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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邱捷为中山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原文载《近代史研究》2018年第6期，注释从略 读史札记 潘仕成的身份及末路 邱 捷 研究鸦片战争后的中外关系，潘仕成（1804—1874，字德舆，或作德畬）是不可不关注的人物，他在道光、咸丰两朝可说是名满天下，民国以后一些著述也会提及此人。然而，迄今尚无一种比较详细、准确的潘仕成传记。近年有学者对潘仕成作了研究，并解决了一些问题。但现有论著对潘仕成的身份，尤其潘仕成最后的经历，都没有说清楚。本文拟根据《望凫行馆宦粤日记》等前人没有引用过的史料，探讨一下学术界尚有争论或未论及的若干问题。 一、 潘仕成的身份：盐商？洋商？绅士？官员？ 笔者撰写本文最重要的史料是《望凫行馆宦粤日记》，其中直接与潘仕成有关的内容有2万多字，此前研究潘仕成的论著都没有引用过该日记。关于《望凫行馆宦粤日记》，笔者已在几篇文章中作过介绍，在此不必过多重复。需要再强调一下的是日记作者杜凤治从同治十年（1871）三月到同治十三年（1874）三月、从光绪二年（1876）三月到光绪四年（1878）三月两次任南海知县，共5年多。他在第一次任南海知县时，遵照总督、盐运使之命处置潘仕成的房产、财产，又审理过潘仕成家族内外的诉讼。杜凤治通常会把处置过的公务在日记中详细记录。日记是产生于“当时”的原生态史料，杜凤治所记均为亲历亲闻，对涉及潘仕成的内容他没有造假、歪曲的动机，因此，日记有关潘仕成的记载可信度较高。 潘仕成本人身份（或主要身份）是洋行行商、盐商还是官员、绅士，学者有不同看法。在日记中，杜凤治最初只注意到潘仕成与盐务有关的身份。同治八年（1869）七月，他还在四会知县任上，到省城办事时别人告诉他“省中潘仕成（赏举人，为朱伋堂奏劾者，大富也）为办盐务亏短，业已抄家”。同年十月，他从四会卸任在省城候缺，在日记中记下：“前省中督抚宪抄盐商潘仕成之奏已见报：潘仕成（前浙江盐运使）着革职，勒限追缴。逾限从严参办。”《咸丰同治两朝上谕档》收录了相关上谕： 同治八年九月二十日，内阁奉上谕：瑞麟、李福泰奏承充盐商职员亏欠饷款、请革职勒追一折：前浙江盐运使潘仕成，以潘继兴商名承充临全埠盐商，近因商力不足，改归官办。该员亏欠课款甚巨，业经该督等将潘仕成家产查封备抵。潘仕成着即革职，勒限追缴，如逾限不完，即着从严参办。 潘仕成是以“潘继兴”这个“商名”“承充临全埠盐商”的，但他也有“前浙江盐运使”的身份，这个上谕证实潘仕成确凿无疑是盐商。 同治十年（1871）三月初，杜凤治署理南海知县，接任后一个多月，因事务繁忙没有记日记，到四月中旬才开始续写，四月十八日即开始记录有关潘仕成的事，此后三年，潘仕成是经常出现在日记中的人物。五月十八日，杜凤治奉总督瑞麟、盐运使钟谦钧之命，催促潘仕成及早迁出已被查封的住宅，第一次见到潘仕成。日记记下： 到则径入其房，见一白发人，貌颇丰腴，不能起立，唯拱手道歉，即潘德舆也。半身不遂已五年，福实享尽，暴殄想亦不少，宜有今日。询其年六十七岁……奉旨补放广东运使，本省回避，改浙江，未到任。开洋行大发财，洋行败，改办临全埠盐务数年，亏国帑二三百万两，不能了局。 这段记载提及潘仕成曾“开洋行大发财”。因为开洋行是30多年前的事，且与杜凤治要处理的公务无关，所以日记没有记下更多内容。但五月十七日以前的日记已记了不少涉及潘仕成的事件，杜凤治一直向广州官绅了解潘仕成的情况，有些人还主动来说。