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道台顶峰
2016年6月我们夫妇随好友们组织的旅行团（北欧印象旅行社）旅游北欧，当22天的行程已过了三分之二之际，6月12日这一天我们游览的景点是挪威的布道台，位于斯塔万格附近著名的吕瑟峡湾中部，这是一块天然形成的巨石，突兀地直立于峡湾之上，垂直落差604米，顶部有大约625平方米的平台，是世界著名的景点，也是我们旅游行程中的亮点。下午2点我们从布道台下来，一路崎岖不平的石头山路，让我们每个人都不得不小心翼翼。
崎岖的山路
大约4点半时，最困难的山路已经走完，这时距离停车场只还有800米，我向后方的好友大庄夫妇鼓劲：“前面就是沙石路啦”，突然脚下一滑摔倒在地，一阵撕心裂肺的疼痛。我还在担心手中的单反是否摔坏时，大庄赶来扶我，但无论如何就是站不起来，左腿根本无法吃力，大庄说坏了！可能骨折了。此时三位全身行装路过此地的外国小伙关心地围了上来，掀起我的裤腿相视一看，说的好象不是英语，因为英语我能听懂一点，其中一个小伙马上从行囊掏出一卷宽约20公分，厚约0.5公分类似鼠标垫样的东西，从我小腿靠膝盖一侧绕到脚跟再绕向另一侧，同时紧贴皮肤揑成一深U形，包住整个小腿，再用胶带上下分别缠了宽宽的三道，整个小腿就象上了石膏一样，我们都明白这是给我做的临时固定，再三道谢并拿出外币表示谢意，他们相视一笑，摆了摆手就走了。感动的同时还有一种佩服，他们不但乐于助人，而且非常专业，给我包扎的熟练程度显然是经过训练的。
我受伤时身边只有大庄夫妇二人，于是大庄让他夫人回去报信，他留下陪伴我。也许是巧合，这时天空开始飘起雨点，我们顿感不妙，因为我走不了路，以所在之地的山势及当时的体力，大庄也背不动我。我们在路边坐了一会后，我劝大庄下山去寻援，他说这个时候我怎么可能离开你，我说我们应该理智地考虑解决问题，后面有没有人还不知道，即使有也是体弱的，体格强壮的早已到了停车场，我是因为等待后面的人才落在后面的。所以我们必须先想办法如何到医院。于是大庄就急急地下山去想办法了。当我们坐在路边时，络绎不绝的游客从身边路过，凡是老外一般都会主动上前来询问，需不需要帮助？倒是我们同胞路过都是视而不见，这真让人有一种哭笑不得的感觉，也许是因为国内太多的“碰瓷”现象已经让国人谈“摔”色变，特别是老人，更是无人上前。
大约过了半个小时，见到谷力王晓沙等五六人从山上下来，这是我们最后的一拨人，看到我骨折少不了一阵安慰询问，因为天色不早了，女同胞们先下山，谷力和晓沙主动留下陪伴我。这时雨还在下，也无处躲雨，又不知道求援情况如何？在来的路上导游一再强调布道台是没有救援的。我们一商议，有没有救援都要下山，与其坐等，不如努力自救，于是他们两人一边一个架着我，用一条右腿一蹦一蹦向前挪行。就这样我们挪了大约150米，我已经满头大汗，一是疼痛二是累，心情沮丧极了。因为我知道，一是我已经不可能完成北欧之行了；二是即将在国外的求医之路凶吉未卜。
正在我绝望之时，夫人傅萍气喘吁吁地跑了上来，她是听大庄夫人说我摔了，什么也没有拿就一个人跑上来了。随后除了身体不好的铭明，其它的男同胞都来了，薛和还扛着一张椅子，他们是准备将我绑在椅子上，抬上我们的旅游车送医院。亚平用很权威的口吻说，北京老楼道里根本走不了担架，都是用椅子抬下来的。正当大家商量如何送医院时，当地的救援队员带着担架出现了，大家都松了一口气，事后才知道这是在大庄的盛怒下，我们的导游才报的警。但是救援队员告诉我们，在来的路上他们接到电话，山腰又有一个受伤者，伤势比我严重，所以要和我商量能不能让我的担架先上山救援另一位受伤者，他比我远，他们已经要了另一副担架，但要过一会才能到。我当然同意了，这时候我们也不能让老外看轻了。团友们提出停车场不远，建议先用椅子，但留下的一位救援队员坚决不同意，虽然我们听不懂他的话，但从他的手势可以看出他的态度很坚决，可能是怕二次伤害。于是只能等着，大家忍受着蚊虫小咬的狂轰滥炸等了约有半个小时，第二副担架到了，几位救援队员非常专业地将我抬上担架后又迅速固定好，把担架往腰间一挂就走了，每个救援队员腰间都有一个搭扣，这令我开了眼界，担架还有这样抬的！同时一颗悬了半天的心终于落下，也许是躺在担架上太舒服、也许是刚才才紧张的缘故，我竟然睡着了。突然耳边响起一个悦耳的女声，“叔叔，你现在感觉如何？头晕不晕？身上有什么地方疼吗？”我以为是做梦来了天使，睁眼一看，果然是天使，一位年轻漂亮的姑娘，询问之下知道她也是游客，看到我们团友和救援队员交流困难，就主动来担任翻译，攀谈中知道她们是香港人，同行有二人，她叫黄琪恩，另一位叫黄子珊，不但同姓，还是闺蜜，而且同是瑞典籍，同在斯德歌尔摩一家医院当护士，她说瑞典语和挪威语基本相通。这次来斯塔万格是因为她姐姐住在这里。顺道登一下布道台，在我最困难最需要翻译的时候，她们神奇般地出现了，而且还是学医的，真是天使啊！真是天意啊！我不由庆幸平时结的善缘，果然来了回报。
