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间转向与地理想象

最近，媒介和传播学者对地理、空间和空间性的问题越来越感兴趣。正如Morley和Robins（1995: 30）所主张的那样，新的信息和传播技术——代表着Holmes（2005）所说的“第二媒介时代”——使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去疆域化、再疆域化、去本土化和再本土化成为可能，并达到至少看起来是难以超越的程度。正如一些学者认为的那样（Ohmae 1995；O'Brien 1992），这些社会学意义上的变迁并不意味着地理学的终结。相反，即使距离因素以多种方式被减少或被消解，“空间和地点也不会被消灭”。即使空间、位置、范围和空间性等概念还处于讨论中，并且在某些情况下需要进行重新定义以便从本体论的角度分析当代的社会情境，“地理学仍然至关重要”（Massey等人，1984）。在这个语境下，地理和传播之间的联系就表现得十分重要（Jansson 2005），因为当代社会生活已经被媒介和传播装置所渗透，甚至可能正由其建构。空间的传播结构影响着事物在空间中的运动方式，没有传播可能就没有地理（Gould 1991）。这种联系被Canry和McCarthy（2004：2）概念化为“媒介空间”（Media Space），一个辩证性的术语，以强调作为话语实践的媒介和传播，在空间化的同时也在生产空间。

空间转向、空间性与地理想象

正如Ed Soja（1999）所说，人文社会科学的空间转向可能是上个世纪最后25年最重要的知识发展之一。学者们把空间和空间性的重要性前所未有地提升到与时间和历史一样高。Michel Foucault的话常被引用，“正如我们所知，十九世纪最令人着迷的是历史……而眼前的时代也许首先将是空间的时代。我们处于共时性的、并置的时代，处于近与远共存、肩并肩却又相互离散的时代。”Foucault与Anthony Giddens（1984）、Daniel Bell（1978）和Fredric Jameson（1992，另见2003:695）等其他颇具影响力的学者一道，对空间研究产生了兴趣，再加上地理学家对参与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的讨论有了新的信心（Jackson 2003: 39），如空间和地点这样的核心概念近年来作为理论术语呈现出一定程度的繁荣。

亨利·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

然而，在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的空间转向之前，可以追溯人文地理学关于空间的哲学转向，Henri Lefebvre的著作是基础性的。根据Lefebvre的观点（1979：286），“空间充满了社会关系，它不仅得到社会关系的支持，而且还能够生产社会关系并被其所生产”。受 Lefebvre的启发，Manuel Castells认为:“空间是一种物质产品，与其他元素相联系——其中人类自身也与其他元素形成某种特定的社会关系，这种关系赋予空间某种形式、功能以及社会意义。”空间的生产既是社会行动和社会关系的中介，又是其结果，“认识到社会生活在空间中由物质所构成，是阐释当代空间理论的基石”。

空间与位置：从绝对性到相关性

James M. Blaut曾写道，“空间是具有潜在危险的哲学词汇”，因为它的概念及其不同分类构成的问题处于不断的争议中。对关注空间的本质性的哲学而言，数学和物理学的发展也有着重要的影响。非欧几里德几何学和爱因斯坦相对论对这一概念的修正已成为科学和哲学争论的问题（Sklar 1974：1）。与此同时，空间也有其相对性（Harvey 1969: 195-196）。 对牛顿来说，为了能够观察和测量物体的运动，有必要分离绝对空间和相对空间（Curry 1996b：92；Casey 1997：142）。经过学者的发展，绝对空间主要指外部的物质世界，是第一性的；而相对空间成为人类的第二世界，是第二性的。于是，在哲学传统中，自然与文化分离了。

大卫·哈维（David Harvey）

关于空间与位置的相关性，以及一般意义上的相关性分析是一种范式的偏离，它消解了物体和空间之间的边界，使人们不再把空间视为绝对和相对的概念。物体是空间，空间是物体，而非空间作为一个实体存在于物体及其相互联系和延展之上（Jones 2005: 12）。空间是自然、社会进程和事件的产物，而不是容器 (Smith 2003: 12）。遵循相关性思维的“逻辑”，空间（和位置）总是处于生成的过程中。在此，空间可以用海德格尔的术语来理解，这是一种建立在实践至上基础上的“栖居”观念（Thrift 1999：308）。因而，空间可以看作动词而非名词。

信息技术、无位置性与关系空间

有关空间和位置的晚期现代性或超现代性的学术著作经常讨论“无位置性”（placelessness）的概念，即当涉及人类个体与他们所接触的位置之间的联系时（身体上的或中介的），它表明一种日益增长的（海德格尔意义上）存在主义的空洞。消费社会走向成熟、流动性的增强以及大众媒体和信息技术的发展，三者的结合，被认为是导致“社会场所”快速同质化的原因。这种对位置的不真切感通过直接或间接地鼓励“无位置性”的“媒介”进行传播，而这些“媒介”包括大众传播、大众文化、大企业、权力机构，以及包含这一切的经济体制。

然而，像“无位置性”、“无位置感”、“时空压缩”、“用时间消灭空间”和“地球村”这样的概念和表达，就像所有（尤其是空间）隐喻一样，都应谨慎处理。技术，特别是信息媒介技术，无论“压缩”与否，都是空间生产的中介力量。

关系空间（和位置）可能不是理论假设，而是实际上通过媒介和信息技术的中介、基于语言系统的符号和物质实践。媒介和信息技术也主要是情境化的实践，其发展使得空间的折叠和展开成为可能，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建构虚拟世界。因此，地理或空间与媒介和信息技术之间的联系将消失，因为没有（本体论的）部分可以联系在一起，空间就是媒介和信息技术，媒介和信息技术就是空间。

传播地理学的地理想像

简而言之，“地理学”（即对人文地理学内外空间性的研究兴趣）与媒介及传播研究之间的和解，带来了一些关于空间与位置概念的本体论和认识论的问题。本体论视角下，空间被视为通过行动和互动来进行生产，是流动的，不是固定的、连续的或分隔的，空间的生产与社会的物质性不可分割。空间作为关系的概念自然不是研究传播地理学（Geographies of Communication）领域的唯一路径，但却是一种十分适合思考移动性和“移动媒体”、符号/文化、物质/技术融合与互动问题的本体论立场。而遵循空间作为关系生产概念的认识论立场，强调空间和地点的概念及其应用，与福柯和其他人所阐述的权力/知识的联系交织在一起。这意味着传播地理学的知识领域，如所有学科和子学科的知识领域一样，可以被视为一组具有特定地理想象力的虚构。同时，空间不是脱离意识形态和政治的科学对象，它始终具有政治性和战略性，是一个充满意识形态的产品。而通过批判性和反思性的讨论，有可能（并且有必要）预测关于传播地理学空间知识的应用模式及应用领域。

原文：Richard Ek, Media Studies, Geographical Imaginations and Relational Space, in Falkheimer, Jesper & Jansson, André (eds.), Geographies of Communication. The Spatial Turn in Media Studies, Nordicom, 2006: pp. 45-66. 编译-白顺阶；中文标题为编译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