为处理发还暂扣之潘家财宝，杜凤治要同著名行商伍家打交道（这批财宝曾寄存于伍家）。他又为潘仕成叔侄讼事同著名行商梁纶枢（潘仕成侄潘铭勋的亲家，二品衔）及出身于行商家族的马仪清（潘仕成亲家，翰林）有过多次接触，对潘仕成财富的来源必然得到很多信息。因此，杜凤治这寥寥数字可作为潘仕成曾为洋商的重要证据，不能因其简略而忽视。 《尺素遗芬》也留下了一些潘仕成与洋商业务有关的记录。杨振麟致潘仕成函称：“闻粤中今昔悬殊，洋行日弊，深用慨然。吾弟公余之暇，仍当不荒旧业为要……来书谓兄宽裕，非知我者。”杨振麟道光十年（1830）署理广东盐运使、按察使，后任两淮、浙江盐运使，十二年任广东按察使，十四年调任河南按察使，十七年升河南布政使，二十年因病解任。从此信内容看，其时杨振麟在广东以外的地方任职。再考虑到“来书谓兄宽裕”一语，笔者推测此信应是1837—1840年杨振麟在河南布政使任上所写，因为布政使管一省钱粮，被人视为“宽裕”的肥缺。道光十七年前后，洋商欠饷、破产等情况已很普遍，与杨振麟信中“洋行日弊”一语相合。杨建议潘“公余之暇，仍当不荒旧业”，可见杨认为洋行是潘的“旧业”，且尚直接或间接经营。 另一封是韦德成致潘仕成的信函，其中提到“十三行事总期允贴方好，官办终觉隔膜，想阁下又当费心，则受惠者正难以数计耳”。该信又提及“缘近日天气甚炎，未敢造访”，说明两人均在广州，时间在夏天。据道光二十三年（1843）春《搢绅全书》，韦德成为云南盐法道，在当年冬的《搢绅全书》中，他已是广东盐运使。当年前后潘仕成都在广州。根据1842年签订的《南京条约》，洋行独揽外贸的制度被废止，而且要清还对英商的“商欠”，此时洋行虽仍可继续从事外贸，但境遇更加艰难。由于“商欠”是官府先为代垫交付给英方，事后行商要分摊偿还。据此，笔者推测此函可能写于1843年或此后一两年的夏天。如果潘仕成只是盐商，韦德成当不会认为他能在这个难题上发挥关键作用。 梁嘉彬“曾询潘氏之后，知潘仕成为盐茶商，与同文、同孚行无关”，但他又说“粤人多有谓潘仕成亦十三行行商者”。体会梁嘉彬的语气，他只是认为潘仕成与同文、同孚行无关，并非认为潘仕成不是洋商，只是未能确定而已。在清代，洋行行商和盐商都是特权商人，两者并无不可逾越的界限。因为充任两者都需要有充裕财力以及同官、绅、商有良好关系，并需要绅商的担保，所以，够资格充任者的圈子不会很大，洋商、盐商互相流动应该不是个别现象，外国文献甚至有“十三行商多有由盐商转充者”之说。故潘仕成兼有洋商、盐商身份，并非不可理解。 因此，潘仕成是盐商绝无疑义，杜凤治所记的“开洋行大发财”之说应该是有根据的。只是目前保存下来洋行的原始文献有限，要最终确证潘仕成的洋商身份及了解其洋商经历，还必须发掘更多资料并进一步研究。 潘仕成只在道光年间作为“额外员司”在刑部任职几年，其他时间大多留在原籍广东，因而在不少人心目中，潘仕成似乎是一位在籍绅士。但他以什么身份在籍，则可稍作细致的讨论。 光绪《广州府志》称潘仕成“晚岁困盐车，至破其家”。“盐车”并非僻典，说的是骏马拉盐车，喻指贤才遭屈抑。有学者根据典故的喻义否定潘仕成因盐务“破家”，但上文所引同治八年九月的上谕已可证明此说不能成立。以“盐车”典故认为潘仕成未受重用也是可以商榷的，事实上，潘仕成在道光、咸丰两朝都得到破格重用。他本来通过科举考试获副贡功名，道光十三年（1833）因捐赈钦赐举人，十余年间，先后实授道台（正四品）和盐运使（从三品），在仕途可谓一帆风顺。有清一代，翰林散馆十余年要升为三品官也不容易。虽说潘仕成一直有巨额捐输，但清朝授以实职监司大员而非虚衔奖励捐输者的事例也很罕见。 