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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道光二十一年（1841）12月21日，已任翰林院检讨（相当于国家部委里的小处长）的曾国藩在给父母的一封家书中写道：“男今年过年，除用去会馆房租六十千外，又借银五十两，前日冀望外间或有炭资之赠，今冬乃绝无此项，闻今年家中可尽完旧债，是男在外有负累，而家无负累，此最可喜之事。” 一位翰林院的七品官，靠租房子栖身不说，还要靠借钱才能过年。有人说这是曾国藩向父母哭穷，我倒觉得哭穷或许不假，但与其说是向父母哭穷，倒不如说是向朝廷哭穷、叹苦经更为恰当些。 从史书记载可知，清政府沿袭了明王朝的低薪制，给官员的薪俸定得非常低。像曾国藩这样的七品官，年俸是90两白银，还有45斛大米。 可作为一个京官，有些开销是万万不可省的。首先房租是一个大头，朝廷命官当然要租一套像点样的房子。道光二十年（1840）八月，曾国藩租了一个小四合院，一年的租金是160两白银。显然，仅此一项，曾国藩一年的薪俸都不够。 其次，既然在官场上混，免不了要交往应酬。人家请客你不去，是不给面子；吃了别人的请，你不回请，是不懂规矩。何况曾国藩原本就是一个喜欢交朋友的人，所以在人际交往、请客吃饭、随份子方面花的钱是非常多的。据不完全统计，仅道光二十一年这一年他请客吃饭加随礼就是110两白银，比他这一年的薪俸收入还多。 第三，一项大的花销是购置官服和给付车马费等。据记载，当时大臣的车马费，一顶轿子、一辆马车，还有仆人，一年要800两白银，这是曾国藩年收入的六倍多。曾国藩刚到京都当官，当然买不起轿子，但重要场合也不能走着去。有学者查阅《湘乡曾氏文献》中道光二十一年的账本，曾国藩雇了七八十次车，加上购买春夏秋冬四季官服，他花销458两白银。他的收入当时涨到120多两，而“家政赤字”这一年就达到330多两白银。 曾国藩之所以有这么大的“家政赤字”，是因为小京官没有养廉银，也没有下属孝敬。不过，曾国藩虽穷却也有其度日妙招，一靠来京做官前在湖南主要富商“打秋风”得来的1500多两白银的资助，二靠地方官来京办事时馈赠的冰敬、别敬（夏天送的叫冰敬，冬天送的叫炭敬，分别时送的叫别敬）虽说每笔不多，但曾国藩道光二十一年共收12笔，计有97两白银。对他来说也是一笔不小的收入。 第三，就只有靠借贷了。道光二十一年年底曾国藩借了50两白银才过了年，道光二十二年年底借债总数高达400两了。当然，当时北京的这些商人也喜欢借钱给京官，一则京官的信誉比较高，一旦外放做地方官有钱了，还钱是比较痛快的。二则这也好比购买了一种“期权”，也图日后有个好的回报。所以，小京官哭穷，多半是哭给朝廷和有实权的京官看的，没有几个通过正途出身的京官主动辞职回家种田的。 曾国藩后来坐到了两江总督这样的高位，还克己奉公，内方外圆，实属官场另类。而绝大多数的地方官却是能捞则捞，能贪则贪，恨不得千百倍地找补回来。所以依我看，高薪未必能够养廉，但薪俸过低，使官员靠合法的收入过不上有尊严的体面生活，恐怕也很不妙。 2019-2-10《今晚报》作者：司马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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