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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蕉《幽兰图》 白蕉行书《梁武帝诗》 ： 由隶书变而为正书、行书、草书，其转移实在汉末与魏晋之间。其后正书、行、草又分为南北两派者。东晋、宋、齐、梁、陈，南派也，赵、燕、魏、齐、周、隋，北派也。南派由钟繇、卫瓘及王羲之、献之、僧虔等至于智永、虞世南；北派由钟繇、卫瓘、索靖、崔悦、卢谌、高遵、沈馥、姚元标、赵文深、丁道护等至于欧阳询、褚遂良。 南派书法，隋代不甚显著，至唐贞观年间始风靡天下。然欧、褚之书风，亦渊源于北派，即唐永徽以后，所书之开成石经，尚有北派余风。 南派乃江左文士之风流疏散妍妙，长于启牍。每用简约之笔，所尚既偏驯，至不识篆书之遗法。在东晋时，既多改变，其后宋、齐时代，所谓古法，更荡然无存矣。 南北两派，判然如江湖之不相混淆，即世族亦不相通，此风至唐初尚存。太宗本东北人也，然独爱王羲之书，故亲虞世南。羲之书法，实兼南北两派之长，可于现存之王帖中考而知之。盖数百年来，盛行北派，民间又多用之试考。当时普通所刻于石瓦类之文字，皆有北齐、北周时代之书风，而绝少似阁帖或王羲之、献之南派之笔法可知也。至宋代阁帖盛行于天下，然后中原碑板、石刻，始无复有北派矣。 梁代王裒，南派之高手也。入仕北朝。唐高祖学其书，故其子太宗，亦爱好王羲之书法也。 他的《北碑南帖论》里说： 古石刻纪帝王功德，或为卿士铭德位，以佐史学。是以古人书法，未有不托金石以传者。秦石刻曰：“金石刻，明白是也。”前后汉隶碑盛兴，书家辈出。东汉山川庙墓，无不刊石勒铭，最有矩法。降及西晋、北朝，中原汉碑林立，学者慕之，转相摹习。唐修晋书，南北史传，于名家书法，或曰善隶书；或曰善隶草；或曰善正书、善楷书、善行草，而皆以善隶书为尊。当年风尚，若曰不善隶，是不成书家矣。 帖者始于卷帛之署书。（见《说文》）后世凡一缣半纸，珍藏墨迹，皆归之帖。今阁帖如钟、王、郗、谢诸书皆帖也，非碑也。且以南朝敕禁刻碑之事，是以碑碣绝少。（见《昭明文选》）惟帖是尚。字全变为真、行、草书，无复隶古遗意。……东晋民间墓砖，多出陶匠之手，而字迹尚与篆、隶相近，与兰亭迥殊，非特风流者所能变也。 同时他又说：“北朝碑字，破体太多，特因字杂分隶，兵戈之间，无人讲习，遂致六书混淆，响壁虚造。”“北朝族望质朴，不尚风流，拘守旧法，罕肯通变，惟是遭时离乱，体格猥拙……破体太多，宜为颜之推、江式等所纠正。”（见《北碑南帖论》） 他又承认： （一）短笺长卷，意态挥洒，则帖擅其长。 （二）界格方严，法书深刻，则碑据其胜。（皆见《北碑南帖论》） 白蕉行书《温庭筠诗》 可见他的碑帖长短论，说得非常开明。不过，我们从这两篇文字中看来，他的南北分派立论，不论从地域上，或是就人的单位来说，他作的系统的说法不能圆满，恐怕事实上也无从圆满，而且会越弄越糊涂的——因为地与人的分隶与各家书品的分隶，要由南北来划分得清清楚楚，其困难极大，甚至不可能。正和其他学术方面的划分南北派，或某派某派差不多。我们试就碑帖的本题来说，比方拿颜鲁公的作品来讲，《家庙碑》《麻姑仙坛记》《颜勤礼》等，是碑；《裴将军》《争座位》《祭侄稿》《三表》等，是帖。就人说，他是山东人，属北派；就字体说，他的字体近《瘗鹤铭》，应属南派。现在姑且不谈鲁公，即使在阮氏自己两文中的钟、王、欧、褚诸人，他们的分隶归属不是已颇费安排，难于妥贴了吗？至于他说到帖的统一天下是归功于帝王的爱好，这也仅是见得一方之说。