道光二十一年（1841），他以在籍郎中身份“随营效力”，奕山等人在保举出力绅士的奏折中特地说明潘“曾任实缺郎中”，皇帝对潘仕成的奖励是“加恩赏加盐运使衔”。道光二十六年（1846），他奉旨放甘肃平庆泾道、改放广西桂平梧郁道；二十七年（1847）特旨补授两广盐运使、改授浙江盐运使。上面几个官职都是实授，潘仕成虽没有到任，但他属于正式任命的实缺高级官员（任命为盐运使前已加布政使衔）。一些论著认为潘仕成没有赴任的原因是帮办洋务及督制船炮，但在耆英调离广东，尤其是咸丰继位以后，无论制造新式武器还是办理对外交涉，潘仕成参与已不多，成效更有限；从一些迹象看，不赴任是潘仕成自己的选择。咸丰三年（1853）四月，皇帝对“广东在籍候补盐运使潘仕成，于上年十月简放浙江盐运使，迄今未据咨报到省”十分不满，“着该省及沿途各督抚，迅即严催，饬令赴任，不准再有逗留。仍确查该员因何迟延之处，据实具奏”；但潘仕成仍然没有赴任。盐运使不仅是高官，在一般人心目中还是收入特别高的官职，为何热心功名仕进的潘仕成不愿赴任？限于史料，笔者只能作些推测：潘仕成生活极为奢侈，家族人口众多，即使盐运使的收入也未必可以维持；而且，潘仕成“富甲天下”的名声在外，又身为盐商，皇帝指望他用自己的财产报效朝廷，不会默许他放手牟利。此外，临全埠的盐务相当棘手，不能放手给家族的其他人经营，潘仕成大概也走不开。 从晚清到今日，各种有关潘仕成的传记、论著，都会提及他在引进西方新式武器方面的开创之功。但潘仕成对西方武器的制造原理与工艺不可能有真正的了解，他始终未曾亲临战阵，没有实战经验，仿制外国船炮、水雷，无非是花钱聘请几个外国人试造。在鸦片战争结束之初或者还能吸引朝野的目光，但到咸丰、同治年间，尽管其时外有英法联军入侵，内有太平天国战事，急需军工人才，但潘仕成已没有多少作为。潘仕成子潘国荣于咸丰十年（1860）回粤捐办洋炮，谕旨饬令潘仕成督同办理。一年多以后，造炮未见成效，“屡催罔应”，于是清廷下谕对潘国荣严加申饬，给予处分，并称“傥敢仍前再行任意延宕，即将该员之父潘仕成一并从严参办，毋稍姑容”。于此可见潘仕成不仅财力已入艰难境况，而且“圣眷”也已衰落。 二、 潘仕成的盐务亏空与被抄家 前文提及潘仕成承充临全埠盐商总商所用的“商名”是“潘继兴”。在清朝，商人、土地业主往往用“户名”“商名”“堂名”承担赋税、签订契约以及登记产业买卖。《望凫行馆宦粤日记》多处提及的涉及诉讼的吕宋馆基地（详见后文），也是“早系美国商人向潘继兴卖〔买〕得”。广州高第街许氏家族保留了一批房产契据，几份契据显示，许氏从曾松吟买来的一批房产，上手来自盐商李念德堂。其中一份契据对李念德堂经营盐务失败、由潘继兴接手有如下文字：“从前李念德办理临全埠，于十三、十四等年因办奏销饷项，窘迫无计筹策，陆续向曾松吟揭借过银一千二百两以凑完库。原应依期筹还，不料埠务疲难，日形支绌，以至不能归款。嗣于廿四年将临全埠供与潘继兴办理，所有公项尽归潘商肩承，其余私债当经亲友调处，或将旅程拨补，或将产业割□。”于此可见，潘继兴接手李念德堂办理临全埠盐务是道光二十四（1844）年的事。《广州府志》潘仕成传有“捕属人，家素封”之说，而日记提及的潘继兴同美国人的土地交易发生在道光二十四年前，可知潘仕成家族早就使用潘继兴这个商名。 潘仕成所接手的李念德堂也是盐商家族的商名，早在乾隆年间已见诸上谕。道光九年（1829），上谕提到李念德“承办粤西临全等埠，因程途窎远，挽运维艰，致滋赔累；兼以历年弥补捐款为数甚多，运本益形支绌”，显然此时李念德堂已难以继续承办了。《望凫行馆宦粤日记》记载：“查李姓江西临川大族也……其祖上曾充临全埠盐商，与潘德舆郎舅至戚。李姓大亏国帑，大宪饬潘接办。