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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哀叹曾经中国的闭关锁国政策让时代对华夏文明差点说了再见。 我们惋惜地理大发现的时代我们还是以天朝上国的视角坐井观天。 但假如你问在蒸汽时代之前，最大的船是什么船？不是纵横加勒比的黑帆，不是西班牙的无敌舰队，更不是德雷克手下的劫掠船。 比起大明（萌）王朝的宝船，那上面说的就是些小虾米。这种长达四十丈，宽达十八丈，甚至可能重达七千八百吨的巨舰，也只有当时世界的第一经济体集合国家的力量才得以建造。这样巨大的船可以装下多少人，我们没有准确的数字，但根据第一次远航大小船只62艘， 28000人的编制我们可以大概算出每条船乘员达450人之多，考虑到舰队船只大小不一，这种最大的宝船载员可能接近千人。 我们横向对比之后的哥伦布，麦哲伦，作为大航海时代的大IP，他们冒险的船队不过三四艘，船均不过数十人，这当中的差距说是战列舰和鱼雷艇的差别一点也不为过。而统领着十五世纪第一舰队的也是如同哥伦布、麦哲伦一般伟大的航海家——郑和。他以宦官的身份劈波斩浪数万里的时间，比迪亚士发现好望角早了83年，比哥伦布发现新大陆早了87年，比达伽马发现新航路早了93年，比麦哲伦绕过阿根廷在菲律宾卷入当地纷争而丧命早了116年。换言之，早在近百年前，郑和就率船队远航至西亚、非洲，航程之久，航线之长，人员之多都是世界航海史前无古人的，说郑和下西洋掀开了东亚文明圈最梦幻的海洋冒险时代绝对是名副其实的。 然而明朝没能将这份海洋传统传承下去，这又是为什么呢？ 为了解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从根源出发，首先要弄明白郑和下西洋的原因。一向没有海洋意识的华夏农耕文明为啥在朱老四时期突然开了窍，要向着星辰大海进军了呢，这里原因有很多。 首先就是因为我们的明成祖得国不正，叔叔抢了大侄子的皇位，这大侄子还下落不明，不知生死，压在朱棣心头的石头自然也就放不下来。史载1407年，朱棣派遣礼部尚书胡瀅，打着寻访仙人张三丰（没错就是倚天中的超巨，一个从习武到修仙的BUG）的名义，到处寻访建文帝的下落。不难想象，1405年开启的海洋冒险也难免带有一点这样的目的。但是你要说整编接近三万人的大军，带着充足的物资货品，和世界最强大的舰队只为了寻找一个失去支持的帝王是郑和下西洋的主要目的未免有点缺乏常识，凭借中国的区域影响力，我们的永乐大帝完全可以派遣大量使臣出使各国，经济又环保。 朱棣得位的靖难之役战势发展图 主因不是为了寻访大侄子，那么下西洋的主要目的又是什么呢？ 笔者觉得主要有两个方面 其一就是稳固朝贡关系，增加朱棣帝位正当性引起的政治驱动。 众所周知，中原的大一统王朝与周边政权的外交一直以来以朝贡的形式进行着。历代的帝王以天朝上国的姿态俯视周边的国家，作为藩属的小国则通过使节定期朝贡，接受皇帝的册封。 明太祖实录关于朝贡也有记录：海外诸番与中国往来，使臣不绝，商贾便之，列在不征之国的也有十五国。通过朝贡，中国建立起东亚政治秩序，而对于清君侧上位，国内统治并不稳固的朱棣来说，这种外邦来朝的局面无疑是对朱棣法统的一种不错的佐证，为了达成这个目标，向遥远的异国他乡宣扬大国风度，一支富有经验带着大量商品的船队无疑是不可缺少的，大量的商品能够笼络外邦，有经验的船队则能降低对方使团朝贡在路途上的难度，至于那些军队，海疆不宁，装满了奇货自然也得有力量来保护。 其二就是国家统一、恢复生产后，市场需求扩大导致的经济驱动。 元末的战乱，黄河的水患，严重阻碍了中国的经济人口发展，而这一切经过明初近40年的休养生息有了明显的恢复。劳动力的恢复，农业生产的扩张以及朱元璋严厉的吏治手段作用在一起使得国家经济迅速起飞，税收所得自然也水涨船高。下至国民，上至朝廷，收入都有所增加，这导致了手工业生产的扩大，大量的丝绸、瓷器产出需要更大的市场。收入的增加也导致了市场需求的扩大，这种需求更多体现在国内少有产品之上。有一些涉及到日常生活，比如香料，作为产自东南亚、南亚的调味品总称，它是厨房的优质帮手，改变世界的大航海时代一开始也是冲着东方的香料和黄金去的。 各式各样的香料 另一些则是满足权贵欲望的珍宝，譬如说卟啉卟啉的宝石，凶猛少见的宠物，那时候的中国没有长颈鹿，朝贡带来了这些长脖子的异兽，朝廷没见过，只好用一个厉害的名字来称呼它，现实版的麒麟就这样顶着好几米长的脖子在皇家园林里悠闲的啃着树叶。 为了给中国的商品找到销售渠道，也为了满足日益增长的国内市场需求，打通海商之路也是刻不容缓的。 