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美人局”骗财：娼优引诱少年，以美色为骗局

流氓作为区别于其他社会群体的重要特征，其表现在行为方面，也就是说，流氓行为是流氓群体的重要特征。流氓行为，如果用最为简洁的语言来概括的话，那就是低级下流，如果具体言之，则可细分为“骗”、“讹”、“打”、“抢”、“淫”等诸方面。

行骗是流氓的重要手段之一，在行骗方面，流氓所采用的方法也是五花八门，一时难以类统，但大体说来，主要有以下几种：

预设圈套是流氓行骗的最常用的方法。这种预设圈套的行骗形式往往难以被人们发觉，其手法可谓阴险狡诈。早在宋代，有的流氓就开始采用“设局”以骗财的办法。其中借赌博骗钱则是他们最惯用的伎俩。

设局赌博，骗人钱财在清代也较为盛行，有些旗人自己出钱开赌场，诱引别人，聚集无赖，从中放头抽头。有些赌场，是由痞棍所开，而且开在市场上，而有些赌场则由“匪衿”所开，他们也“日集无赖开场赌博，盘算良善”。

这些痞衿的赌博场，一般深藏于密室，极为隐蔽。不过，同是赌局，其所起的不良影响则是相同的：“痞棍之赌博，已驱无业之游惰而为盗贼；痞衿之赌博，再驱有业之子弟而为游惰也。”

清末的上海，盛行一种“花鼓会”，“花鼓会”最初源自安徽，也是一种赌钱之戏，“害人至死，不可胜计”。当地人恨透了这种赌博，所以又称之为“花灯虫”。

除了设赌局以骗财的以外，还有以“美色”设局骗人的。在杭州，就曾有一种“美人局”，以娼优假扮姬妾，诱引少年为事，从中骗诈钱财。(泗水潜夫：《南宋市肆纪》，《说郛》卷六十)《二刻拍案惊奇》中有一则故事，所讲的就是这种“美人局”。其中有一姓李的客商，在杭州发了横财，来京都临安走门子花钱买官衔。这个人下榻在一家旅店里，对门有个宅院，门首垂着帘子，常有位少妇站在帘后看街上热闹。

隔帘花影，娇声莺转，引得这个正处寂莫中的暴发户心升非非之想。有一天，李正站在店坊房门偷看对门，有个卖黄柑的小贩经过。他既想吃黄柑，又舍不得掏钱买，便建议和小贩以“关扑”方式做交易，且借此在意中人眼里显露两手。没想到这一招不但没有露脸，反而输了本钱，心怀懊恼。

恰在此时，对门宅院里出来一个小童子，端一盘黄柑送给李某，说是本家主母见李输了本钱有些不忍，特送家藏柑子给官人尝尝。李某见美人有关爱之心，于是春心大动，便顺杆向上爬，也收拾一些礼物拜托小童回谢，于是就牵上了线。此后，少妇常使小童送些菜肴点心之类给李某，李某也常送一些礼物给美人。几番周折之后，二人便搭上了“关系”。

某晚，李某趁夜与美人幽会，不想到正欲行苟且之事时，男主人突然回家，捉个正着。李某见事不妙，便跪下请求“私了”，男主人借此派仆人将李某财物劫掠一空。次日，李某再悄悄探看对门，已是人去楼空。

在以美色为骗局者之中还有以女性婚嫁行骗的。这种行骗方式，在旧时的中国南北地方均广泛存在。对于这种行骗方式，上海把它叫做“放白鸽”。据说，是因“豢鸽而放，必裹同类归来，获利数倍”而名之。

据葛元煦《沪游杂记》载：“近有以人为鸽者，如来历不明之年轻妇女，或售卖自身，或入人室。不匝月间，非卷资遁逃，即诬控拐逃，使买主人财两空。”北京则把这类事情称作“放鹰”或“打虎”。夏仁虎《旧京琐记》卷一《俗尚》曾这样记载道：流氓常常装饰妇女，然后“聘卖异乡人，乘隙卷而之”。

设局行骗有的还以访取官场隐私以借机行骗的。清代有一位外号“插天飞”的流氓，熟谙宫廷中的事情，手下的党徒也很多，专门靠伺察各省大吏的阴私取财。河南巡抚某，“以事撄上怒，将罪之，未发也。”

忽然有一天，喧传有数十个操北京口音的人来到开封，居住在某座寺庙内，早晨开门，通樵汲，其他时候都关起大门，禁止出入。祥符县令每天派干役前去窥探。一天薄暮，差人看到从寺中出来一人，面似内监，提壶行沽。

就尾随到了酒肆，与他谈话，但没有问答。次日，相遇，差人替他付了酒钱，又邀请他一同饮酒。再三相询，才答道：“吾主听说巡抚对某某等案，得贿枉法，所以命我们密访，如果得实，将有不测之祸，请勿泄密。”差人急忙回去禀报，官吏听后，全都失色。

第二天，巡抚率属往谒，叩门，无人答应，只听到里面有打人及呼号声，不久归之寂然。开门以后，有两人抬出一具尸体，原来就是昨天买酒喝的内使。众官懔懔然报名以进，只见上面有黄马褂、珊瑚冠、孔雀翎一人，侍上坐少年侧，对众官道：“爷在此，可行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