急救现场
担架走了
很快我们到了救护车旁，也就是我们的停车场。按照规定，救护车上除了驾驶员和急救员外，受伤家属只允许二人跟车，商量之下，黄琪恩和方杭杰上了车，方杭杰是我们这个团的领队，是旅行社派出来的负责安全的（导游是当地的，俗称地陪。顺便说一下，旅行团一般是要人数达到一定数量才配备领队）。
救护车拉着警笛，一路风驰电掣，急救员是个金发姑娘，通过黄琪恩询问我的感觉，测试血压，应该说是很敬业的。急救员告诉我们从布道台到附近的斯塔万格市要经过一个海湾轮渡，耗时较长，所以先到附近的医院作初步的急救检查，在检查的同时这家医院就会将我初步检查结果和个人资料传到了斯塔万格的大医院。很快我们到了，这是一家小医院，随后傅萍和黄子珊也赶到，有了黄琪恩和黄子珊的翻译，医生很快地了解了情况，检查了我的伤势，他对及时的简易固定表示赞赏，但是这里没有X光机，登记了资料、初步检查后就让我们尽快送市内大医院。
救护车又是一路风驰电掣来到渡口，渡口前等待车辆排起了长龙，但救护车绝对是綠色通道，感觉没有什么停留就上了轮渡，近20分钟的峡湾轮渡后我们很快到了医院，这是一家大学的医院，按照国内的说法就是医学院附院。急救员非常熟悉地推出一辆车，一路拐弯、电梯上楼到了一个房间，好象是急诊室。一位身穿白大褂的上前自我介绍，他是个护士，我可能是第一次见到男护士，有点咤异，他说骨科医生还在手术室手术，由他先给我处理，这样看来他又比护士级别要高，应该是医生助理。一路上黄琪恩对我的情况已经掌握了，她主动介绍了受伤经过和我的感觉。这位助理剪开绷带看了看我的小腿,加上冰袋再緾上,说是要消肿。
緾了冰袋的伤腿
斯塔万格城中
不一会傅萍和黄子珊也赶到了，大家一起陪同我拍片、抽血和各种检查，在抽血时也许是紧张，流了一点血染红了雪白的垫单，这位医生助理一连声地向我道歉，这倒让我有点不习惯，因为在国内，护士即使出点小意外，也是不会这样向病人道歉的。
不一会，这位医生助理又过来向我道歉，因为刚才拍片时根据我的陈述，只拍了我受伤的左小腿腿踝部位，但当他们看了片子后凭经验感觉我的膝盖也可能有问题，所以麻烦我再拍一次，好象是他们犯了什么错误，这在国内也是不可能的。果然，等到第二次拍片后护士告诉我们（小腿里有二根骨头，粗的称胫骨，细的称腓骨）片子显示我的胫骨下部靠脚踝处粉碎性骨折，在腓骨靠膝盖处也有骨折，伤势很严重。我本以为很平常的一跤，最多是骨裂，想不到如此严重。意外的同时我对他们的技术水平也是很认可的。
接着他告诉我们，一般的骨折如果第一时间赶到医院，完成各项检查后，还在6小时内就可以直接手术。而我们由于急救途中耗费了一些时间，加上拍片诊断和术前的检查，腿部已经肿胀不能进行手术了，必须住院，当然还是要等医生来了再作最后的决定。
左脚踝粉碎性骨折
左小腿腓骨骨折
在等医生时，我才知道，傅萍之所以能及时赶到，是因为有一位不知名的急救队员和黄子珊，当我们上了救护车后，有一位急救队员知道傅萍是我夫人，看到傅萍和黄子珊不能上车时，主动提出用他的车送到轮渡，他说他已经下班了。于是一路尾随，先到医院后到轮渡。当上了轮渡到达对岸时，我们救护车是綠色通道，轮渡一靠岸我们就率先登岸，等到她们上了岸，救护车早已经不知去向，于是她们打的，通过和黄琪恩的手机联系知道我们到了哪家医院。傅萍激动地告诉我，黄子珊如何带着她一路狂奔赶上轮渡，用的是她们来时买的来回票，如果没有黄子珊，傅萍根本不可能及时赶到,甚至找不到医院。另外傅萍身上只有欧元，挪威只用克朗，所以出租车费和拍片都是黄子珊主动交的。傅萍十分感叹道：一路上都拉着我的手，还不断安慰我！真象自己女儿一样！良久，我们夫妇都陷入深深感动之中。
黄琪恩在诉说伤情
黄琪恩与黄子珊近照
急救员和驾驶员
此时团友们才回到酒店，吃完晚餐团友查了，旅行团搭乘的轮渡路途比我坐的轮渡路途要远多了。微信群（我们每次出国都会组建一个临时的微信群）里信息此起彼伏，有安慰的、有询问病情的、有介绍骨折经验的、有的要X光片的、甚至还有建议回北京治疗并承诺一下飞机就有救护车直接送积水潭医院的，我们不停地通过微信感谢大家的好意，同时也将我医疗情况在群里通报。几次出国，团友之间已经结下了深厚友情。小方把我的骨折片子也拍照发了过去。要知道我们团里真是藏龙卧虎，光医生护士有好几个。
