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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长声 拜鲁迅之赐，在他的文集里读过钱基博把他评得连他自己也不想再说什么话的鲁迅论。日前翻阅《万象》杂志（2005年3月），有一篇《容安馆品藻录》，据之，那个鲁迅论“很可能是中书君捉刀的”。中书君者，钱钟书也，乃钱基博之子。鲁迅不过是整篇剪贴了报纸上的文章，那位作者说：“品藻文字，裁量人物，未有若钱氏之大胆者。”看来钱氏父子以月旦评为能事，一样的英雄本色。有云：“有摹仿欧文而谥之曰欧化的国文学者，始倡与浙江周树人之译西洋小说。以顺文直译之为尚，斥意译之不忠实，而慕欧文以国语，比鹦鹉之学舌，托于象胥，斯为作俑。效颦者乃至造述抒志，亦竞欧化，《小说月报》盛扬其焰。然而拮屈聱牙，过于周诰，学士费解，何论民众。上海曹慕管笑之曰，吾侪生愿读欧文，不愿见此妙文也。比于时装妇女着高底西式女鞋，而跬步倾跌，益增丑态矣。”（《容安馆品藻录》所据应该是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引文比这里当腰少了两三句，一气呵成，其焰尤盛）妙语连珠，尤其拿“时装妇人”作比，却然像钱钟书笔法，惟天可怜见，此态早已是常态。 按《容安馆品藻录》掐时，钱世父或子论定鲁迅十六年后，钱钟书从《桯史》当中给鲁迅找出了“直译之祖”。《辞海》解释：《桯史》为南宋岳珂撰，记载两宋士大夫轶事及朝政得失，加以评议；间及琐闻，则近于小说。岳珂是岳飞的孙子。《容安馆品藻录》抄录了槐聚居士的日札（不是让作者取材不竭的容安馆中寓公的手札），日札中抄录了《桯史》,大意是：某年夏，一条龙出现在金国的宫中，雷雨大至。皇帝吓坏了，左右建议大赦天下，于是命张钧起草一篇制书。文中有“顾兹寡昧”，“眇予小子”，本来是故作谦辞，胡翻译官看不懂，译释这两句为：寡是孤独无亲，昧是不晓人事，眇是瞎眼，小子是小孩儿，这是汉人卖弄知识，用文字骂我们主上哪。皇帝大怒，不由分说，把张钧剁成肉酱。鲁迅是主张直译的，“宁信而不顺”，此处小孩儿不晓人事的瞎译何其顺也，惜乎不信，屎盆子恰恰扣不到他头上。或许是太晓人事，早早杀了原作者，便无从“知译之为愚为奸也”。跟鲁迅作对的赵景深主张“宁错而务顺”，才称得上胡译的直系子孙。 又过了十年有余，钱钟书1964年发表《林纾的翻译》一文，依然对直译乃至硬译耿耿于怀，但于与时俱进，话不好明说了。其实，鲁迅的意见后来也有所变化，由“宁信而不顺”变为“凡是翻译，必须兼顾着两面，一当尽力求其易解，一则保存着原作得丰姿”。这个易解，想来也包括供给“很受了教育的”学士的翻译，却不免与丰姿的保存相抵触，因为原作本身未必是易解的。比如大江健三郎的小说，日本读众说难懂，“绕脖子的翻译调文章叫人受不了”（龟井胜一郎语），弃而不顾，倘若中国人为诺贝尔奖而读，竟一泻千里，哪里还读得到固有的丰姿呢？日本人耽读村上春树的小说，魅力之一是翻译调文体，汉译若过于汉化，自不免失真与走样。哪个外国人把《管锥篇》译得老妪都解，岂不让钱钟书的文言白费了功夫，那就永远不能算“入于‘化境’”。 关于文学翻译，钱钟书说到了最高标准，那就是“化”——“把作品从一国文字转变成另一国文字，既不能因语文习惯的差异而露出生硬牵强的痕迹，又能完全保存原有的风味”。不过，欲擒故纵，立马转上了正题，即，“彻底和全部的‘化’是不可实现的理想”。这正如投胎转世不可实现一样。