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雷雨》剧照 1957年反右运动起来以后，文化界就乱成了一团，以前相熟的朋友，因为向党提了意见，一夜之间就成了右派，在这种局势的动荡摇摆中，曹禺的言行比以前更谨慎小心了。田本相先生在《曹禺传》中说，曹禺“胆小，拘谨，怕得罪人”。不过，他还是在7月间写了一些批判右派的文章，以前在国立剧校时的老同事吴祖光则成了他的靶子，他接连推出了《吴祖光向我们摸出刀来了》和《质问吴祖光》。为什么这么做？大致有两个原因，最主要的原因是他这个1956年入党的新党员，对党充分信任，不可能怀疑党的决定。他自己就说过：“那时，我对党组织的话是没有怀疑的。叫我写，我就写，还以为是不顾私情了。”曹禺在国立剧校时的学生、地下党员刘厚生也有相同的说法：“解放初期，他觉得共产党什么都是对的，要他干什么，他就干什么。”次要的原因是在大是大非面前要表明自己的态度，所以他写到：“吴祖光，在这当口，你这个自认为是我们朋友的人，忽然悄悄向我们摸出刀来了。”可是表态背后，曹禺又陷入迷惘了。虽然此前的批《武训传》、批《红楼梦》研究、批胡风都没有牵扯到他，但不能说他没有担心。眼前的现实无疑让他畏首畏尾了，他不敢轻易动笔了，创作方向没有了，写作《雷雨》时的汩汩文思一时没了源头。所幸功力还在，《明朗的天》获得了第一届戏剧汇演的剧本一等奖。《雷雨》《日出》《北京人》等几部旧作的演出可谓盛况空前，党和国家领导人到场观看。近几年，他不少时间陷于迎来送往、出国访问等事务活动中，写作的时间大大减少。到1958年大跃进的烈火轰轰隆隆响起来时，因为反右已经沉重了许多的脚步要想快起来很觉困难，他明显感觉自己落后于形势了，于是急忙抖擞精神跑起来，可怎么也赶不上前面奔跑的人。如何用戏剧的形式表现现实生活，一时成了头疼的问题。  曹禺在思考 3月间，文化部、剧协、北京市文联联合召开了迎接大跃进创作座谈会。共三天的会期里，从始至终都充满着热烈的气氛，不仅是与会的各团体推出了一整套的创作计划，而且许多作家都慷慨激昂地提出了自己庞大的创作计划。在整个社会局势的影响下，那些创作计划自然是充满“大跃进”式的激情色彩，比如有的作家信誓旦旦，计划一年内创作出几部长篇小说，有的剧作家也不甘示弱提出一年内要创作几部大戏。曹禺私下打鼓，仅就数目字来说，比他已经创作出的剧作还要多。面对这种火爆的场面，曹禺不知怎么发言好，就自己的经验来说，确实有文思泉涌下笔有神的时候，可即使这样，一年内能拿出像样的一二部戏就算不错了。如果一年内要完成好几部大戏，那根本是不可能的。尤其近一二年事务缠身，写作并不顺遂，《明朗的天》虽然获了奖，却花费了差不多近三年的时间，就是这样自己仍不能满意。面对其他作者的发言，曹禺实在是左右为难，可不管怎样，他还是满打满算给自己压了担子，鼓足勇气说出了自己的写作计划。曹禺这样的大家，意见还是颇受重视的，与会者都静下来认真听他讲，没有谁当面提什么意见。可在随后公开的报道中，他自己认为需要花很大力气才能完成的创作计划，却受到了含蓄的批评，曹禺“以十分慎重的态度，计划今年至少写出一两个剧本”。他明白创作不能靠一时的冲动，豪言壮语讲出来也容易，而说出来的话怎么具体落实，也就是如何向读者和观众交代，那可马虎不得。  曹禺在创作 曹禺的话是说出去了，讲究诚信的他就想着尽力完成。可大跃进的热度越来越高，文艺界也是高热不下，创作的压力也越来越大，这就给曹禺带来了不可排解的心理压力，他突然觉得生活没了头绪，前一段时间就开始的不适应，这个时候更加强烈起来。他努力想着在情绪上调节一下，可心理的东西似有似无，怎么调节也无法使自己的情绪平复。 心理上的疙瘩转移成了生理的毛病，写作只能暂停，先要把病养好。实际上，还是周围热火朝天的情景让他无法静下心来，他想找一处清静的地方休养休养，于是住进了颐和园里的一个小园子——谐趣园。那个时候，颐和园还相当僻静，游人很少，而园中之园的谐趣园在颐和园里又偏处一隅，围拢起来的四合院如果关上门，则可以与周围隔绝开来，独立得有些冷清。先前的喧嚣已为院中池塘的新荷所取代，可笔下并没有新的构思。大半的时间是在相通的走廊里消磨掉的，不远处的昆明湖也只是偶去一观。在这么一个闭索的地方，夜晚仍有锣鼓声、歌声隐隐传来，让他无法静下心来。 就是在这段枯寂的日子里，陈毅元帅专程跑来谐趣园看望他，那一天，曹禺正在走廊上散步，眼看着陈毅元帅向自己迎面走来。迟疑间，陈老总已走到跟前，就像经常见面的老朋友，没有任何客套，称呼都省略了，拉着曹禺的手大声说：“我正要找你！”  曹禺、焦菊隐、欧阳山尊、赵起扬(左起) 曹禺不知道陈老总来看自己，没有任何准备，赶忙把元帅请到屋里，拿出烟来招呼着。曹禺说：我只有前门牌的烟招待你，没有好烟。陈老总接过一支，说：“一样，一样！”刚点上火，陈老总就打开了话匣子，丝毫未改军人的作风，说话像放连珠炮密不透风，别人根本插不进去：“你得出去看一看啊！十三陵水库工地上去转一转嘛！”“你要写嘛！呆在这里有啥子写嘛，没得写嘛！你得出去！”一口气讲了一个钟头，曹禺就没说几个字。“讲完了，走啊！”说走起身就走。曹禺一直相送到大门口，陈毅停住脚步，还是高门大嗓：“曹禺啊！你可记住，我是专门来看你的哟！”曹禺默然点头，他当然明白，陈老总的心意，那是殷殷的期盼和深深的鼓励。可这样的期盼和鼓励越发让曹禺不知如何是好，所以陈老总在讲的时候，他只是大口大口地吸烟，没有说什么。陈老总的话虽然很婉转，但他明明白白地暗示出了曹禺患的是心病，不能躲起来，要到火热的生活中去感受、去创作。心灵的门窗都关上的曹禺，尽管感激陈毅元帅的耳提面命，可仍然未能完成他那个“落后”的计划。 1958年，曹禺躲进颐和园养病，整个大跃进期间，别说是一个剧本，就是一个字也没有写出来！创作《胆剑篇》时，已是1960年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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