潘仍大亏折，革功名、抄家产皆为临全埠事。”于此看来，潘仕成以盐商身份接办临全埠盐务，并非完全出于自愿。道光廿四年前后的两广总督为祁、耆英，“大宪”当指此二人或其中之一人。祁、耆两人都对潘仕成评价极高、信任有加，要求潘仕成接办临全埠盐务，显然是认为他有办法解决盐务各种积弊和难题。 为何潘仕成身为盐商，却可以当盐务高官？当了盐务高官后又可以继续当盐商？清朝官制很讲究回避，这种情况确实令人感到意外。不过，潘仕成并非唯一例子。湖北盐法道邹之玉，原来也是盐商，任职后将埠务交其子捐职员外郎邹道济接手经营。可能是因为盐官不同于一般地方官，而盐务非常专业，清中期后盐务又普遍出现问题，破格任命殷实可信的盐商充任盐务官，会比书生办得更好。然而，盐商而兼盐官毕竟有点不同寻常，潘仕成自己也拿不准，对是否接受任命曾征求过朋友的意见。道光二十六年（1846），他被任命为桂平梧郁道（盐法道），其时他已作为盐商办理临全埠盐务，程矞采（时任漕运总督，署理过江苏巡抚）给他的信说：“粤西鹾务久疲，知亦劳诸擘画，想近来已大有起色，积引亦渐可畅销。便中祈为示悉。将来升擢都转，尤为熟路轻车。似借重长才，定属恢恢游刃。此时盐、漕、河三者，实当务之急，得我兄精心果力，成效自可立臻。”道光二十七年，潘仕成被任命为广东盐运使，因回避本省改任命为浙江盐运使，他写信给福建布政使陈庆偕，请陈向署理闽浙总督、福建巡抚徐继畬转禀，又透露自己打算请耆英再奏请回避。陈庆偕回信说：“鹾帮公事究与地方不同，似可毋庸回避。”可见，这些高官都认为潘仕成以盐商身份出任盐官是合适的，不仅无须回避，而且有助于盐务。然而，尽管朋友们予以鼓励，朝廷也一再催促，但潘仕成最终还是没有去，仍带着实缺官衔协助耆英等高官办理对外交涉，同时以盐商身份办理临全埠盐务。 潘仕成承办临全埠盐务之初，因他既富有又兼实缺高官官衔，且名满天下，因此官、商对他颇有期许。陶恩培给他的信说：“临川阜〔全埠〕光景如何？但使经理得宜，日有起色，不难弥补积亏。惟尊府酬应甚广，恐致入不敷出，则依〔然〕不能宽裕耳。” 在清代，广西行粤盐，“西柜分埠五十七，而总成于两大埠，曰临全，曰大江。自梧州府苍梧县沿河而上，凡桂林府属九州县、平乐府属五县，皆临全埠引地”。盐商领引后，自雇船只到盐场采买，再运到引地售卖。临全埠认引111894包，拆引90202包，每年额定盐饷73343 .52两。当然，这7万多两银子以外还有不少带征、附加费用，官吏的规费、勒索等也自不待言。但不管怎样说，每年7万多两的饷额，即使实际付出更多，也是该埠全体盐商共同承担，并非潘仕成一个人出，何况贩盐也会有盈利；何以临全盐埠的税饷会使以富有、能干且交游广泛著称的潘仕成一败涂地，在他名下的盐务亏空竟达二三百万两？ 事实上，临全埠的盐务早就不好做，道光年间，李念德堂办理临全盐务就因“埠务疲难”等原因失败，而要潘继兴接手，已见前述。在近年影印出版的《叶名琛档案》中保留了多件讨论两广盐务的文献。使我们对道光、咸丰年间的两广盐务以及潘仕成亏空盐饷的情况获得更多的了解。潘仕成接手李念德堂后，盐务同样不顺利。大约在咸丰元年（1851），一份以潘继兴名义的禀文说，接办七年以来，“饷款虽无贻误，而代原商缴过埠租、抵完库欠，已亏本三十余万两”。李沅发、雷再浩和太平天国起事，又导致阻运滞销、盐与饷银被抢掠，“连年亏蚀”，不得不典卖产业以充盐饷。道光三十年（1850）的饷项已无法筹缴，咸丰元年的饷项更无着落。潘继兴一再要求应由原来的承商李念德堂承担他们亏空的部分，且要求卸去埠商，交回李姓原商承办。但得不到广东盐运使的批准。 