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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唐晓渡):自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以来,无论就个人生活还是写作而言,你都一直处于——让我们使用一个比较谨慎的约定说法——“漂泊”的境遇中。由最初的非常态到后来的常态,这种境遇对你的写作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如果变化是不可避免的,那么这种变化是否首先与你对母语的新的感受有关?布罗斯基曾经有过一个比喻,说在这种境遇中母语会“同时成为一个人的剑、盾和宇宙舱”,对此你怎么看?
北岛:我在海外常被问到这样的问题,你在外面漂泊久了,是否和母语疏远了?其实恰恰相反,我和母语的关系更近了,或更准确地说,是我和母语的关系改变了。对于一个在他乡用汉语写作的人来说,母语是惟一的现实。我曾在诗中写道:“我在语言中漂流/死亡的乐器充满了冰”。我想在布罗斯基的三个比喻外,再加上“伤口”。这种“漂泊”中有一种宿命。我相信宿命,而不太相信必然性;宿命像诗歌本身,是一种天与人的互动与契合,必然性会让人想到所谓客观的历史。 唐:但宿命不也意味着一种必然性吗?当然这是说一种被个人领悟到并认可的必然性,而不是来自外部的、被强加的必然性,更不是指令性的必然性。所谓“认命如宿”。这样来谈“宿命”,似乎和通常所谓的“信念”有点关系;而在众多论者的笔下,你确实被描述为一个“有信念”的诗人。你怎么看待这个问题?扩大一点说,你怎么看待诗和诗人的‘馆念”?它是必须的吗?在我看来你从一开始就是一个内心充满困惑、疑虑,并坚持在诗中对世界和自我,包括诗本身进行种种质询的诗人,你是否认为这是一个有信念者的基本表征?信念会给一个人带来方向,至少它要求一个方向;如果是这样,你怎么理解你作为一个诗人的方向?我注意到你有一首题为《借来方向》的诗,在这首诗中,所谓“方向”不仅被讽喻式地表述成是“借来”的,其本身也被从不同的角度反复消解。是否可以据此认为你持一种反意识形态化的“方向观”?而这种眼光和态度也同样适用于你对“信念”的看法? 北岛:自青少年时代起,我就生活在迷失中:信仰的迷失,个人感情的迷失,语言的迷失,等等。我是通过写作寻找方向,这可能正是我写作的动力之一。可我不相信一次性的解决。在这个意义上,“方向”只能是借来的,它是临时的和假定的,随时可能调整或放弃;而意识形态则是一种明确不变的方向,让我反感。你这也可以说这是一种信念,对不信的信念。 唐:你说到了“伤口”,这让我想到了你在你刚刚征引过的那首诗中的一个设问。你问道:“谁在日子的裂缝上/歌唱……”这里“日子的裂缝”是否与你所说的“伤口”对应?这首诗开头的一句是“夜正趋于完美”;后面你又说:“必有一种形式/才能作梦”;能否将所有这些——包括你征引的那两句诗,包括末节“早晨的寒冷中/一只觉醒的鸟”的总结性意象,也包括标题《二月》——视为你所说的“宿命”,或者说觉悟到这种宿命的一个完整隐喻?换言之,诗对你从根本上说是一种“作梦”的形式,飞翔的形式;而你的诗之所以总给人以二月早晨寒冷(我更想说冷峻——当然不止是冷峻)的感觉,是因为它们来自“伤口”,来自“日子的裂乌龟”,来自——与其说是世界的,不如说是人性和语言内部的——“正趋于完美的”夜? 北岛:现代汉语既古老又年轻,是一种充满变数和潜能的发展中的语言。但近半个世纪来由于种种原因,它满是伤口。说到宿命,其实诗人和语言之间就有一种宿命关系:疼和伤口的关系,守夜人与夜的关系。如果说什么是这种宿命的整体隐喻的话,那不是觉悟,而是下沉,或沉沦。写作的形式,显然与这种沉沦相对应。《二月》这首短诗说的是,在一个“正在趋于完美的夜”里沉沦的可能。再说到宿命与必然性,在我的看来,其实有两种不同的色调,宿命是暗淡而扑朔迷离的,必然性是明亮而立场坚定的。 唐:每个诗人都有自己写作的“发生史”,并在一定阶段上形成自己的“人体诗学”和“个人诗歌“谱系”。但你在这方面对绝大多数读者来说似乎还是个谜。能否请你简要地谈一谈你是在什么情况下开始写诗的?迄今大致经历了哪些阶段?有哪些相应的诗学主张?与你有过较为密切的精神血缘关系的诗人都有谁?曾有论者认为你最初受到前苏联诗人叶甫图申科的影响,是这样吗? 北岛:对我来说同样是个谜,就像河流无法讲述自己一样。我试着讲述自己写作的开端,但发现每次都不一样,于是我放弃了回溯源头的努力。我想,写作是生命的潜流,它浮出地表或枯竭,都是难以预料的。外在的环境没有那么重要。我年轻时读到一本黄皮书《娘子谷及其他》,曾一度喜欢过叶甫图申科。他八十年代初来北京朗诵,我只听了三首诗就退席了。他让我恶心。那是由于当年阅读的局限造成的偏差。这个世界诗人众多,由于精神上的联系而组成了不同的家族,与语言国籍无关。我喜欢的多是二十世纪上半叶的诗人,包括狄兰·托马斯、洛尔加、特拉克、策兰、曼杰斯塔姆、帕斯捷尔纳克、艾基、特郎斯特罗姆。后两位还健在,幸运的是我还认识他们。二十世纪上半叶是世界诗歌的黄金时代,让我如此眷恋,以至于我想专门为此写本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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