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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刘路 曙光 1 夜幕降临，四下里一片漆黑，只有星星点点的闪亮，那是远处山洞里摇曳的火光。火中偶尔会噼啪作响，微微打破了群山的静寂，那是小鼠和蝙蝠骨头被烧炸的声音。 火堆四周，围坐着一群人。他们头骨低矮，额骨低平后倾，粗壮的眉脊向前方极为突出。鼻子虽然很宽，但鼻梁扁平，这使得本就鼓起的上额，越发显得突兀。 这里是距今约四五十万年前的北京周口店龙骨山，而那群正在生火的人类，将在1927年，以“中国猿人北京种”——也就是“北京人”之名，震惊世界。 大约在距今70万－20万年前，已经学会打制石器的北京人生活在周口店一带。他们甚至掌握了火的应用，这不亚于一场革命，用恩格斯的话说，是“第一次使人支配了一种自然力，从而最终把人同动物界分开”。 北京地区人类文明的历史，就在这摇曳的火光中，迎来曙光。 北京猿人与现代人并无多少联系 严格来说，北京人属于直立人，并不是我们的直系祖先。在距今四五万年前，属于早期智人的“新洞人”来到龙骨山。这是现代人类的祖先第一次出现在北京大地上。 到了距今1.8万年前（一说已修正为3万年前），住在这里的晚期智人“山顶洞人”，不仅掌握了磨制技术，更掌握了双面钻孔技术。 距今约1万年前，以东胡林人为代表的北京原始人类，终于离开大山，挺进平原，人类的足迹遍布北京各区。 距今约四五千年前，中华大地上出现了几大文化区，学者们比附文献，常常将之与传说中的三皇五帝对应起来。有的学者认为，黄帝、炎帝、蚩尤发生大决战的涿鹿、阪泉，就在北京周边；也有人把红山文化与黄帝联系起来，北京成为了黄帝击败蚩尤、炎帝后的核心腹地。 在神王时代，神话与历史难以区别。黄帝未必真的活动在北京地区，但他的后人，无疑给北京留下了不可磨灭痕迹。 包容 2 黄帝的后人建立了北京历史上第一个政权——蓟国。据《礼记·乐记》记载，周武王灭商，封黄帝之后于蓟。《史记·周本纪》则认为蓟国是唐尧之后。 其实在周武王册封之前，蓟国就已经存在。一种观点认为，甲骨文和金文中，屡次出现的“㠱”，就是“蓟”的本字。早在商代，蓟国就已经是一方诸侯，国君被商王称为“㠱侯”“亚㠱”，可见地位之高。 商朝灭亡后，蓟国获得周朝的承认。不过，这个蓟国与周朝的关系非常微妙。1982年，北京顺义牛栏山金牛村发现了一座西周早期“㠱”国贵族的墓葬，出土的礼器中包括觚、爵这两种酒器，这是典型的殷商礼制。 商朝崇尚“酒文化”，商人嗜酒如命，亡国与此也有很大关系。所以武王伐纣后，周朝就颁布了极为严苛的禁酒令，革除了殷礼中的觚、爵酒器组合。可在周人鞭长莫及的蓟国，当地人仍然保持着商人的风俗。 蓟人还建立了第一座北京城——蓟邑、蓟城。蓟城因西北有蓟丘而得名，据侯仁之先生考证，蓟丘就在今天北京白云观西边。 在元朝建立大都以前，白云观至广安门一带，一直都是北京城的核心区。即便到了明清，广安门大街仍然是西南方向从陆路出入京城的唯一通道。当时各省官员进京朝见，南方学子参加科考，都从这里进京。于是商贾兴隆，车水马龙，也就难怪连砍头的刑场，都要设在这一地区的菜市口了。 从商周的蓟城，到秦汉以后的蓟县，在很长时间里，“蓟”都是北京的名称。直到唐代在今天津市蓟州区设立蓟州，辽朝在得到幽蓟十六州后，又把今天的北京先后改叫蓟北县、析津县，“蓟”才正式跟北京分道扬镳。即便如此，始于金代的“燕京八景”里，仍然有“蓟门飞雨”“蓟门烟树”之称，今天的北三环还因此而命名了“蓟门桥”。“蓟”对北京的影响，可见一斑。 燕京八景之蓟门烟树 当然，如你所见，所有用“蓟”指代的北京地名，都是小地名。蓟国虽然辉煌过，但他缺少包容万象的胸襟，自然也就没有尊重多元和自我更新的动力。商代灭亡，殷鉴不远，而蓟人依旧抱残守缺，那么等待他的，也只有灭亡一途。 此刻，在蓟国的西南方向，一个北方的新星，正在悄无声息地崛起。大约在公元前1040年，一座叫“妟亳”的古城，迎来了一位重量级人物。 此人就是召公奭。他是已故周文王的庶子，周武王的兄弟；当今周成王的叔叔；周王朝三公之一的太保；与周公旦分陕而治、统领周朝东方事务的辅政大臣。 