一份产生于道光后期、署名缺失的文件反映：道光十四年（1834）以后，“银价递增，每两竟至加倍”；但盐商售盐收到制钱，必须换银交饷，“昔年以钱一万一千余串便敷一万两之饷，今则加至二万余串之多”。盐场灶丁又把大量场盐出售给私枭，致使引盐销售难畅，而官府却无法制止武装贩卖私盐的私枭团伙。 盐是专卖品，必须堵绝私盐，盐商才有可能在承担高额盐税的同时获得大利。前文提到的私盐主要是民间的“盐枭”所销售。然而，在太平天国战争期间，清朝法制、惯例大乱，除“私枭”外，官员、兵勇也趁机贩卖私盐。如贡生谢大德、世袭云骑尉陈肇兴就携带私盐两万斤，被查获后称打算出售以作所带壮勇的口粮。这是两个团练下级军官被查的案例。不难想象，如果官员级别较高或兵勇队伍较大，缉私巡船是不敢去查的。更严重的是，一些封疆大吏为筹集军政费用，设卡抽厘，把盐也纳入其中，不顾盐商已承担很重的盐税。咸丰三年（1853），广西巡抚劳崇光就于粤桂交界处设厂抽厘，加重了销盐成本，致使盐商难以完税。 一份咸丰三年（1853）广东盐商奉命调查广西盐务的禀报说，由于私盐充斥，额引难销，盐商不愿承办，已承办的盐商则要求退出，甚至逃亡，其时广西“只有临全、百色等三十六埠招有商人认充”，“其余三十埠无人认办”，结果没有承商盐埠的税额就要由盐务公所赔垫，也就是由有承商的盐埠分摊。稍后，情况更加严重，另一份署名缺失的文件反映，其时广西66埠中，有商者仅桂林、全州等18埠，歇业无商者48埠之多，“每至奏销无着，均归粤东大埠各商筹融垫完”。潘仕成地位高、目标大，既不可以退出，更不可能逃亡，临全埠的引盐因种种原因难以畅销，承担本身的盐饷早就有难处，咸丰年后还要分担其他无商盐埠的饷项，亏蚀自然难以避免。 另一份时间相近的文件，对广东盐务的积弊与困难作了详细的禀报。其中说，广东盐务，因近期运费增加，盐商负担加重。不少盐场的场官与武营将弁、地方佐杂通同一气把场盐卖给私商，致使某些盐场私盐数量是正盐的10倍。香港也成为私盐的中转站。私盐缉捕权责不明，无切实负责之官员。有缉私之责的巡船、巡卡收受规费任由私盐肆行。正盐每包盐价及其他费用要一二两，私盐只是六七钱，导致有些盐商也转而买卖私盐。有些承税盐商已经逃亡，承包到期者不愿续任，招商无人肯来，结果无商之埠的税额就由“有商之埠融销加捐”。承办盐务的商人还要捐助、借垫盐务缉私等费用以及军费、水利、赈灾、慈善等费用。这个文件还提到，从嘉庆年间开始，广东官府实行将库款发盐商生息的办法，一本一利，盐商领本银后分20年偿还。例如借银10万两，在20年内每年还1万两。但各商领银后随意花销，而有的盐商又招人顶替，后来难以追查真正的欠银者，只能从盐商所捐盐本（按：类似盐务公所的基金）垫赔，结果，“库中百万盐本俱归乌有，而各商所欠本息几二百万”，“总商临全李念德悬亏至一百余万之多，供商潘继兴悬亏二十万之多”。按照清朝惯例，欠银都会要求承办的总商负责归还；据前文所引李念德出售产业的契据，李念德亏欠的部分，接手的潘仕成也要承担。 从上文所述，已大致勾勒了潘仕成临全埠盐务失败以及亏空二百多万两的原因，其实亏项很大程度是盐法败坏、多年积弊以及咸丰年间的战乱造成，潘仕成不可能有回天之力。在潘仕成之后，临全成为“悬宕多年”的无商盐埠，到光绪十五年（1889）才实行“临全一埠自招水客运盐，并予以变通办理”。 潘仕成当然也有自己的问题。前文所引陶恩培的信就对其“应酬甚广”“入不敷出”表示担心。其时潘仕成已不可能从对外贸易获取巨额收入，本人、家庭、家族骄奢淫逸的生活以及官场应酬，主要靠盐商收入和积蓄维持。从道光年间起，潘仕成又每每为赈灾、军务等捐输巨额银两，咸、同年间他已力有不继，但从朝廷到督抚，一有大宗捐输的需要时都会想到潘仕成。他对刻书等文化事业也有偏好，甚至经营失败后仍不停止。