此不得不设置殿阁大学士来协助处理。但对这些人朱元璋是不信任的，于是让宦官作为耳目来监督官员，同时宦官负责上传下达的工作日益增多，逐渐走上了明代的政治舞台。

在此后的二百多年时间里，宦官在明朝政治中一直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自正统朝出现大宦官王振以来，几乎每一朝都有权倾人主的大宦官，如刘瑾、魏忠贤等。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有其过程，明代宦官亦是如此。

明太祖深谙历史上宦官之祸带来的灾难，因此以史为鉴对宦官是采取严厉抵制措施。“洪武十七年铸铁牌，文曰：内臣不得干预政事，犯者斩”。而且还规定了内官不得与外廷往来，宦官的职责“止可使之供洒扫、给使令而已，岂宜预政典兵”。同时他还特颁法令，不许宦官读书识字，可谓驭宦极严。

然而实际上尤其是他执政的中后期，宦官逐渐承担更多的职务。如洪武八年派“内使赵成往河州，以绫绮帛市马”，洪武十一年“遣内臣吴诚诣军观尔之兵，凡有方略乘机而行”。从明代史藉的记载可知，明太祖屡派宦官传达奉谕、军前观兵、出使外国等等，其活动已超出“洒扫”范围，而是直接介入了国家的军政事务。

与此同时宦官机构也在变化，分工日益细密，人数也是逐年增加，洪武二年，内使监、奉御人数共60人，加上其它监、局、司、库等机构，总人数不超过200人。到洪武三十年，形成了12监、8局、4司的二十四衙门，宦官总人数也远远超过千人以上。不过此时宦官稍有犯事，就会被严厉处罚，因此洪武一朝尚未酿成宦祸。

建文帝朱允炆即位后，继续执行朱元璋严驭宦官的政策。因为朱允炆在位时间较短，此时宦官并无多大变化。

明成祖朱棣发动“靖难之役”夺得帝位，其成功得益于宦官的泄密，因此朱棣即位后视宦官为亲信，对待宦官的态度也一反太祖时的严加约束，改为信任倚重，派出很多宦官去镇守边关，太监也能担任重大外交使命，郑和下西洋、侯显出使西域就是典型的例证。还设立了东厂，由太监主持，监察除皇帝外的一切人员，宦官因此权势大增。

《明史》有言“明世宦官出使、专征、监军、分镇、刺臣民隐事诸大权，皆由永乐间始”。朱元璋定下的禁止宦官干政的命令在朱棣这里逐渐遭到破坏，宦官的地位越来越髙，权势越来越大。

明宣宗时期，更是采取了一项措施：在宫中设立“内书堂”，由翰林院学±当讲师，对宦官进行文化教育。自此以后宦官“多通文墨，晓古今，逞其智巧，逢君作奸”。朱元璋时定下的不许宦官识字的禁令被打破，入内书堂学习为宦官进一步登上政治舞台提供了文化基础。不过此时宦官虽受宽，但明宣宗对于宦官犯错的惩罚也非常严，如虐取军民财物的内官袁巧就被凌迟处死，因此这一时期宦官不敢太放肆，尚未形成专权的局面。

到了明英宗时期，宦官的权力进一步扩张，拥有了典兵的权力。“宦官典兵，于古未见，唐始用之，而宗社氏墟；我正统朝用之，而銮舆北狩。”英宗时重用宦官王振，终至土木堡之变，英宗也被瓦剌人俘虜。

依仗英宗的宠幸，王振可说是为所欲为，公侯勋戚皆呼之曰“翁父”，他还把太祖立于宫口上的那块禁止宦官干预政事的铁牌摘了下来，对朱元璋禁宦政策的彻底反对，王振是明朝历史上的第一个权宦，王振之后，相继有汪直、刘瑾、魏忠贤之辈，这些人也是被书写最多的，可以说他们的形象影响了后世对明朝宦官整体形象的认知。

明英宗之后的宦官情况就与明初比较起来大不相同了，从成化到万历时期，宦官横行无忌，把持国柄，俞演俞烈，史书中所书写的宦官的形象也越来越差。

明宪宗时期，宦官权力得到了全面的扩张，达到了“内倚之为相，外倚之为将”的程度，大挡汪直可谓权势熏天，于成化十四年、十七年两次外任边将，指挥军队打仗，被用如将相，以至“今人但知汪直太监也”，朝中公卿大臣都唯他马首是檐。

明孝宗时期，对于宦官干政这一前朝的弊政采取了各种限制和巧压措施，比如将梁芳革职下狱。但仍有偏袒宠幸宦官之举，其中具有代表性的就是“二李”，李兴和李广，李兴和李广干预政事，向地方索贿，遭到言官多次上疏弹劾，孝宗却不管不问。

明武宗朱厚照贪玩成性，而宦官最能投其所好，因此武宗非常宠幸和信赖宦官。当时就有所谓的“八虎”，八虎之首司礼监太监刘瑾专权五年，权势之大被民间称为“立皇帝”，后刘瑾被处死，但“一瑾死，百瑾生”，宦官势力并未收敛，反而更加强大，之后又出佞臣江彬、钱宁。

明世宗时期，针对宦官势力进行了一些改革，在中央削弱司礼监的权力，在地方上革除镇守太监，因此在嘉靖一朝尚未出现宦官揽权现象，也没有知名的大挡。不过世宗对宦官也不是一味的排斥，对有才干的宦官也会择优加以利用。

明穆宗时期，有鉴于世宗的制宦政策，虽有滕祥、孟冲、陈洪等人得宠，但也有李芳等正直宦官。

明神宗时期，出现了一批为害地方的宦官陈增、陈奉、离淮，梁永等，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身份就是矿监税使。他们被派往地方，为害甚大，“当是时，帝所遣中官，无不播虐逞凶者”。而之所以敢如此器张妄为，是因为“神宗宠爱诸税监”。

神宗派出矿监税使的目的是要他们将开矿或抽税的所得，进献给自己，以便挥霍。矿监税使的出现表明皇帝与宦官除了感情上的依赖外还有利益上的勾结，这也是宦官得以重用的一个原因。

明王朝的统治在神宗朝后已经岌岌可危了，而在这时产生了魏忠贤这个历史罕见，被称为“九千岁”的大宦官魏忠贤，他把持朝政，残害朝臣，加剧了各种社会矛盾，成为压跨明王朝的最后一根稻草。

明思宗即位后，对魏忠贤及其觉羽进行了清算，但宦官在崇祯朝却也得到了启用。

宦官可以说是伴随了明王朝的始终，朱元璋虽立志严禁宦官，但宦官的发展却没有以朱元璋的意志为转移。宦官不仅能出镇边疆、对外出使，甚至可以有机会学习儒家经典。他们与皇帝朝夕相处，得到情感上的依赖，同时在处理政务上也是皇帝的得力助手，因此得到重用。明中叶以前，虽宦官受宠，但皇帝驭宦也甚严，并未形成专权局面。明成化时期，宦官的权力得到全面的扩张，把持国柄，专权误国，之后基本每朝都有口含天宪的大太监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