医生来了,是个高个老头，他已经看过我的检查结果,告诉我伤势非常严重,现在天时太晚,安排住院；明天还有会诊,会诊后医院会和我们协商下一步的治疗方案。届时还会请专业翻译以保证双方交流畅通；现在进行处理，然后住院部方面会来护士接我进病房；并告诉我们白天家属可以在病房，但是晚上要离开，家属可以住在医院的酒店（医院是一群相通的建筑），就在四楼，许多病人家属都住那里，我的病房在五楼，每天来往不用出楼。
医生走后，来了一个男护士，他要处理我的伤腿，换上病号服，必须脱去外裤。他说，因为腿肿，脱裤时可能会有疼痛；但也可以直接剪开裤子，这样就要报废这条裤子，他让我选择。我不禁赞叹，这才叫人性化呢！他剪开裤子后在我腿上緾了不少湿湿的蓝纱布，一开始我还以为是用来消炎的，包完后不一会，纱布开始变硬了，也许这就是外国的石膏，比以往我看到的厚厚的白石膏要薄得多。
这时已经晚上11点多，两位黄姑娘才同意去吃晚餐，在晚上8点时黄琪恩曾接到家里电话，我听到黄琪恩用广东话述说我的情况，说不能回家吃晚餐了，后来她告诉我，家里非常支持她的行为。很显然，黄琪恩之所以能如此热心助人，和良好的家庭教育是分不开的。当时我们就想安排她们晚餐，但她们一直坚持要等我完全处理好再吃饭。
傅萍让小方带着两位姑娘到附近吃晚餐。等她们回来确认我在这里住院没有什么问题后才离开，临行时还给小方留下手机号码，让我们在需要时联系她们，她们说还会在这个城市住两天。
看来我是不能随团继续走下去了，傅萍也要离团留在我身边。领队小方在与导游和旅行社联系后告诉我，这两天他会留在医院，帮助我们解决有关问题。第二天整个团队还要继续前往挪威南部港口城市克里斯蒂安桑，傅萍和小方当晚回酒店，第二天再带行李来医院。
他们走后不一会，我就被接到病房，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这是一间空病房，接送我的护士告诉我，明天的翻译已经请好；后半夜还会有一位病人进到这间房间，请我不要介意；我想也许是因为是半夜，住进病房会影响到其它人的休息，所以进了一间空病房，我不禁感叹，国外的医院真是空啊！在国内，医院到处人满为患。到了一点多钟，果然悄悄地来了一位病人。
挪威地处北欧，正值六月，早上三四点钟就天亮了，第二天早上醒来，看到我的病房有五张床，只有两个人，昨天夜里来的病人是波兰人，他是胳膊骨折，骑摩托车摔的。
早上八点半，女护士送水洗脸刷牙和干净的病号服，每个病床上方有一圈窗帘滑轮，护士将窗帘一拉，病床就成了一个相对封闭的空间，病床边的床头柜，伸手一拉就成了床上的小桌，洗脸有盆，刷牙水有一次性的容器，当我们洗漱换装完毕，护士就来收拾。一会早餐车推来了，让你自选，但国外的早餐没有什么花样，只有两种面包，配面包的无非是黄油、奶酪、果酱、火腿肠、綠叶菜、水果再加上色拉，但是这种人性化的服务在国内是罕见的。
不一会小方和傅萍来了，他们已经在医院的酒店入住了。另外告诉我，其它人还没有走，一是昨天因为我受伤导致大家晚到酒店，今天需要晚起；二是大家不放心，有的还在等我们归队。
八点半左右，护士全程推我作了次CT检查，因为人不多，很快就回到病房。十一点多医生来查房，不是昨天的医生，同样一番自我介绍，握手欢迎，然后再开始正题，通过小方在场英语翻译并给医生看了手机里的保险合同。这个查房医生很认真地告诉我，他已经看了我的所有资料；医生们也会诊过了；我的伤势很严重，问我们怎么考虑的？我又提出有没有回北京治疗的可能，医生答可以尊重我们的意见，但是有风险的，最大的风险是截肢。因为从挪威斯塔万格到北京有一万多公里，至少十几个小时，在飞机上由于下肢摆放有问题可能会造成骨头坏死，如果出现骨头坏死就要截肢。本来粉碎性骨折已经出乎我的意料，这下还有截肢的可能！我们当然不愿意冒这个风险，这时玛雅来信息说北京积水潭医院的专家看了我的片子后也建议在当地治疗，因为伤势严重在中途可能出现问题，如果出现问题麻烦就大了。伤势很严重、在当地治疗的两点意见和挪威医生的意见一致。我们夫妇商量决定就在当地治疗。小方马上通知导游说我们夫妇不随大部队出发了。