潘仕成的经营越来越困难，开销却很难减下来，日子也就越来越难过。 本来，潘仕成的盐务亏空相当大部分并非他的直接责任，而且亏空早就形成，为何到同治八年才被追查？限于缺乏直接证据，笔者只能根据自己见到的资料作些分析。潘仕成的黄金时代是在道光中后期，其时他有一位位高权重的后台耆英，而耆英深受道光皇帝信任。潘仕成被破格重用、官运亨通（虽然没有赴任），主要是耆英大力保举的结果。到咸丰朝，耆英完全失势（后来还因外交失误被咸丰赐死），潘仕成虽未受耆英牵连，但已风光不再。到了同治年间，他的经济状况再不允许他像从前那样大手大脚地花钱拉关系、买名声，于是，终于无人为他撑腰、缓颊，瑞麟、李福泰的参奏和朝廷抄家的谕旨，既是潘仕成商业失败的结果，一定程度也可说是他政坛失意的结果。 《望凫行馆宦粤日记》记载了潘仕成财产最后处分的一些情况。 潘仕成虽是因广东督抚参奏而奉旨查抄，但广东的高官还是为他留下了余地，尤其是盐运使钟谦钧。日记记下，广东按察使孙观对杜凤治说：“潘仕成共亏二百余万，一假抄家，所得不及一二成，乃（盐运使）为之弥缝殆尽。”日记另一处则说，潘仕成买通了总督幕客，“假作抄家，花园、房屋均归官，充饷不及十分之二三”。杜凤治就任不久，前南海县丞丁世钧（号春山）说，潘仕成“今虽云查抄，而实则富如其旧，即如日前差提伍郎中家之三十二箱内（日记其他地方又记“三十七箱”），皆金银珠宝，即金刚琢约有斗许，值价百余万。虽云儿媳嫁赀，实皆伊物，亦应在查抄之内”。杜凤治认为，“丁言如是，亦有不实不尽。但予履任后，言此者不一，皆右德舆……所说箱中值百余万，只金刚琢一物有斗余，未免言之已甚，或者十余万金之数则有之耳”。潘仕成媳妇是曾望颜（曾署理四川总督）之女。所谓“伍郎中”，是著名行商伍崇曜（布政使衔候选道）之子伍绍棠，潘、伍两家有亲，故潘仕成媳妇就把三十几箱珍宝寄放在伍家而免被查抄。即使是值10余万两，也是一笔巨额的财富。这些珍宝，因涉及潘氏叔侄讼事被查扣于南海县衙。杜凤治上任不久，便奉盐运使札把这三十几箱珍宝全部归还潘曾氏。杜凤治向盐运使报告此事时，盐运使告诉他，潘仕成“欠饷已陆续缴清，只欠三千余矣”。 潘仕成虽经抄家多年，但仍在旧宅居住，杜凤治到任后奉命勒令潘仕成尽早迁出。同治十年（1871）九月初四日，杜凤治与番禺知县胡鉴及盐运司下级官员文通同到潘家催促搬迁，日记记下：“德舆开口即言：是必为催迁屋来者，尽月内必滚蛋，尚有何脸在此留恋？现已典得数屋，分六处住，因家口众多，共有百余人也。”杜凤治等人到盐运使处复命，钟谦钧谈到潘仕成房屋太大，瑞麟定价38000两，恐无人买得起，不如仍让潘仕成改名出银领回居住。文通说，潘仕成出得起这笔钱，但正在同潘铭勋诉讼，倘再被控，这些银两有入官之虞，所以不会这样做。可见，官员们对潘仕成仍保留有相当数量的财产是心中有数的。 后来，潘仕成住宅被西关商人管理的爱育善堂以3万多两的价格购得，拟作为爱育善堂的“公局”（办事场所）。十一月十六日，杜凤治与番禺知县胡鉴等几个官员，会同爱育善堂的绅商前往潘仕成住处，通知潘仕成尽快搬迁。杜凤治劝告潘仕成不可留恋。潘回答说不敢留恋，但租不到屋。杜言爱育善堂将在二十二日进驻挂匾，此事盐运使已禀报总督瑞麟，不可迁延，自己奉上司命办事，到时必然得罪，请不要见怪。盐运使命令如潘家不按时迁出，就扣押潘仕成的两个儿子。潘家又拿出房屋图，声称抄家查封的只是部分，并非全部。下午，杜凤治再到潘仕成住处，宣布大门以内全部都属于查抄的房产，自己是奉命行事，潘如抱屈，向盐运使、总督二处告去。日记记下：“女人辈无不痛哭，德畬亦哭。英雄末路，亦穷奢极欲之报也。”二十日，潘仕成及其家人搬走。 三、 潘仕成的家族讼事与去世 杜凤治还花了很多时间处理潘仕成、潘铭勋叔侄因产业归属的互控案。 