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北宋都城乃是东京汴京（今开封），然而在一些史书和《水浒传》等有关宋代的著作中，人们往往会看到西京、南京等名称。可能很多朋友都知道这是陪都，但却不了解为什么会设置这些陪都，子渊今天就以宋代“南京”为引，给大家详细说说。
▲宋代画卷上的汴京城
宋代“南京”并非是繁华的金陵城，而是指汴京南方的应天府（今河南商丘）。从今天来看，商丘似乎并不是什么大城市，但在五代十国与北宋时期，商丘极为繁华，在北宋建立之初，其繁华程度仅次于汴京与金陵，而这也是商丘能够成为北宋陪都的理由之一。然而，繁华并不是商丘成为“南京”最重要的原因，一切还要归结于宋太祖赵匡胤。
▲宋太祖陈桥兵变处遗址
赵匡胤尚未“黄袍加身”前，还只是后周大将，世宗柴荣临终前任命其为殿前都点检，辅佐幼主。年仅七岁的柴宗训登基不久，就在朝中老臣的授意下任命赵匡胤“领归德节度使”。当时，归德军主要驻扎于宋州（即商丘），这样一来等于是将赵匡胤打发出京以消除祸患。随后不久，赵匡胤便以归德节度使的身份发动兵变，登基称帝后，商丘自然也就成为其“龙潜之地”，对大宋王朝而言意义非凡。赵匡胤在位时，还不怎么看重这里，直到宋真宗赵恒即位，商丘的政治地位才发生了巨大变化。景德三年（公元1006年）二月，宋太祖赵匡胤被群臣上尊号为“应天广运仁圣文武至德皇帝”，作为“龙潜之地”的宋州也改名为应天府，此时距大宋建国已过去四十六年。
▲宋真宗赵恒像轴（局部）
大中祥符七年（公元1014）正月，真宗赵恒封禅泰山、祭祀后土与老子祠，一番折腾过后，他又想起大宋的“龙兴之地”，于是在他的授意下，应天府升格为“南京”。需要指出的是，新建陪都，其实牵扯到诸多方面的事，并非只是简单改个名字就行，不仅要花费巨大的精力与财力，还要兴建一系列与之相匹配的建筑，以彰显皇家权威。当时宋真宗尚未完成西祀事宜，也未回到开封，就下旨应天府地方官吏，要修建一座归德殿以为新陪都主殿，接着又命人规划京城与宫城，同时宋真宗还下旨追赏当年宋太祖身边的幕僚勋旧，并将恩礼转让给这些人的子孙。另外，赵恒又特地在南京修建了一座规模宏大的鸿庆宫，以供奉太祖、太宗二帝“御容”。
▲今人仿建的宋皇宫
可以想象，当朝廷花费巨资兴建这些建筑后，南京商丘在当时是多么壮观繁华。除商业繁华之外，南京的特殊性也体现在政治上。首先，其行政长官的级别与东京开封府尹相同，高于一般州府的知州、知府。比如北宋名相晏殊、欧阳修、张方平、叶梦等人，也都曾担任过南京府尹，在北宋要想当到副相及以上高位，一般都要有管理陪都的经历。另外，商丘还是北宋最宜居的城市之一，许多宰相致仕退休后都会选择在商丘安度晚年，比如杜衍、张方平、赵概等。
▲巩义宋陵
除南京商丘外，宋朝还有西京洛阳、北京大名两个陪都，其中洛阳又被称为河南府，大名则被称为大名府。这种陪都制度起源于唐朝，唐朝前期设有两都，即西京长安与东京洛阳，为照顾学子，科举考试会在两京同时举行。后来唐朝皇帝觉得高祖李渊起家于晋，晋阳城是“龙兴之地”，遂增设晋阳为北京。“安史之乱”期间，唐玄宗李隆基逃往成都避难，成都遂升格为唐朝南京。唐末几次大战下来，洛阳作为都城的优势虽然衰减，但宋朝皇帝仍将其定为西京。原因之一是宋太祖赵匡胤出生于洛阳夹马营，其次则因洛阳是汴京的西部重镇，具有极其重要的军事意义；第三，古人最偏爱的丧葬之地——北邙山位于洛阳境内，宋代帝陵群也就选在洛阳下辖的巩县（今河南巩义）。最后，号称“峻极于天”的中岳嵩山也在洛阳境内，洛阳可谓是占尽天时地利人和，升格为“西京”不算过分。
▲大名府城门
相比而言，北京大名府的宫城规模虽然比南京要大，但在四京之中名气最低，这是因为大名府兴建时间最晚，在宋仁宗庆历二年（公元1042年）才开始营建，故不为世人所知。至于北宋为什么要在这里兴建陪都，则与北方的辽国有关。宋真宗赵恒在位时，宋辽关系紧张，真宗数次御驾亲征都在此“驻跸”，所以这里本身具备“行宫”基础，两国达成和解之后，在靠近北境军事重镇的大名兴建北京陪都，无疑更能证明大宋的诚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