我们弄明白了郑和下西洋的目的，那么为什么中国古代最为梦幻的海上冒险会在1433年戛然而止，为什么中国的海洋文化为什么没能获得更大的发展，其中的原因我如果标题党或者说UC党一些就会这么形容：震惊！中国古代最大海洋探索竟然因为木头不够而终止，各平台的震惊部赶紧把我垃去当小编吧。 言归正传，在工业革命以前，船体的主材是木头，但同时木材也是家家户户日常做饭取暖所必需的消耗品。 在大航海时代，日益增长的造船需求与现代城市的发展中间围绕着木材展开了旷日持久的博弈，从英格兰到西班牙，从热那亚到威尼斯，各地的政府出台各种法律政策对木材流向进行控制引导，这种现象直到煤炭作为资源进入生产生活才宣告结束。 具体到中国，适合大船的大树被用来兴修宫殿楼宇，明中期皇城多次大火，木材需求更加旺盛，同时随着各地经济发展，城市作为定居聚落也愈来愈大型，木材的生活消耗也日益增加。在交通并不发达的时代，木材这种大物件的运输基本依托内陆河网，但是长在河边的树木终究是有限的。当河网附近的森林被砍伐殆尽，木材获取向内陆深入，物流成本也越来越高，原材料的成本变化也使得造船的成本提高了数倍。 宝船复建 中国的造船业也随之向原材料成本更为便宜的东南亚转移，适合长距离远航的宝船失去了合适的材料和国家扶持以后逐渐退出了市场。 从国家层面来看，对于名望有需求明成祖死后，仁宗继位早殁，宣宗承继大统，但是一个八岁的孩童自然不能亲政，著名的内阁三杨和太皇太后引导了明朝政治风向，四个老人，那保守持重的心累加起来就跟泰山没差多少了，加之土木堡之变后，明朝进入下坡路，国家财政的缩水也不足以支撑消耗巨大的海上冒险。 我们也知道航海是一项高度专业同时消耗巨大的工作，年过60的郑和显然已经不适合漫长的海上旅途了，而当时中国的传统体制，民间的海禁政策，使得其人才储备不足以培养出另一个优质的航海家，没有了郑和的船队群龙无首，也就不可能再有第八次冒险了。 另外自洪武四年以来对民间私自出海贸易的禁令愈加完备，明成祖继承太祖制度，郑和下西洋并不意味着民间也有同样的条件出海。也正是因为无视市场规律的海禁存在，在一定程度上滋长了嘉靖时期的倭患，这一现象直到隆庆元年准贩东西二洋，开放海禁才有所改变。 福建甚至因此形成了独特的外贸经济，大量民间海上豪强随之诞生，他们往往拥有海盗和商人的双重身份，掌握着遍两洋的人际关系、强大的海上军事力量以及巨额的财富，南明的隆武帝正是海商或者说海盗头子郑芝龙所拥立的，如果说郑芝龙大家不熟悉，那他和日本女子所生的儿子郑成功作为驱逐荷兰殖民者收复台湾的民族英雄而著称于世。 郑氏虽然拥有丰富的经验，巨大的力量和财富可以支持远洋冒险，但是商入逐利的本质决定他们在日本东南亚的贸易就能赚得盆满钵满的前提下，并没有足够动力去尝试入不敷出的远洋冒险，因此他们更多建造可以支撑短途贸易的小船。可以说民间力量对于航道的迁移，船只的改变更多是市场经济规律所驱动的。 中国的民间商人由于市场驱动做出的选择其实也参考了气候因素，在风作为船只主要动力的时代，起航必须等到合适的季风，短的航程更能够适应东亚，东南亚的气候，使得贸易不会因为等待合适风向而浪费太多时间，贸易周期的缩短就意味着更高的资金流转也意味着更丰厚的商业回报。 表面上来看，上文所说的因为木材缺乏导致了明中期以后航海的局限性虽然标题党了些，但也是有所根据的，归根结底来看这种航海局限性的背后依旧是明显的市场因素造成的，由于中国的物产丰厚，农业经济的繁荣，导致了市场的外向需求也有局限性，我们没有如同欧洲经济上的强力驱动，自然对于外界大探索也局限在可以满足贸易需求的熟悉区域。
可以说，明前期的海洋冒险是国家寻找政治认同，国家经济大力发展后滋生的市场需求而产生的，明中期的东南亚、东亚范围内的海洋贸易则是民间寻找经济认同，商品经济发展后滋生的贸易时代，两者的不同正是国家的经济需求和民间的经济需求不同所造成的，但无论是明前期下西洋，还是明中期后贩卖两洋都与为了传教，军事竞争，称霸海洋，寻求经济垄断地位等目的的欧洲海洋征服有着本质上的不同，无论是比利牛斯山脉南北两侧，还是尼德兰低地国家，亦或是英伦三岛，所有的冒险家无视既定的规则，无视气候的限制，拥有全球视野，才得以成为世界的改变者。 郑和下西洋很梦幻，正如夕阳虽然很美好，但是眨眨眼就会变成过去，中国人最早开始了远洋冒险，却在晚清最终被海洋的力量压制，无疑是一个巨大的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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