案情大致如下：潘仕成侄潘铭勋同其子潘仪藻，以潘铭勋之母（潘仕成寡嫂）出名立契，把一宗产业卖给英国人沙宣，杜凤治之前任南海知县赓飏已为这宗交易办理税契手续。潘铭勋父子原先估计潘仕成是奉旨查抄之人，为避免匿留之罪，不敢承认这些产业。谁知潘仕成不甘，一再控告潘铭勋盗卖自己的产业。但潘铭勋父子均不到案，致使无法审理。 最初，省城的高官对潘仕成有所同情，总督瑞麟要求杜凤治无论如何要设法让潘铭勋到案，“如不到，出花红拿之”。然而，由于租赁这些房产的若干店户不承认沙宣“管业”的权利，英国驻广州领事许士（P. J. Hughes）出面干预，照会广州各级官员，使这宗讼案复杂化。杜凤治此时才认真查阅前任案卷，搞清楚这宗交易是“二万七千七百十两，共铺屋六十八间”，赓飏收了1800多两税契银。瑞麟指示：“沙宣明买明卖，理应归之。潘姓叔侄，吊看上手契，另行断归。” 谁知案情又起新波澜。美国领事赵罗伯（R. G. W Jewell）照会瑞麟，称潘铭勋出售给沙宣的产业，“内有吕宋馆基地，早经潘德舆典与美国人，经前南海知县查明准典，且有契税”。从瑞麟到杜凤治都认为潘仕成、潘铭勋叔侄都是有意把讼案涉入洋人，“明系以洋人挟制官长”；但又没有办法，只好尽量满足英、美领事的要求。 杜凤治知道，“洋人之事不论如何，伊有照会或信来必须立即办”，于是按瑞麟意旨，把办案的重心变为如何让洋人满意。他下谕要求各店铺向沙宣交租，不得再交给潘仕成，“以后如再不向沙宣赁领，唯有押迁而已”；并直接同许士、赵罗伯打交道处理此案。但潘仕成叔侄长期不到案，使杜凤治无法作出判决，受到很大压力。日记记：“盖本案两造不到，不但沙宣案不能结，而吕宋馆基地一事将从何处下手？许、赵领事则不管是非曲直，唯地方官是问，无日不来照会或信函，多方噪聒，出言无礼，万分可恶。以中国意在羁縻，务顾大局，置不与较。彼犹不足，又常向中堂催迫，且言予受贿不理事。虽不惧之，究之案一日不结，洋人纠缠一日不清。” 杜凤治想了很多办法，终于在同治十年十二月初四日（1872年1月13日）集齐潘仕成叔侄两造，开堂审理。潘氏族人相见时均大哭。杜凤治等他们哭完，对他们说，你们胞叔侄同室操戈，“不但于予处噪聒，且时复惊动中堂。你们既系叔侄，只要洋人肯罢休，予何求乎？”杜先责备潘铭勋不该盗卖叔父产业，但话锋一转，说赓飏已经契税，“不得不归与沙宣。尔等究是叔侄，侄盗叔产无罪可科。仕成家已破，亦不必沾沾于此区区者，可勿论也”。美国领事提出的吕宋基地事还要继续审理，杜命把潘铭勋父子及潘仕成子潘瑞榴（潘仕成因年老病重无法扣押）扣押在南海县丞衙门，等候复讯。 杜凤治在履勘丈量相关地段后，对全案作出判决，日记本来“录粘判语一纸”，但已不存。后来梁纶枢为保释潘铭勋父子时评论堂判“骂潘仕成薄待寡嫂胞侄亦痛快，自来无人如此痛骂伊者”。杜凤治判决潘仕成、潘铭勋各出5000元，合共万元自行向美国商人赎回吕宋基地契据结案。但案件又拖了几个月。到同治十一年（1872）五月，80多岁的老行商梁纶枢等三名绅士交来5000元，将潘铭勋保释。潘仕成的儿女亲家马仪清也代潘仕成请求交5000元保释潘瑞榴；但杜凤治说，潘瑞榴与潘铭勋不同，必须等潘仕成把吕宋馆地契赎出才能保释。到七月，杜凤治虽允许马仪清先将潘瑞榴保释，但要求潘仕成叔侄“应将契纸地段理明，不可令日后又生枝节。如果不能全行清厘，则令其具一结，伊父子叔侄兄弟均签名，日后有争论事，伊父子叔侄兄弟自向洋人理论”。此后，杜凤治曾毫不客气地催促马仪清，直到同治十一年年底，潘仕成才递禀称“将美国旗昌行福士之契赎回，即吕宋馆地基也”，全案总算了结。 