如此重量级的人物，来到如此偏远的地区，必有大事发生。 在过去的三年里，商纣王的儿子武庚禄父，趁着周武王去世、周成王年幼、诸侯对周公摄政不满，乃联合东方的商人、夷人及各种反对派，发动了空前规模的叛乱。最后周公与召公联手，才将叛乱镇压下去。为了进一步巩固周朝在东部的统治，周公以成王的名义，开启了第二轮大分封，他自己被封在今天山东曲阜一带的鲁国，而召公被封在了妟国。 妟国的“妟”，或者写作“匽”“郾”，你可能会觉得一头雾水。但它在秦汉以后的写法，你一定熟悉——燕。为了方便，我们还是用“燕”这个大家熟悉的称谓。 由于周公与召公在朝中辅政，因此实际到鲁国和燕国就封的，是他们的嫡长子。尽管如此，召公依然不放心，仍然坚持到燕国的国都——“燕亳”亲自视察。因为这里的环境太复杂了。 燕亳位于现在北京市房山区琉璃河董家林，是商朝在北方刻意经营的重镇，因燕山而得名。这里聚集着很多殷商人；在他的北方，尚有亲商的蓟国（或㠱国），与商族同姓的孤竹国等。周朝把召公和他的儿子燕侯克封于此，显然是要通过武力殖民，“化解”来自商人的敌意和威胁。 在处理周之封国与当地土著的问题上，西周时有两种主流模式。一种是以周公旦和他的儿子鲁侯伯禽的鲁国为代表，“变其俗，革其礼”，强硬地移风易俗；另一种是以太公望吕尚（姜子牙）的齐国为代表，“因其俗，简其礼”，采取怀柔的因风就俗。从后来的实践看，强硬的鲁国日趋僵化，而怀柔的齐国却大放异彩。 召公和周公不同，他不是嫡子，没那么大的正统情结。在此后八百年的历史里，燕国始终兼容并包，最大限度地保持着多元性。燕处边地，胡汉杂糅，方言与东方的朝鲜颇为接近，马头鹰首的兵器又深受北方草原文化影响。燕地特产并不太多，只以鱼盐枣栗著名；它赖以维持生计的，是依靠自己的地理位置，发展对外贸易。商业的繁荣，无疑进一步推动了燕国的包容之风。 召公奭甘棠遗爱 只是北方的交通枢纽，此时仍控制在蓟国手里。然而守旧的蓟国已经无力继续支配这座城邑。大约在两周之际，蓟国彻底消失在文献里。史家推言：“蓟微燕盛，（燕）乃并蓟居之，蓟名遂绝焉。” 信念 3 迁都于蓟的燕国，一度被山戎教做人。要不是齐桓公相助，燕国可能也要步了蓟国的后尘。 进入战国时期，燕国开始崛起。燕易王十年（前323），燕国君主正式称王。三年后，易王去世，其子燕王哙继位。这是一位既有励精图治的雄心，又有安邦定国之才能的君主。不近女色，不闻声乐，不打猎不盖楼。他唯一的兴趣就是让国家富强。后来韩非子称赞燕王哙：“子哙之苦身以忧民如此其甚也，虽古之所谓圣王明君者，其勤身而忧世不甚于此矣。” 不仅如此，燕王哙的政治理想几乎超越了所有中国古代帝王们。在燕王哙看来，只要对天下有利，那么自己做不做君主根本不重要。 理想，信念，超过了一己私欲。燕王哙是真正做到了大公无私，可惜却被小人利用了。 燕王哙的宰相，是前朝老臣子之，颇得重用。子之野心勃勃，勾结齐国使臣苏代等人，劝说燕王哙，只有退位让贤，才能成就燕国大业。当时正在燕国的青年荀子，对燕王苦心规劝。从后来的《君道》篇来看，荀子大概是想让燕王哙加强君权。荀子是儒者，也是法家人物韩非、李斯的老师，思想更近于法。在法家的思想里，君主让贤简直是大逆不道。 燕王哙却不以为然，为求大治，居然真的将王位禅让给子之，自己甘愿北面称臣。 可惜，燕王哙的理想，马上就啪啪打了他的脸。子之继位，人心不服；太子平不甘失权，起兵败死。燕国大乱，齐宣王乘虚而入，燕人毫无斗志。燕王哙六年（前315），齐国攻占燕国，燕王哙死于国难，子之出逃被俘杀。 其实反对禅让的，不仅有近于法家的荀子，还有与荀子观点对立的儒家孟子。劝齐宣王出兵伐燕的，正是孟子。 但是孟子也有自己的理想。齐宣王想彻底吞并燕国，孟子说：“取之而燕民悦，则取之”，“取之而燕民不悦，则勿取”；还劝宣王行“仁政”，勿俘杀燕民，为燕国立君。然而齐军却在燕国烧杀掠夺，也没有撤军的意思。暴行终于激起燕人的反抗，加上各国干涉，齐宣王只得怏怏退军。 齐宣王本来可以像齐桓公一样，做一个“解放者”，但是他没有燕王哙的理想，也没有孟子的信念，心中所想的只有“宏图霸业”。齐宣王想不到，自己种下的恶果，最终要让儿子来还。 齐国退军后，燕王哙的另一个儿子公子职返回燕国继位，是为燕昭王。