由于我们决定在此地治疗，下午来了一位男医生和两位护士和我们商量下一步的医疗方案，自我介绍后就递给我一个手机，手机里的女声告诉我她姓胡，是医院请的专业翻译，今天是医院第一次和我们就下一步治疗方案进行沟通。在我治疗期间，这样的沟通还会有几次，我们有什么问题都可以提出来，这是我们的权利，也是为了达到最好的治疗效果。我又开了一次眼,原来翻译是可以这样聘用的。通过小胡的手机翻译，知道我们将在这里治疗十天左右就可以回国了，但回国途中必须坐商务舱，因为这样可以保证我的腿抬着；在有关治疗费用方面，因为我有保险（就是小方给医生看的照片，这是在我们出国前，旅行社在中国平安保险公司购买了团体境外保险），所以不存在费用问题，昨天拍片交费是因为那时不知道我有保险。当我小心翼翼地问起：是我们去找保险公司还是医院找保险公司？医生居然说当然是我们医院来找保险公司结算。这让我们才放下心来。众所周知，在中国找保险公司理赔绝对是一个相当艰难的过程。在治疗方面，医生说手术时是半麻，手术过程中所植入的钢板和锣钉是不需要再次取出的；在有关我们回国如果需要后续治疗方面，在我出院时，医院会将我在此所有的医疗资料刻成光盘让我带走。一般是没有后续治疗，但万一需要后续治疗，国内任何一家医院都能通过光盘了解挪威医院做了什么治疗。我们来挪威之前就知道，斯塔万格号称是挪威第四大城市，人口只有11万，还没有我们一个社区的人多。医生的经验是我们最担心的事情，在小胡翻译的鼓励下，我们提出了我们的担心，他们笑了，说我的骨折虽然严重，但在医院来说还是个小手术；他们医院的医生都是正规医科大学毕业而且有着丰富经验的，布道台每年都会有许多骨折者送到这里来，虽然病人数量上没有中国多，但他们的手术水平是很高的；手术所用的材料更是世界一流的瑞士产品。最后还风趣地说斯塔万格是全挪威富人们的居住地。我知道他的意思，就是让我们不必担心。
通过这次协商，更加增强我们留下来治疗的信心，同时我们也和方领队商量下一步的事项。一是我们的签证日期因为住院要延签，这需要本人到警察局亲自办理；我们夫妇回国的机票由于延期肯定是作废的。顺便说一下，国内旅行社的规定是只要个人原因不能随团的，原来的机票、旅馆、餐饮费一般是不退的，另外原来的机票是经济舱，也不符合医院方面的要求。小方表示当我回国的日期定下来后，由他帮助我们网订商务舱机票；
14日上午来了一个上了年纪的男护士,制服上装满了各种工具，用剪刀剪开我腿上的石膏绷带。不一会，来了个医生看我小腿的消肿情况，说了句“vare
good”表示状态不错。让我不解的是，我这薄薄的石膏才打了不到两天就开，剪开还不复原。
午餐时，护士热情地邀请傅萍点餐，这让我们很意外，因为按照规定，陪床家属是不管饭的，也许是傅萍在此帮我倒尿倒水，减轻他们工作量而给的奖励吧！
傍晚女护士来通知我们，明天我们要搬家，为此表示抱歉。因为我们住得是儿童病房，明天会有两个儿童入住病房，我这才明白为什么病房的墙壁上都是些儿童漫画，房间还有许多玩具。原来是因为没有儿童病人，让我们暂时住一下，现在正主到了，我们要让位了。
儿童病房
点餐车
我的病床
15日我和那个波兰人搬到另一个房间，这个房间满满地住下5个人，我是1号，2号是个年轻的工程师，在中国南京工作过一年,他懂一点中文，这让我喜出望外。对面3号是那个波兰人，4号也是个小伙，5号是个老头，大家都很友好。房间里每人一个储物箱，一个床头柜，窗帘一拉上，每个人都有一个相对封闭的空间。每个病床就是一辆车，踩下刹车就是床。病床两侧栏杆可以放倒，可以水平升降用以方便换床，前后可以根据病人需要摇成各种角度；病人进出，只要腿不能走的，都是由护士推着走。就是如厕洗澡也是车来车去，病区的洗手间就是沐浴间，非常宽畅，里面各类洗涤品卫生纸塑料袋陈列在壁柜里，病床进去后换坐一种专用塑料轮椅，座位是中空的，可以直接推到坐便器上如厕，洗澡时只要撕下一个薄膜袋，就象我们国内在超市撕购物袋一样，撕下一个往腿上一套，再用胶带一封口，推到莲蓬头下就可以洗澡了。每天四餐，均由护士推车送到床边来由你自选。
病房全景
15日中午北欧印象旅行社终于来了个电话,这是我受伤后第四天了，看来也是接到小方的电话并且在小方的催促下才来的这个电话,电话内容一、对我的受伤表示慰问；二、承诺根据我的出院时间给我订飞机票,其实小方在前一天已经承诺了；三、旅行社已经通知平安保险公司，他们会给我发个保险理赔所需的材料清单。保险是旅行社为我们投的,但理赔时需要当事人亲自办理。我明白了，今后有什么找保险公司，好象就没有她们什么事情了。后来的事实也是如此。
下午小方在请我签字后就离开了医院，这时候大部队已经到达了丹麦的哥本哈根。我和傅萍对小方还是很感谢的，至少是他告诉了医院我们是买了保险的，这点我们事先并不知道，虽然给医院出具的只是一张照片，但外国人毫不怀疑。另外在医院翻译不在时，为我们作了许多翻译，并提醒我们如果有什么困难，他走后可以找大使馆，并给我们留了大使馆的电话。
下午医生第二次带电话翻译来了，通知我明天上午手术，从今天半夜绝食，早上6点绝水；手术是半麻，从麻醉开始到恢复知觉需要4-5个小时；另外告诉我出院时医院会代叫出租把我们送到机场，请机场提供方便问题不大；出院时用拐还是用轮椅手术后再定；出院时所有资料片子（重要内容用英语）会让我们带回家；