在这场延续两年的诉讼中，官府的着眼点在于满足外人的要求，并没有理会潘仕成对潘铭勋“盗卖产业”的控告，只是一再向潘仕成施压，结果潘仕成不仅没有得到任何补偿，反而承担了赎契费5000元等额外支出。 从此案可知潘仕成残存的一点影响最终也荡然无存。杜凤治与广粮通判方功惠（瑞麟的亲信，著名藏书家）联手胁迫潘仕成出借《佩文韵府》印版印刷一事，也反映出这两个中下级官员已完全不把潘仕成放在眼里。 潘仕成海山仙馆所印之《佩文韵府》享有盛名，瑞麟等高官早就想向潘仕成索要印版印刷，学政何廷谦到任前已写信给方功惠谈及《佩文韵府》事。方功惠先出面与潘仕成商议借印版事，提出要借书版印200部《佩文韵府》，每印一部予潘仕成版租4两。潘仕成“似乎以板租少，不说不肯，再三支吾，日延一日，推托迁延”。杜凤治趁潘仕成正在涉讼、高官日渐对其厌烦之际，要南海县丞传话：“《佩文韵府》之板，虽是你家之物，然你已抄家，即应归公。令其好好交出放刷，否则将其人舁来押追。”因书版有一半在潘仕成长子潘国荣手中，而潘国荣又因讼事在押，杜凤治一再逼迫，同治十一年（1872）三月，潘氏父子不得不答应借出印版。 但潘仕成又变卦，不肯让方、杜雇用的工匠印刷。杜凤治再次派县丞威胁，如果再这样，就把书版提到县衙估价抵充欠饷。潘仕成向县丞表示，“恐板到别处，用别匠人有糟蹋之事，故恳请在伊家对门，并用伊熟悉匠人”。到当年八月，方功惠告诉杜凤治，“《佩文韵府》已告成，为此一事，翻变何止二三十次，大费周章，幸而得成。学宪将到，为伊要此书而起……书已告成，心力则已费尽矣”。《佩文韵府》印刷了200部，每部计银十八两八钱。杜凤治自己也要了13部。 在潘仕成的最后几年，他还有另一宗诉讼。原先临全埠总商李念德堂的族人，本来与潘氏是姻亲，但此时提出，潘仕成当年接办临全埠总商，有埠底租、库欠等款项应该归还李家。为此李、潘涉讼。李家男女数十人住进潘仕成的新住处，吵闹破坏，声称要补偿万金，把潘瑞榴扣住；“潘家亦雇勇数十人相与抵御”。杜凤治为避免闹出事端，命南海县丞带衙役前往弹压、调停。潘仕成最后应允给予补偿3150元。经杜凤治派县丞出面调处，潘仕成实际上交付李家4400元，双方具结完案。但李家收到后又提出新要求，同治十三年（1874）三月，李家的人再到潘家滋闹，潘仕成几个儿子求见杜凤治哭诉，日记记：乃父病半身枯已多年，去冬更剧，不能言，仅存气息。不令速死，受尽坎坷，天道好还，岂非奇奢极欲之报乎！……男妇多人，日夜在潘家食饭居宿、抛物毁器、搜刮钱物，近于抢掳。又恃众将老病将死之潘仕成由床强摔在地，气迫痰涌，几乎毕命。仕成之妾亦被殴詈。杜凤治严令李氏必须遵照具结，否则“定先收押，照光棍例惩办”。李姓“无可奈何，只得遵依”。当年四月十二日的日记提到杜凤治与方功惠等人在泮塘的彭园游玩，“即在潘仕成家园之旁，潘园已掬为茂草”。日记此后再无关于潘仕成的记录。 目前一些著述根据《尺素遗芬》中的潘仕成七十小像，定潘仕成生卒年为1804—1873。但根据《望凫行馆宦粤日记》所记，1874年春潘仕成仍活着，不过已“不能言，仅存气息”。遭此变故，潘仕成估计不久后即去世，故其卒年应为1874年。 笔者这篇小文章，仅仅是对前人研究的补充或更正，但仍远不足以反映潘仕成的一生，尤其是对学界特别感兴趣的“潘仕成是否洋商”“他的巨额财富从何而来”这两个问题并没有作出令人满意的回答。笔者估计，在中文史料中找到答案的机会不太大，但在外文资料中也许会有令人意想不到的发现。 modernchinesehistor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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