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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爱写日记的知县 杜凤治，浙江绍兴府山阴县人，举人出身，嘉庆十八年（1813年）出生，光绪八年仍然健在，卒年不详。同治壬戌年（1862年）大挑二等，后加捐知县，遵照筹饷例捐双单月不积班选用；同治五年（1866年）签掣广东肇庆府广宁县知县。当年（1866年11月30日）到任，同治七年正月二十六日（1868年2月19日）交卸离任，调往四会县担任知县；同治九年十月二十七日（1870年11月19日）返回广宁县，再次任广宁知县；次年二月二十五日（1871年4月14日）离开广宁调署南海县。 杜凤治在广宁，第一次任职447天，第二次任职147天，两次任职总共594天。去了南海后，他在广东几个地方继续担任州县官职，一直到光绪六年（1880年）因病辞官。 看到以上这份广宁知县杜凤治的“简历”，首先引起人们惊讶的并不是杜凤治的简历内容，而是他每次当官任职的具体日期、天数都能够记录得如此详尽，这简直像是现代人的档案，封建王朝的小官员却是极少有的呀！ 原来，杜凤治是个非常热爱写日记的人，每天不管有多么忙，不管是否夜深，不管是不是很心烦，从来不间断，通常有三四千，至少千字以上！在广宁任职期间的日记就有几十万字！“简历”里的年月日就是来自他的日记。 杜凤治精力充沛，记忆力过人，从其日记看，几千字在繁忙公务之余一气呵成，笔误、涂改不多，而且思路清晰，记录详细，凡与上司、同僚、士绅的对话，处理公务、案件的过程，祭祀祠庙，科举题目，典礼仪式，与他人的争论、矛盾，官员任免，官场内幕，中外交涉，风土人情，物产物价，奇闻异事······多有详细记述；对公文、信函往往也摘要抄录，日后发现误记则在两行之间以蝇头小字更正、补充。日记对人对事有闻必录，毫不隐讳，比如署布政使郭祥瑞和巡抚蒋益澧同杜凤治关系很好，可以说是杜凤治的后台，但日记仍记下郭祥瑞“曹冲军糈用一百三十八万余两，难以报销；又传言内有二十万两并非正款，是另外巴结抚台的”（注一）；“藩台库中，巡抚令巡捕往取银，往往无收付条子，亦无入账，至今多不记忆，不特曹冲提用军饷无札子也。今要彻底澄清，抚台不认，为数颇巨，藩台焉能赔出？（注二）” 蒋益澧被免职离任时，广东“绅民”送了很多万民伞、高脚牌，杜凤治却在日记中记下了所谓“万民伞”实际是花钱“做秀”的内情：“抚台每伞赏银五十，牌一面赏银若干，顶马一匹赏十两，余仿此。为此人情趋利若鹜，更多矣（注三）！”对其他人更是经常有尖刻的评语，如称他的广宁前任曾灼光“可云如木偶，如傀儡，如聋如聵者矣（注四）！”称他的四会后任乌廷梧“刻薄成性”、“此人形象极似禽兽，姓亦禽类，又非中国人族，直可以禽兽视之（注五）”。不过，杜凤治的日记从不发表批评太后、皇帝、朝廷的议论，可见此人精明谨慎之处。 1 如此详细的州县官日记实在不可多见，杜凤治的日记对研究清朝基层政权以及晚清广东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都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二、负债到任的知县 杜凤治出身大户人家，但经过太平天国战争，家庭已经败落不堪，后虽然有所改善，又因为捐官、选缺，“费用层出，进项毫无”，“贫至不名一钱”。日记里提到除了自己家庭、杜氏家族之外，舅族以及前妻、妻子家族也要接济，他还花巨资为子侄捐官（注六）。当官收入是他维持这十多个家庭生活的来源。 在第一次到广宁任职前，杜凤治已经欠下巨额债务：他为赴任借京债4000两，对扣，到手才2000两，还要支付中人劳金等几十两；先打发家眷回浙江家乡，后又接来广东；路过上海，盘缠已觉不足，又借200两；到广州一个多月，又借了3300两。在广东省城等候札委一个多月，用了1300多两，仅各衙门费就要200两。（注七）这些债务开支，全部都要到任后筹还。 在晚清时期，广宁县是一个富县，竹木资源丰富，木炭、竹类产品生意很好做，因此广宁知县一职是“肥缺”。早在明朝建县以来，竹子产品就广受境内外商家青睐，清朝乾隆六年到十七年（1741——1752年）任广宁县第53任县令、史册誉之“慈良善政”的李本洁有诗云：“山凹几顷种箐篁（竹林），抵得东田百亩粮。拣取竹公凭客贩，连排凤尾广州商。”而用杜凤治自己的话说，“广宁缺，上游，同寅无不同声说为粤省中上之地”、“广东州县多亏累，广宁则无，故被视为佳缺。（注八）” 按规定，广宁知县每年俸银45两，养廉银600两（注九）。这几百两当然不是知县的主要收入，实际上，“宁邑岁入盈余可及万金（注十）”。