我将开刀的信息在群内发布了。晚上又收到许多反馈，有劝我们不要担心的、有提供骨折术后恢复经验的、有询问半麻全麻的，特别是玛雅不但来了微信，还专门打电话安慰我们，这个电话对于傅萍来说，真是及时雨，她是个医生，她的话有着很高的权威性，她说骨折手术是个小手术，不必要紧张，而傅萍恰恰就是紧张的要命。
6月16日手术，一大早我就在微信中写道：今天是16年6月16日，真是个好日子，我手术一定成功！10:00推进手术准备室，里面有四五个护士忙忙碌碌，光准备工作及麻醉用了两个小时，麻醉师是个女的，用手势告诉我是半麻。12点推进手术室，主刀医生过来问候，说手术由他主刀，让我不要紧张，手术过程我都清楚，边上的护士也不断在给我鼓励，大概快到1点的时候，我因为无所事事就睡着了，等我醒来时已经在恢复室，护士告诉我是13:45出的手术室，在恢复室又吊了几种药水。14:40回到病房才见到坐立不安的傅萍，因为她不能跟着到手术室。
手术后在左小腿上留下了七个创口，创口上就绑了点消炎纱布，也没有上石膏。除了腿不能抬和碰，基本上不疼，但仍然很肿，事后知道医院没有用抗生素。到了晚上护士又推我去拍片，从拍的片子上清晰地看到我小腿内植入的2道箍、5颗锣钉和一块长条金属片，查房医生认真地告诉我，手术“very
good"！真是个好消息，傅萍一直放心不下的就是这个。
脚踝三个锣丝
近膝盖处两个锣丝
大约在17日，医院带着手机翻译又来和我们协商术后回国问题，最后双方确认：一、一般情况下我将于21日出院，届时医院会提供我所有的医疗资料；二、要我提供我的保单号；三、关于延签，他们会帮助我们联系警察局，由傅萍携带我们的护照、医院提供的证明及表格和1500挪威克朗到警察局就能办好；四、他们最关注的是我们回国一定要坐商务舱。五、我们离开挪威前如果必要还会安排一次医患沟通；
手术后第二天，男护士Jack，好象是我们病房的首席护士，要不是有络腮胡，长得还是很清秀的，今年才28岁。他要求我活动脚腕，由于腿肿，活动的幅度不大，Jack不满意，警告我不活动将来就会有麻烦，当时我还很纳闷，中国有“伤筋动骨一百天”，怎么在外国刚做完手术就要让活动，反差也太大了！在往后的日子里，我每天一日四餐地静养，也没有什么用药，但是腿一天比一天好转。过了两天，JACK拿来了双拐让我煅练，他似乎很关注我的煅练，而且要求也很严。
我们病房一个护士用英语告诉我们，她不会讲中国话，但她公公在台湾生活了很多年，中国话讲得很好，也很愿意和中国人交流，一开始我以为她公公是台湾人。直到有一天她拿着手机给我，说是她公公要和我讲话。我莫名其妙地接了过来，只听到手机里响起纯正的台湾国语，在他乡听到熟悉的国语自然是很亲切。于是我们攀谈起来，他首先询问了我的伤势，还安慰我不要急，告诉我这家医院是一家很好的医院，还说需要不需要帮助，一番话让我感觉到非常温暖。攀谈中我才知道他实际上是一个挪威人，只是在台湾工作了十年，到过北京西安和广州，对中国留下很好的印象，现在年过古稀，身体也不太好，但还是很想再到中国去看看，言谈中对此生不能再到中国去感到很遗憾。我想不到一个挪威人还有一颗“中国心”，顿时让我感到祖国的伟大。
我们的旅游签证日期是到旅游结束回到北京那天，由于住院十天左右要延签，虽然医院能为我们开出证明，但是延签必须是本人去，其间必然会涉及一些问询，我们心里没有底，小方领队又走了，我们也不好意思请医院派人陪我们去。情急之下，傅萍想起小方留下的大使馆电话，向大使馆求助！我当时还说了句大使馆哪有时间管这种小事？不料电话接通后，我国驻挪威大使馆的王晓彤一口答应马上派一名留学生来帮助我们。第二天，一位年轻漂亮、充满活力的女留学生王文霞和我们联系了，约好日子陪傅萍一起去警察局办理延签手续。攀谈中我们知道王文霞是个在读的研究生，今年毕业，而且还有一个当地男朋友，毕业后就准备结婚了。很快，在王文霞的帮助下，我们顺利地办理了延签手续。
领队小方和JACK
留学生王文霞和JACK
19日，JACK来和我们确认21日能否出院？还需要医院提供什么？我提出我的腿还在肿，为什么一定要我出院？JACK说我的腿已经不需要治疗，只需要静养，所以要出院。他告诉我们，医院和机场也联系过了，机场会提供轮椅和其它所有的帮助。考虑到每天下午有一针，打完针再出院怕时间上有点紧，我们提出能不能在22日一早出院，JACK说他要汇报一下，应该问题不大，不一会他来说可以，并告诉我们已经将出租车的预约时间改到22日上午8点半，停靠地点是医院一楼的信息台（INFORMATION）。然而他一再强调的是我们一定要坐商务舱，因为商务舱可以确保我的腿平架，按他的说法就是小腿和心脏在同一条水平线最好。当我们告诉他我们一定照办，他好象才放心。