《林纾的翻译》通篇谈论的不是‘化’，而是翻译这门艺业能不能回避或躲避的“诈”。立一个标准，最高的，其实是拿来当靶子，不无一点儿玩世，也是在暗讽傅雷——他的好友傅雷主张“理想的译文仿佛是原作者的中文写作”。古今东西，先知领袖大师总是用可望而不可即的理想激励芸芸众生的生趣及奔头，到头来一场玩笑，仿佛如今也听见钱钟书在永垂不朽的天堂里的笑声。事实上他本人从来没有要‘化’一下的意思。著述中的广征博引，令人叹为观止，那些与他的文体融为一体的译文显然不会是原文读起来的感觉。日文翻来复去用一个词，例如渡边淳一的“总而言之”，西村京太郎的“冷笑”，总之是一冷到底，把中国人读得无聊，但变着法儿译，不露生硬牵强的痕迹了，可原来的风味何曾有这般变化多端呢。译者终究代替不了作者，哪怕本事大如孙悟空，到底有一条难以变化的尾巴。出神入化只能是神话，逾淮为枳也无可奈何，所以钱钟书在《英译千家诗》一文中说得很宽容：“宁失之拘，毋失之放。虽执著附会，不免削足适履之讥，而其矜尚格律，雅可取法。向来译者每译歌行为无韵诗，衍绝句为长篇，头面改易，迥异原作。蔡君乃能讲究格式，其所立例，不必全是，然循例以求，不能读中国诗者，尚可想象得其形式之仿佛，是亦差强人意者矣。至其遣神存貌，践迹失真，斯又译事之难，于诗为甚，未可独苛论之蔡氏焉。” “读起来不像译本”这一“化境”不可实现，而且不必也不该去实现。翻译不是单纯的复原，像北京修复老城墙一样整旧如旧，译作已经是有别于原作的另一种艺术。好似给女性大腿穿上丝袜，大腿还是大腿，要忠实得有血有肉有曲线，但丝袜再透明，也会为女性展现另一种美，这就是翻译之美。明摆着金发碧眼，动不动耸肩摊手，却满嘴地道中国话，读起来反倒觉得很别扭，出师未捷，先就破坏了原有的风味。好比在店里试穿，夸你穿上很洋气，译作要的就是这股子洋气，异国情调。憷头于此，对翻译文学别有所求，那就去读原装或国货好了。翻译毕竟不是“鸟媒”，被“诱”得“去学外文、读原作”的读者不可多得，村上春树并不曾掀起学日语热就是个例证。“译本忠实得以至于读起来不像译本”，“消灭自己”，译者只是翻译匠，具有独特的翻译风格如傅雷又从何谈起呢？ 《谈艺录》《管锥篇》之类大著本不是给我辈咂摸的，读起来不顺，“一路上颠顿风尘，遭遇风险”。时而在报刊上读那些爱钱买钱者说，对钱学愈加私所仰慕，之余，亦不禁起疑其高山景行，但愿“天呀！你是经过了翻译了”。譬如有人说：钱钟书在书札中每每对人奖饰溢量，那是不可以当真的，甚至他说“欧北不能专美于前”，可能是反话，因为他在《艺录》中断言“欧北格调不高”。记得钱钟书致夏志清手札有云：“奖饰溢量，渲染过剩，读之惭愧惊悚无已。凡称赞一人，极口侈说，必有旁人反感疾视。凡鄙薄同行诸公而突出弟乎！……吾友爱我太过，反成……我树敌矣！况其中不乏干碍触犯，流传俗眼，且有借题发挥，召闹生事之虞。”文中有西文成串，“似读之津津有味者，”到底不解也，从略。总之说得明明白白，己所不欲却拿来害人么？与钱钟书交友，似乎很需要有一点任他见笑的憨厚劲儿，但这里的“专美”恐怕还得算奖饰，虽大溢其量，尚不至口蜜腹剑。从另一篇《容安馆品藻录》还读到，钱钟书撰文札记演讲常骂及老师辈的俞平伯，但见俞就叫声“老师”，“深深地象法国俗语所谓肛开臀裂地弯腰鞠躬”。 “公真顽皮”，今天天气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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