昭王上演了北方版的“卧薪尝胆”。他“卑身厚币，以招贤者”，筑黄金台礼贤下士。郭隗、乐毅、邹衍、苏秦、剧辛、屈景、秦开，一时天下贤士，齐聚燕国。 燕昭王和后世的皇帝不同，他并没有因为燕王哙放手子之的悲剧，就对权力有着变态似的眷恋和不安全感。他放手让专业的人，去做专业的事。作为一个雄才大略的君主，却从来不捣乱，不折腾。结果燕国成为了群雄爆款，南边几乎灭掉齐国，一举报仇雪恨；北边又大破东胡，拓地辽东，兵临朝鲜。 黄金台故址 这是燕国的高光时刻，耀眼却短暂。燕昭王三十三年（前279），昭王去世，燕国再度陷入内外交困。燕王喜二十九年（前226），秦破蓟城；三十三年（前222），燕亡。 “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 燕蓟古风，不复还矣。 大业 4 中国进入帝制时代，北京也进入了郡县时代。秦汉以来，在北京设广阳郡、广阳国、燕郡、燕国，后来又设幽州，治所始终是蓟县。 这期间，北京出了两个第一。 一个是北京地区第一座大型水利工程——戾陵堰，是曹魏镇北将军刘靖于嘉平二年（250）所建。另一个是北京地区第一座寺庙——潭柘寺。潭柘寺建于晋代，原名嘉福寺。此寺至今香火兴旺，民间素有“先有潭柘寺，后有北京城”的说法。寺中银杏树已逾千年，要7人方能合抱，曾被清朝乾隆帝封为“帝王树”。 北京既是交通枢纽，又是边防重镇。因此以北京为根据地，想成就霸业的人也不少，臧荼、卢绾、刘旦、彭宠、公孙瓒、王浚等等，不过一个也没成功。归根结底，北京在这一时期仍然只是区域中心，无法承担起全国性的职能。即便如此，北京也从未游离于帝国大业之外。 大业三年（607），隋朝废州为郡，幽州改名涿郡。第二年，隋炀帝诏发河北诸郡男女百余万开永济渠，涿郡与帝国心脏洛阳地区水路相连。大业七年（611），涿郡设立留守。这是西京长安、东都洛阳以外，继晋阳宫留守以后的又一个地方留守。这让北京有了临时首都的色彩。 大运河提升了涿郡地位 涿郡地位的迅速提升，源自隋炀帝的大业。从大业八年（612）到十年（614），炀帝三次征讨高句丽，涿郡就是隋军的大本营。客观地说，这三次征伐严重消耗了高句丽的国力，为日后唐代攻灭高句丽、进军辽东和朝鲜半岛奠定了基础。 但与隋朝消耗的民力相比，高句丽消耗的国力甚至不值一提。三征均以失败告终，仅前方阵亡将士就有数十万之多，若算上后方死在补给线上的民众，这个数字恐怕更为惊人！ 征高丽、讨契丹、攻占城，宴突厥，经西域，抚流求（今台湾），开运河，营东都，炀帝一出手，天下抖三抖。平心而论，作为一代帝王，他既有战略眼光，能力亦不逊色。然而，天下民力，不过是隋炀帝自嗨自炫的舞台。民力耗尽，舞台崩塌，他也终于嗨不动了。 卧龙跃马终黄土，一将成名万骨枯，楚人一炬，可怜焦土。 涿郡留守，隋炀大业，终究没能逃过焦土的命运。 风骨 5 唐代的北京，时而称幽州，时而称范阳郡。唐玄宗设十大节度经略使，其中范阳节度使的会府（治所）就设于此。范阳统军9万余，是十镇里兵力最盛者。天宝年间的范阳节度使，是身兼范阳、平卢、河东三镇，统兵18万余的安禄山。 天宝十一载（752）十月，一位仙风道骨的中年奇士，拒绝了妻子的挽留，应朋友之邀，来到范阳找工作。然而，他此行却凶险异常，因为他还有另一个目的：“且探虎穴向沙漠，鸣鞭走马凌黄河。耻作易水别，临歧泪滂沱”。 这个“耻作易水别”的壮士，不是荆轲，而是李白。 九年前，李白被唐玄宗“赐金还山”，但他仍不死心，孤身入范阳，想在边郡立功求名。谁曾想安禄山的虎狼之师，让他突然意识到天下将乱。只是面对李唐大厦将倾，李白却无能为力。他除了一支笔和一腔热血，什么也没有，没有兵，没有官，甚至连个可以汇报的领导都没有。 安禄山“渔阳鼙鼓动地来” “揽涕黄金台，呼天哭昭王。”黄金台虽在，但燕昭王早已作古。长安城里的唐玄宗，志得意满，早已听不进任何劝言。 天宝十四载（755），安禄山反，大唐盛世戛然而止。 不久，北京开始了成为北京的历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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