还有一件搞笑而又耐人寻味的事情，考虑到我在飞机上如厕的问题，我们想买一个我在医院里用的尿壶，JACK说，这个不卖。我们表示不理解。不一会他将手机给我看，我一看不禁笑了，上面用汉字显示：你可以悄悄地拿走。他不会说中文，这是用手机上的翻译软件译成这些汉字。后来我一想也许是医院没有卖这类东西的规定和价格，考虑我们确实需要，JACK就通过这种掩耳盗铃的方式告诉我们拿走，我不禁感叹，一个长着络腮的男护士竟有如此仁厚宅心。
很快领队小方在网上购买了斯塔万格-阿姆斯特丹-北京和北京-合肥的机票、22日12：20（当地时间）起飞，23日上午8：55到北京，加上中转，全程时间近16个小时，一万多公里，票价14014元；北京到合肥2个小时，1000公里，票价4000元；当我们在手机上看到两张票时，不禁感叹，丹麦皇家航空公司的商务舱价格还不如中国出租车。
我出院的那天是架着双拐，一早王文霞就来了，医院预约的出租车提前到达预定地点，是辆伊维克，司机解释道这是医院要求的，是为了保证我的腿能平架。医院离机场不远，王文霞下车很快就推来一辆轮椅，傅萍将行李装上行李车，我们一起顺利进入了机场大厅，王文霞又帮助我们办理了登机和出关手续、托运行李使我们顺利地到达安检口。原来一直担心的登机出关问题化为乌有，全亏了王文霞。我们非常感谢大使馆，更感谢王文霞。
斯塔万格机场
傅萍和王文霞
因为我坐轮椅，由机场工作人员推着进行安检，到登机时，我是第一个由空姐推着轮椅、走绿色通道，其它所有的乘客都要等我登机后再登机，我们三人走在空荡的桥廊上，顿时感觉到一种贵宾的感觉，在国内可能是省级干部享受的待遇。
这是架小飞机，乘客只有20多人，所谓的商务舱，就是三个座位坐两个人，我的腿刚好能架平。70分钟后，飞机准时抵达阿姆斯特丹机场，我想我可能也是第一个下机的贵宾，不料空姐让我别起身，告诉我的车没有到，让别人先走。原来飞机没有停在桥廊，需要摆渡，等到其它乘客下机后，我驻着双拐，看到飞机舷梯下停了一辆伊维克，车身上居然是POLICE的标识，这是专门来接我的！真给面子！我的优越感顿时爆表。
只见一个大个子黑人三步两步地跨了上来，满面笑容地扶着我驻着双拐一步一步地下了舷梯上了车，到了候机室，这位黑人兄弟又身手矫健地跳下车，不知从哪里推来一辆轮椅，扶我上了轮椅，将我推到一个大厅，这是一个老弱病残的集散地，有专人看管，看了我们的机票后就安排我们坐好。这里人不多，轮椅不但可以随便出入机场商店，还能推进洗手间。
16:00有人来招呼我们上了边上的电瓶车，车上只有我和傅萍，一路飞驰，幸亏机场人不多，否则我真担心会出交通事故。我第一次来到阿姆斯特丹机场，真是很大，我感觉电瓶车至少开了有３公里多，来到G6登机口，登机口已经有人排队了，看到电瓶车来，检票口就有人推着轮椅来接了，这可能是约成俗定的。
不一会，开始检票了，我们又是优先，检票员告诉我们，由于我们的座位在楼上！当他们看到我是坐轮椅的，又专门调剂出两个并排的楼下位置。进廊桥时还是空姐推着我走在前面，和我们同行的还有一对年轻的夫妇，男的是英国人，女的是北京人，老家山西的，他们是回北京生孩子的。
这是架74E型的大型飞机，上下有两层，由于事先调整了座位，没有几步就到了我们的座位，真是不错！坐位可以调节成卧状，傅萍一直担心我在飞机上没有办法睡觉，这下也放心了。不愧是头等舱，晚餐也很丰盛，钱没有白花！
当我醒来的时候，已经万里晴空，不一会，丰盛的早餐送来了，8:45飞机开始降落。想着很快就要到北京，一种回家的感觉油然而生。这时空姐过来告诉我们，那个英国小伙热心地为我们翻译，因为在北京机场，所有的地勤都是由中国机场提供，不象在其它有些国家，每家航空公司都有自己的地勤。所以只有等到北京地勤轮椅到了，我才能下飞机，结果我们等到全机的人都下完了，保洁工已经上机打扫卫生了，轮椅还没有到，从空姐来回看我的眼神中也能看出她们的无奈。轮椅终于来了，一名身穿制服的清秀女子首先道歉说首都机场轮椅不多，找了很长时间，所以来晚了，但是现在晚出关也很好，人少！态度还不错，不管如何，到家了！到了出关口，还是有不少人排队，她看了我们的护照，说我们是新护照，可以自助出关，不用排队。由于轮椅无法按手印，她推着轮椅、旁若无人地拔掉阻拦带、从人潮前轻易就直接出关了，有人领路还真是高干待遇！出关取行李后我们终于经历了人潮的感觉，好不容易出来，一出门就看见大庄夫妇在挥手，亚平、铭明举着相机正在抢镜呢！虽然分别才十几天，就好象老友重逢一样地兴奋。