日记里记下了知县的一些“常例”和额外收入：一次，士绅来谒见，奉上的“挚仪”就有100两；在广宁开押店，开张时要送50两“官礼”，然后还有送知县的“到任礼”、“节日礼”、“寿礼”；刚入职的书吏要交“到任礼”、“公礼”，日记记载，户房典吏汤新欠“到任礼”、“公礼”等500两，杜凤治传齐了七房典吏，当众对汤新大加训斥，令他限期缴清。由此看来，广宁知县的年收入很可观，杜凤治还清当官之前的巨额债务是不难的。 三、使钱清晰的知县 杜凤治得到的钱并非他个人的“纯收入”，因为他自己要承担大部分办公费用，仅聘幕客顾小樵统办刑饯两席，每年就要修金千两；另伙食银每月10两，还有几位每年一百到几百两不等的“小席”；此外有“家人”三四十人，这些“家人”多数是协助执行公务的人员，参与警卫、传达、送信、征粮、缉捕、审讯、押解、驻省城办事等等，往往还是知县监督书吏、衙役的代表，他们都由杜凤治支付报酬。当然，无论是幕客还是“家人”，都会利用各种机会牟取额外的利益。 杜凤治的收入还必须按“常例”与各级上司以及上司的幕僚、“家人”分享。如同治六年九月，杜凤治为摆平广宁士绅控案，到省城去活动，花钱斡旋，在日记里写着“此番来省，各宪门包即不轻，现带六百金来省，罄尽无存”，只好在 2 广州再借二百（注九）。同治七年二月，杜凤治谒见总督，督署门人可能知道他遇上麻烦事，求督爷帮忙解决，就要求杜凤治送双份门包，否则不代他上手本。杜 凤治生气的说：“这向有定例，无增无减，如何忽然要双份？我非惜钱，此例安可自我开？且此等事是坐省经手，焉有门上与州县亲自较量的？（注十）” 杜凤治认为，送红包给门人（门包）是符合官场规则的，只是反对额外加收，而且门人直接向州县官勒索不成体统。每逢节日、寿丧，杜凤治都要送礼给各级上司，其他一些因各种理由来到广宁的文武官员，也要打点，每个月都有多宗。 在日记中，对每一笔钱银的支出都有详细的记录，只是，对收入的记录却并不多见。 四、精明勤政的知县 广宁县设知县1人，典史1人，学官2人，七房书吏共23人，壮、皂、快三班差役78人，勇目1名，勇丁11名，巡船1只。知县掌管一县的赋役、治安、诉讼、教化、祭祀、考试等各种事务。尽管广宁县不见得秩序整然，但是，靠一名县官，百余名吏役，绝对无法管治这2400平方公里、30多万人口的县！虽然书吏、差役实际上人数比规定要多得多，知县还有私人幕僚和“家人”队伍，但靠这些人仍然不足以使清朝的皇威皇权深入到广宁县的各个乡村。 众所周知，清朝是依靠保甲、宗族、士绅把封建国家统治延伸到基层社会的。只是地保多由庶民充当，没什么地位，背后需要士绅的认可与支持。 杜凤治对广宁士绅首领印象很差：“广宁绅士，无论举人进士，只有人送与数钱银，便为出力。”曾经在咸丰四年红兵起义时率领乡勇收复县城的举人何瑞图，地方志称其“饶智略，兼善青囊之术”，杜凤治却在日记中其姓名旁边加注：“状棍，时时上控”；说举人陈应星“当秀才时品向不端，中（举）后无事不管，无钱不要”、“一寒士不三年富矣”（注十一）。 杜凤治特别藐视广宁那些通过花钱途径当的“绅士”，日记中说：“咸丰三四年起自捐项通融以来，乡曲无赖、僻壤陋夫，无不监生矣。”“十余金即捐一监生，故不成器人皆充绅士”。而广宁监生们不称自己是监生，却称做“恩进士”或者“成均进士”，令杜凤治哭笑不得。 不过，尽管杜凤治从心里看不起广宁士绅，但却能够充分利用他们帮自己做事，这就是他的精明之处。 杜凤治在广宁当知县十分劳心劳力，说到任后“从无一月在署安居”，“偶见猫犬安卧，心实羡之，叹吾不如” （注十二）。除了公务和官场应酬，他基本上没有什么休闲娱乐，也极少专程去游山玩水。尽管抱怨地方官辛苦，但杜凤治仍然做得十分起劲，而且经常亲自出马深入乡村去指挥剿匪，催征钱粮。 同治五年十一月，石狗（今属四会）生员陈天宠、武举人李拔元通过陈应星报案，著匪谢单只手率匪三四十人“屡屡拦截过往船只，讹索银物，彰明勒诈”，初来乍到的杜凤治即亲自率队下乡剿捕。 五、强势硬腕的知县 杜凤治第一次到广宁任职，之所以一年多就交卸离任前往四会县，是因为他和广宁当地士绅关系搞得不好。 3 征粮是知县的政绩考核，按清朝制度，州县官到期限前欠解钱粮达到一定比例，就会被参革。之前在我们印象中，清朝官吏好像主要逼迫农（庶）民纳粮，但在杜凤治日记里，却多是威胁、扣压绅士，很少过问无粮、少粮的庶民。看来，在士绅、官员、朝廷之间，围绕如何分配剥削农民得来的土地收益问题，存在着不少矛盾。 道光《广宁县志》记载广宁田地山塘水共约207937亩，地丁正银税额7406·18两，杜凤治日记说约7500两，出入不大。按此征收额，平均每亩土地每户居民负担都不算重。但实际上征收额要大得多，日记说加收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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