固然帝王的地位可以使他有相当的影响，但我觉得书法的优劣和书体在当时的流行是主要的影响。右军的书迹，为历代所宝，唐宋诸大家，没有一个不直接、间接渊源于他。《淳化阁帖》一出，影响到后来的书学。但王帖的风行和他之所以被称为书圣，决不是偶然的事。一方面是王字的精湛，如羊欣论羲之的书法说是：“贵越群品，古今莫二，兼撮众长，备成一家。”这样的称赞，似乎也决与亲情无关。另一方面社会上应用最多的，不消说是正书和行书。而正、行的极诣，又无人否认是王字。所以王字的盛行，亦自属当然的趋势，初未必由于帝王的爱好。诚然，我相信以帝王的地位而提倡，石工、陶匠的字也可以风靡一时，但是说因为帝王提倡石工陶匠的字，便要永为世法，那我觉得是可疑的一件事。 阮氏之说开了风气后，到了包、康二人，索性树起了尊碑抑帖、尊魏卑唐的旗帜来。他们虽然都祖述于阮氏，但是已经走了样。他们二人的学术，既颇粗疏，态度又很偏激，修辞不能立诚，好以己意，逞为臆说之处很多。好人之所恶，恶人之所好，终欲以石工陶匠之字，并驾钟、王。如慎伯论书，好作某出自某的源流论，说得似乎探本穷源，实则疏于史学，凿空荒谬。长素把造像最恶劣者，像齐碑、隽修罗、隋碑阿史那都赞为妙绝，龙门二十品中，又深贬优填王一种，都是偏僻之论。 为什么说包、康二人尊碑抑帖的最大论证处祖述于阮氏呢？阮氏怎样说的呢？在他的《南北书派论》中有一段：“宋帖辗转摹勒，不可究诘。汉帝秦臣之迹，并由虚造。钟、王、郗、谢，岂能如今所存北朝诸碑，皆书丹原石哉？” 本来世人厌旧喜新的心理，是古今未必不相及的。以耳代目的轻信态度，也是古今不肯用心眼脑子的人所相同的。所以其实是属于一种研究性的文字，人们便信以为铁案。阮氏的两篇文章，大概慎伯、长素，读了以上几句，未加详细研究，一时触动了灵机，便好奇逞私，大事鼓吹，危言阿好，而后人又目为定论。其实关于阁帖的谬误，治帖的，如宋代的黄思伯便有《阁帖刊误》，清代的梁山舟有《淳化秘阁帖考正》，都在阮氏之前，阮氏当然都已经读过了的。至于碑的作伪与翻刻，本来就和帖的情形一样，而拓本的好坏，那是治帖的人和治碑的人都同样注意和考究的。 为什么说包、康二人的修辞不能立诚呢？因为很稀奇的是，他们叫人家都去学碑、学魏，而自述得力所在，津津乐道的却正是帖——见《述书篇》（慎伯）、《述学篇》（长素）那岂不是正合着俗语的所谓“自打嘴巴”么。 我往年读慎伯、长素的论著，颇欲作文纠谬。后见朱大可君有《论书斥包慎伯、康长素》一文（《东方杂志》二十七卷第二号《中国美术专号》），真可谓先得我心，那篇文章，实在是有功于书学。他的论证非常切实，原文相当长，这里不引述了。诸位研究到这个问题，那正是一篇重要的参考资料。 白蕉《兰石图》 我对于碑、帖的本身的长处和短处，大体上很同意阮氏的见解。因为我们学帖应该知道帖的短处；学碑也应该明白碑的短处。应该取碑的长处，补帖的短处；取帖的长处，补碑的短处。这正是学者应有的精神，也是我认为提倡学帖的和提倡学碑的互相攻击是毫无意义的理由。对于如何比较两者的看法，我认为： （一）碑与帖本身的价值，并不能以直接书石的与否而有所轩轾。原刻初拓，不论碑与帖，都是同样可贵的。 （二） （三）翻刻的帖，佳者尚存典型。六朝碑的原刻，书法很多不出书家之手，或者竟多出于不甚识字的石工之手。 （四）取长补短，原是游艺的精神。只有如此，才有提高、有发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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