北京首都机场
按照我们事先的约定，中午要搓一顿，大庄告诉我们，为了方便我，中午就安排在机场三楼上一家餐馆。正当大家高高兴兴准备走时，这位清秀女子告诉我们，轮椅要收回，这是规定，她表示无奈，我们如果要用轮椅可以到机场再租借一辆。
亚平急忙跑去租借，好半天回来说，要凭机票，而且只能在登机前两小时才能免费租借，如果长时间租借要凭身份证到另外一个更远的地方租借。无奈之下，只能和这位女子商量，还好，她同意到餐馆再还回轮椅给她。我们一行人再三道谢。我说回家的感觉怎么这样不爽！于是我叙述了一路的“高干待遇”，一时无语，良久，大庄很严肃地说了句“中国母亲生的孩子太多了，顾不过来啊！”大家先是一笑，然后一致共认此言经典。
大庄带来了五粮液，中午自然是酒逢知己千杯少，大家天空海阔一阵穷聊，期间少不了亚平的专家指导，骨折后如何恢复训练？午餐后亚平去租借了辆轮椅。到合肥的飞机是下午四点，直到三点大家才意犹未尽在安检口挥手道别。
安检后候机时，心中正想着到合肥一帮兄弟带着轮椅到机场接我后直奔酒店又可以海搓一顿。不料喇叭里响起请我们抱歉的声音，我们的航班延时两个小时，我赶紧电话通知取消晚餐、减少接站人数。而傅萍着急的是我需要一个能够躺下的地方，但即使是头等舱候机室，也是人满为患，一拨一拨的候机乘客涌进来，各种食材一盆一盆地上，可以说是座无虚席。傅萍好不容易找到一个可以伸腿平架的地方，喇叭里再次响起请我们抱歉的声音。飞机又延时了。我想从挪威斯塔万格到北京一万多公里，15个小时就过来了，怎么从北京到合肥区区一千公里就这么不顺呢？如果从到达北京算起，我在北京已经逗留了15个小时。这时深夜了，候机室里的空调显得特别的冷，傅萍把我们手头的衣服都给我加上了，好象还没有感觉暖意。这时喇叭里又响起抱歉地通知：由于北京天气原因，我们的航班取消先住宾馆。于是在一片抱怨声、咒骂声中大家先后出了候机室，我不禁又想起大庄的那句名言“中国母亲生的孩子太多了，顾不上来啊！”
经过一番艰难卓绝的努力，我们终于在后半夜住进了机场一家号称三星，实际就象招待所一样的宾馆。被子还不够，傅萍好不容易与宾馆交涉了半天同意增加一条棉被，把我安顿好。我们很快就睡了，早上六点，徐慧来电话说今天合肥天气状况不好，很可能飞机航班会取消。徐慧是气象专家，他的消息可靠性还是很高的。这下我们着急了，如果今天还到不了合肥，我的腿可能会更加肿胀，这是傅萍最担心的事情。
于是我们分工，我联系大庄准备车辆转移北京南站坐高铁到合肥；傅萍马上赶到机场退票取行李。大庄听说我还在北京，大吃一惊，马上找车，因为大庄的轿车不适宜我的腿，大庄又找铭明想法子借车，铭明是我们圈中最有办法的一个人，说好他借到面包车后拉着亚平赶来宾馆；大庄家住在望京，他们夫妇另外一辆车赶到宾馆。我们见面商量一番后，大庄夫妇马上驱车赶往西城轿子胡同他母亲家取轮椅，再赶到南站与我们会合。我们一行就在宾馆等傅萍退票取行李的消息。
傅萍那边很不顺利，一开始不给退票，说是我们是网上订的票，不给退。傅萍用手机找了买票的领队方杭杰，方杭杰再与有关部门联系，交涉了半天总算是能退了。后来又找不到我们的行李了，一直到上午十点，先要还是找不到，最后和机场行李部门达成协议，他们出具了一份收据给傅萍，承诺行李由他们负责搭乘当日同次航班到合肥，由合肥机场负责送到我家。
我们一接到傅萍电话，马上开车赶到机场，再从机场直奔南站，结果一进了三环就堵上了，很快得知大庄也堵在路上。什么时候才能赶到南站不得而知，所以也不敢订票。查了一下，好在还有许多到合肥的票，加上我们要买的头等座，比二等座贵一倍多，一般很少有人问津。一路上我们不断地联系南站有关部门，了解车站租借轮椅的情况，最后在北京市查询台和南站红帽子服务中心的帮助下，得知南站有一个爱心服务站，全是志愿者，他们有提供轮椅的服务项目，联系后对方承诺只要我们到了南站三号进站口，她们就能马上提供轮椅。这样为了节省时间，我们马上让大庄不要赶去拿轮椅，直接奔南站。这时我们还没有到南站。
终于，下午一点半我们先后赶到了南站三号进站口。一下车就看到我们的大哥老杨杨志军，他从微信群里得知我从机场赶到南站坐高铁，专门从家赶来给我送行。借到轮椅送到爱心站后再买票，天哪！四点前到合肥的票全部售馨，头等舱也没有，只有四点半以后的车，这让我后悔不已。大庄分析说，由于合肥天气原因，所有飞合肥的乘客都挤到高铁上来了，能坐飞机的主还在乎高铁头等舱？一想也是，这年头中国富人有的是，谁还在乎几百元钱？
