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苦禅和日本人对着干的方式不是单枪匹马去跟日本人拼个你死我活，那样做，显然不明智。 李苦禅是利用自己的身份支持抗日，帮助抗日人士从事抗日工作。 国民党第29军军官袁祥峰在北京沦陷当日，因为太混乱，和部队走丢了，就躲藏在李苦禅家里。 尽管日本宪兵到处贴出布告：窝藏旧军人者同罪。而且搜捕的风声越来越紧，但李苦禅救助袁祥峰的决心毫不动摇。 倒是袁祥峰过意不去，不愿连累李苦禅，几次提出走，说：“我还是走吧！你家里本来就困难，如今兵荒马乱，又多一张嘴吃饭，鬼子到处抓人，千万别连累你们。” 李苦禅每次都坚定地说：“你哪儿也别去！就是走，也得等我给你找好地方再走。先在我这儿踏实在住着。” 李苦禅所说的好地方，就是抗日前线。 可是，怎么才能送他到前线？ 李苦禅有个学生名叫黄骐良（名逸之、天秀，字骐良，笔名黄奇南、勃生），广东揭阳人，常來他家，渐渐知道了老师的心事，就问他：“袁先生不是想找部队吧？找不着29军，找八路行吧？” 李苦禅一听，非常高兴，说：“行啊！能打鬼子就行！” 原来，黄骐良与北平新街口教堂的长老黄浩是同宗乡亲，而黄浩还有一个秘密的身份——八路军冀中军区“平津特派人员主任”，黄骐良也是“黄浩情报组”成员，负责与根据地派来的交通员接头、传递消息。 在黄浩安排下，由秘密交通线交通员护送，袁祥峰安全地转到了冀东抗日根据地。 在10集电视片《爱国艺术家——苦禅大师》中，袁祥峰深情回忆说：“苦禅跟我那时配合得非常好……苦禅仍留在北平，他给党做了一些有益的情报工作，所以使我们党的地下工作很顺利。在那个环境下，苦禅是很苦的，也是很危险的啊！” 袁祥峰加入了八路军后，李苦禅也曾一度不想留在北平受日本人的窝囊气，跟黄骐良提出要见黄长老，也把自己送到八路军那里去。 黄骐良拗不过，只好答应，约了黄浩在北海公园九龙壁相见。 那天，黄浩西装革履，鼻梁上架着副金丝眼镜，上唇留着小胡子，乍一看，就像个日本人。 李苦禅通过黄骐良介绍，知道他就是黄浩，特别激动，大步上前，紧握着黄浩的手诉苦说：“日本人眼皮子底下过日子，太堵得慌。我是山东人，会些功夫，想到那边去干个痛快！” 李苦禅一口山东口音，说得又有些急促低沉，但大意黄浩还是听明白了。他不紧不慢地劝李苦禅说：“你也想和袁先生一样，这很好！不知你想过没有，你是北平的名画家，有社会地位，朋友多、人脉广，留在北平作用更大。” 在黄浩劝告下，李苦禅同意留在了北平。也从此以后，李苦禅成为“黄浩情报组”的一名成员，他居住的柳树井2号就成了“黄浩情报组”的联络站。 柳树井2号院子很小，小院门朝南开，南屋三间不大，很简陋，其中一间半是李苦禅作画、休息和接待地下同志的地方。 交通员、奔赴根据地的青年学生、外国友人等，常在这儿藏身、中转，然后转移到根据地，奔赴抗战前线。. 至于这些人的姓名、去向，李苦禅从不打听，也记不住都是什么人，因为他明白这是地下工作的秘密。 有时候为了给过路的同志凑盘缠，自己手头又紧，李苦禅就到当铺卖了自己的衣物换钱。 还有的时候，他到当铺买回来些旧衣服，给同志们换装。 他根据同志们的口音，换上相应的衣服，再巧用笔墨，一番化装。结果，年轻人成了老头，读书人成了庄稼汉，教书先生成了小贩。 常常弄得被化装的同志对着镜子都认不出自己来。 李苦禅一家节衣缩食，却千方百计让路过柳树井的“地下工作”人员吃上饱饭。 有时家里的粮食吃光了，他就去粥棚赊粥，一旦赊不来粥，全家就要挨饿。 李苦禅在解放后曾感慨地对子女们说：那时候讲“爱国”一词，真是沉甸甸呀，抗日爱国就意味着随时准备挨饿、流血、杀头。 在北平，经李苦禅之手送出多少爱国青年已无法统计。 若干年后的1980年4月，李苦禅收到一封信，是当年受他帮助前往抗日边区的一位“小姑娘”写的：“倒回去四十多年，大约是1938年夏天，一个穷学生念不起书，想找革命出路。那时还是一个小姑娘（傅先芳）曾得到过您经济的援助。在临去解放区的头几天，您还为我们饯行，请我们吃了火锅。当时有余鑫元、文敬之，不知您还能记起来吗？参加革命后我一直在部队文工团当演员。解放后，我一直在东北工作，我今年58岁了。前几天在电视里见您老，仍老当益壮，正挥毫做画，我不禁感慨万千。”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