担道义，济苍生

义，是中华民族由来已久、生生不息的传统美德之一。对古往今来的所有中国人而言，义，都是一个极为熟悉的字眼儿：它不仅连结着一个个感人动心的故事，更凝聚着历代圣贤的谆谆教诲;它不仅意味着一腔热血，更承载着正义与担当，有如信念之根，深植于每个人的内心最深处。

担当道义，是每个人应尽的责任和义务。曾子有言：“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就是勉励士君子应当坚强勇毅，主动承担起弘扬道义的使命。这一担当精神，在中国历史中一直绵延流传，催人奋进。

自古以来，“急公好义”便为人们所赞许和钦慕，它体现了“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仁者精神和“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家国情怀。急公好义，大多体现在国家危难之际、民众受灾之时的慷慨解囊、倾力奉献。这种急国家之所急、急民众之所急的美德善行，彰显了大仁大义的精神。

近代中国，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危险，志士仁人为救亡图存而前赴后继，海外华侨也鼎力相助，展现出这种急国家之所急的大义精神。著名的爱国华侨领袖、企业家、教育家、慈善家和社会活动家陈嘉庚就是千万海外华侨中的杰出代表。

陈嘉庚虽常年在海外经营，却始终念念不忘祖国故土，时时以民族振兴、祖国富强为念。自1913年以来，他先后创办集美小学、中学、师范、水产、航海、商科、农林等校(统称“集美学校”)和著名高等学府厦门大学。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简称“南侨总会”)在新加坡成立，陈嘉庚当选主席。他带头捐款，并组织各类活动，带领南侨总会向南洋华侨积极募捐、支援抗战。当时盛况正如陈嘉庚生动描绘的那样：“对祖国战区的筹赈工作，风起云涌，海啸山呼，热烈情形，得曾未有;富商巨贾既不吝啬，小贩劳工也尽倾血汗。”从卢沟桥事变到太平洋战争爆发的4年半期间，陈嘉庚等南洋华侨共计捐款约15亿元，极大地支援了中国国内的抗日力量。

在血与火的考验中，富有义德担当精神的中国人总是挺身而出，尽心尽力，为祖国的独立、完整作出应有的贡献。这就是民族大义，这就是爱国精神，这更是义不容辞情怀的生动演绎。

天有不测风云，在漫长的岁月里，各种自然灾害一直是人类生存的巨大威胁。因此，至少自周代以来，历代为政者大都高度重视慈善事业。同时，在政府引导下，一些开明官吏、社会贤达也会主动采取慈善救济方式，以解灾民困危。

如汉武帝统治时期，江南发生大水灾，户曹史陆续广施粥食，“所食六百人”。隋文帝时，有伐陈之役，征途中有许多兵士不服水土而患病，当时循吏公孙景茂就自求用薪俸为这些兵士求医、煮粥、熬药，因其善举而存活者达一千余人。

清末江苏泰州人栾启元也是这样一位“急公好义”的代表。长江两岸常常水患成灾，栾启元督筑江堤，勤于职守，使堤防完固，不留隐患。同时，他又主动为民请命，请求长官向朝廷申请减赋十年，救民苦难。此外，他又举办义赈，带头募捐并积极捐献钱粮。后来，栾启元请求设立专门的抚恤局，亲任主管，并特意挑选诚实忠厚、不贪便宜的人协助管理。他的这些努力，使很多灾民免于饥饿而亡。

栾启元热心公益事业，积极动员、领导大家疏浚河道，还大力兴学，并出资出力管理过口岸镇体善堂、保节局积谷仓等。临终时，他又预留遗命，将家产的三分之二入公，三分之一留给子孙作衣食之本，真正做到了为善必举、数十年如一日。在他看来，社会如同一家，他人有如骨肉，当他人需要帮助的关头，就是自己的责任、义务所在。之于钱财，只要满足基本的衣食之需即可，“天地之性人为贵”，应拿更多有余的财力去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这种不贵财帛、急公好义的精神，令人感动，令人振奋，是先贤遗留给后人最可宝贵的财富之一。

类似栾启元这样的例子，历史上不胜枚举。而在今天，这种急公好义的精神得到了更大的发扬。

2008年5月12日，汶川大地震发生后，举国上下立即行动起来，展开生命接力赛。“多难兴邦”的古话，在此时此刻得到验证。亿万华人在悲痛之余，有力出力，有钱出钱，一方有难，八方支援，抗震救灾，前赴后继。一幕幕感人的画面，至今仍能浮现在我们的眼前。在危难面前，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得到淋漓尽致的体现，中华民族的义德担当、急公好义精神也被赋予了新的时代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