这时候爱心站的服务人员来告诉我们，这里不允许这么多人陪伴，除了家属外，其它人可以到附近的收费小区。我坚持让大家回去，可以谁也不愿意回去，就这样两地陪伴一直到四点我上车，上车时由爱心服务站的志愿者送进站。头等舱只有我和傅萍两人，就在司机后面舱内，两位太空椅，实在太舒服了，比丹麦皇家航空公司的头等舱还厉害。晚上7点高铁准时抵达合肥南站，徐慧一行接站到家。
原以为回国之行到此结束了，殊不知第二天接到合肥机场来电说是我们的行李到了，但是要我们自己去机场领取行李，因为北京机场没有支付这笔费用。后来我们打电话给北京机场交涉，终于北京机场承诺一定会将我们行李送到家。第三天，行李送到，至此回国之行圆满结束。
出国旅游中途受伤住院手术，本是不幸，但不幸中的我深受了不少感动。
感动一:在我受伤后的第一时间，三位素未谋面的外国小伙,主动伸出了援助之手,给我进行了及时固定，不求任何回报。这为下一步的治疗提供了最好的前提。
感动二：因为导游事先告诉我们布道台没有救援设施和人员，但当我受伤感到无助绝望时，当地专业的救援人员带着担架出现，非常地专业和敬业，自此以后，我再也没有担心过我的救援和治疗。
感动三：当我们和救援人员语言交流有困难时，两位既懂挪威语又懂医疗专业的天使主动出现并热心地无偿地充当救助志愿者，一直忙到深夜才吃上晚饭。
感动四：我们团内基本上都是年过花甲的老人，我受伤时大庄、谷力、王晓沙挺身而出，最早给我安慰给我帮助；当其他人知道我受伤时，团内全部男性赶到我的身边积极献计献策还献力；在我一路的救援治疗过程，乃至今天，团友们始终在关心我、为我每一步的治疗康复贡献力量，这份情义让我受用终生。
感动五：挪威斯塔万格医院医务人员的敬业精神、专业水平、天使般的微笑和给病人充分尊重的人性让我这个从未在国外看过病的中国人感动乃至震撼。许多细节前文已有，不再敍述。
感动六：医院里的一位中年护士，至今我还不知道她的姓名，她不但做好她的本职工作，而且甚至主动请她的公公来为我排忧、安慰我，让我这个“外国人”自愧不如。
感动七：普通百姓在国外遇到困难，求助大使馆，没有想到大使馆马上派出留学生来帮助我们解决困难；留学生对待我们就象亲人一般，这是我始料未及的，除了感谢就是感动。
除了感动，还有一些感叹。
感叹一：当我受伤时坐在路边，络绎不绝的游人经过，外国人一般都会主动询问要不要帮助；而国人一般却视而不见。这真有一种让人哭笑不得的感叹。
感叹二：国外医院就象国内写字楼，打手机都要小声，否则自己都会难为情；而我们国内的医院就象个集市，人声鼎沸，不大声点还听不见。
感叹三：国外没有护工，病人的护理全由护士完成，不需要家属。挪威的护士好像不会生气，永远是微笑，这又岂是国内的“微笑服务”要求所能达到？。我同室的老年病友（骨折）几乎天天会尿床，他夫人也天天来陪他聊天，所有的换床单倒尿壶之类的事情都不用劳驾夫人，而护士们从来都没有抱怨夫人怎么不帮忙。
感叹四：我在住院期间，查房医生天天换，每个医生都是通过病历充分了解我的病情。见面时都会先问好、自我介绍，好象新朋友见面，然后再谈病情治疗。在国内，专家门疹的医生都没有时间听病人细述病情，更别说提出相左的想法。
感叹五：在整个受伤治疗期间,医生都和病人都事先商量每一个治疗步骤,充分尊重病人的发言权。甚至我们对他们医院水平质疑时，医生也耐心的回答我们，没有丝毫不悦。手术前就更不需要送什么红包了。
感叹六：从我受伤后得到许多人的帮助，有的甚至没有留下姓名，我感觉：在他们看来伸手援助一个需要帮助的人，不是什么做好事，而是人性的使然。只要你求助，一定会有人出手。
感叹七：一路上，仅仅是因为我是坐轮椅的，所以在斯塔万格机场和阿姆斯特丹机场登机时，所有的乘客都自觉地等待我先登机，轮椅都不用我夫人推，理由是舱桥有下坡，没有经验的人推不安全。在阿姆斯特丹机场，检票人员看到我是坐轮椅的，马上主动将我们夫妇的座位从楼上换到楼下。
最后给出两点忠告：
一、出国前一定要买境外意外保险，一旦出事真有用；回国后，医院给我汇来了帐单，一共是86939挪威克朗，
按当时的价格汇率，折为71620元。因为有了保险，我除了第一天拍片花了256克朗折200元（刚进院急救时不知道我们有保险）、出院带药花了100多元（因为是我们要买的），其它没有任何医疗开支。
二、在国外一旦出现意外，第一时间请路人（外国人）报警。我就没有抓住这个机会。国外社会救援系统比我国要完善得多，而且是免费的。在路上，只要你示意，路人都会伸出援助之手的；
写下此文，是应许多朋友的建议，同时也是为了感谢所有帮助过我、认识或不认识的朋友们。
顺告: 我的腿已经基本痊癒，走路如常，只是还不能跑。
2016年12月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