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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2月，企之县（今曲周县）南下干部合影。 70年前，为支援全国解放，大批河北干部冒着没有散尽的硝烟，抛家舍业，背上行装扛起枪，浩浩荡荡向南方挺进，如同源源不断的新鲜血液输向南方新解放区，参加了接管、巩固新中国政权，支援南方广大新解放区建设的任务。 这次调干南下，是中共中央根据革命形势的需要作出的一项重大战略决策，因为人数众多、成建制输出、发挥作用巨大，成为中国革命史上的光辉一页。而河北，就是此次南调干部的重要来源和基地之一。 70年前，大批河北干部舍小家顾大家，毅然踏上南下征程。图为太行行署欢送第一批南下干部时的合影。 1 南下号角吹响，千里赴征程 在中国革命史上，“干部南下”是一次重要的战略行动，由此也产生了一个特殊的历史革命群体——南下干部。 1949年春，随着党中央一声号令，大批河北干部踏上了南下的征程。 此次调干南下，是党中央基于战略考虑作出的安排。 1948年，中国人民解放军以势如破竹之势，相继在各个战场上歼灭大量敌人并取得了胜利。就在人民解放军与国民党军事力量进行战略总决战前夕，中共中央为迎接全国胜利的政治形势，制定了一系列夺取全国胜利的战略任务和战略决策，其中一项重要内容，就是为即将解放的南方地区做好充足的干部人才储备。 1948年9月，中共中央在西柏坡召开政治局会议，史称“九月会议”。会上，毛泽东提出：“战争的第三年内，必须准备好3万至4万下级、中级、高级干部，以便第四年内军队前进的时候，这些干部能够随军前进，能够有秩序地管理大约5000万至10000万人口的新开辟的解放区。” 按照“九月会议”方针，1948年10月28日，中共中央做出《关于准备五万三千个干部的决议》，将所需干部分配给华北、华东、东北、西北、中原五处，并对各级各项工作中负主要责任的干部、最低限度人数进行了规定，要求按比例分别列入。同时，各地所调干部均应组成完整的区党委架子，整体调出。 “在解放战争时期，干部南下有数次之多，最早应该是1947年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后来1948年又从冀中、冀南等地南调干部数千人，1949年春以及7月之后又有两次。但1949年春这次无论从规模还是调动地域上，都远超其他几次，是干部南下的最高峰，影响也最大。”省委党史研究室编研一处副处长王林芳介绍。 河北是此次南下干部的重要来源和基地之一。 “当时中央分配给华北的任务是17000人，后来增至21499人。实际上，后来各地都基本甚至超额完成了调派任务。”省委党史研究室宣教处副处长闫丽表示。 河北主要承接的是华北局下派的任务。 由于河北当时分属不同根据地，大致派出情况如下：冀南区南下干部约4000余人，组成一个南下区党委，书记王任重，队伍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冀南支队；冀东区南下干部约3000人，组成冀东南下干部总队，李楚离任书记兼总队长；太行、太岳两区南下干部约3000多人，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长江支队，由书记冷楚带队；冀中区与察哈尔省合派干部近4000人，编为华北南下干部纵队第四支队，牛树才任书记；晋中、冀中、察哈尔、太行合计抽调南下干部约3000人，由书记武光带队。 此外，渤海区一分区按华东局安排南下干部约1000人，热河省按东北局安排南下干部约2000人。 “南下干部追随的是解放军的脚步，解放军解放了哪里，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就有可能留在哪里，马上开展建立人民政权、恢复社会秩序的工作。”王林芳介绍。 这些南下干部的最终去向大致为：冀南支队一部分去湖北，大部分去湖南；冀东南下干部总队去了湖南；长江支队去了福建；华北南下干部纵队第四支队进入皖南地区；晋中区、察哈尔省、冀中区、太行区抽调组成的南下区党委进入湖南；渤海区一分区组成的华东南下干部纵队渤海三支队进入浙江。 2 成建制配备，骨架输出 按照中央整体调出的要求，承担南下任务的各级党委政府要成建制确定南下干部人选。 “具体来讲，就是既有军事、党务、机要、政府、工农青妇，也有经济管理、财政、银行、贸易、通讯社及报纸等。各部门之间按比例配备，各部门内部还要有高层、中层、基层各个级别，以保证能够以这些干部为骨架，尽快构筑起新解放区的各级政府机构和党务机构，使各方面工作都能有人着手开展。”闫丽介绍。 如何保质保量完成任务？这对当时干部资源并不充裕的河北来说，无疑是一个重大挑战和考验。 “河北各级党委政府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工作。他们一方面通过党校和干部轮训队以及提拔配备副职等方式，想方设法加大干部的储备，一方面进行广泛深入的思想动员。”王林芳介绍。 思想是行动的先导。 河北人素来乡土观念重，要他们抛家舍业，离开家乡和熟悉的岗位，到远隔千山万水的地方去工作，大部分人难免有顾虑。但一部分人不愿南下，则是受“宁向北走一千，不向南挪一砖”的固有思想影响。 针对这种情况，在名单确定之前，各级党委在干部中先开展了系列学习活动，使党员干部坚定革命信念。冀中区十一地委的肃宁、饶阳、深县、安平等县，在组织干部学习文件、小组讨论中，采取了“比一比”的方式，即用南下比长征，用现在生活比过去生活等进行启发教育。太行六地委也在动员中用“比进步”的办法，提高干部觉悟。这些方式效果显著，在不少干部心中引起了共鸣。 此外，针对有些干部害怕过江后语言不通、水土不服等切实问题，各级党委政府积极回应、详细解答，有的地区还请以前的南下同志写信或做报告介绍经验，消除顾虑。对那些小富即安、斗志松懈的干部给予了批评。在这一过程中，各级领导干部，尤其是高级干部纷纷带头表态要坚决报名南下，用实际行动影响带动了一大批党员干部。 前期铺垫工作完成后，紧接着便开始进行南下干部的组织与调配工作。 据了解，南下干部数目由各大区逐级落实分解，一直到县一级。在具体执行过程中，各县县委根据自身情况采取不同方式确定了南下干部名单。 有的县直截了当，在干部会议的讨论中直接陈明南下问题，并说明调干数目，请大家自愿报名；有的县事先谋划，先研究好名单，再逐一分析情况落实。对于那些确实有生活或生产困难的干部，帮助解决问题后再调动南下，对于身体上有病无法成行的，则更换人选。 南下干部名单确定后，名单上的干部不仅要解决好自己的组织问题和婚姻等私人问题，还要妥善将自己的工作移交下任。同时，认真填写组织下发的各种调查履历表、后勤供给表等，方便上级和南方地区的党委掌握每个南下干部的详细情况。 “总体来讲，河北各级党委政府，克服了各种困难，前期准备工作很有成绩。不仅有了一定的干部储备，而且经过思想动员，提高了干部觉悟，加强了组织性和纪律性。同时调配方法得当，为调干南下工作的顺利开展，打下了良好基础。”王林芳表示。 经过集中训练和强化教育，1949年春，大批河北南下干部离开了燕赵大地奔赴新解放区。 “我们（南调干部）要离开娘家到婆家去了，我们争取到婆家做一个好媳妇，要为娘家添光彩。”“娘家现在还比较穷，没有车子和轿子送，我们就用两条腿走去。”开拔前，各区基本都开了欢送会，很多冀南干部对南下区党委书记王任重的这番洋溢着革命乐观主义精神的答谢讲话印象深刻。 3 投身第二故乡，忘我工作 “狂风暴雨，北往南扫。反攻声浪，直冲云霄。眼看枯树快刮倒，大家快把祸根刨！刨！刨！全国人民一个目标，解放全中国。全国人民团结紧，民主政府建立好……” 南下干部的南下之路，不仅路途遥远，还不时遭受着土匪袭击、水土不服等各种困扰。即便如此，队伍也常常会响起雄壮的歌声，歌声嘹亮、催人奋进。 经过长途跋涉，各个南下队伍紧跟解放军相继进入南方各区。这些地方大都刚刚解放，生产力发展极其缓慢，经济十分落后。此外，一些地区土匪猖獗，特务横行，人民困苦，南下干部的工作难度之大显而易见。 但南下干部很快投入各项工作。 “1949年春的这次干部南下，就像一股股新鲜血液注入新区，使当地发生了巨大变化。他们在接管政权、征粮支前、巩固政权、发展经济和培养干部等方面都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王林芳介绍，他们实现了党对大片南方新解放区的有效控制、接管和改造，巩固了解放战争的胜利果实，加速了革命在全国的胜利。 干部南下的最大任务，就是有效接管国民党的基层政权，并把它改造过来，成为新中国的可靠根基。 城市接管，对大多数南下干部来说是个全新的挑战，即便如此，他们以严明的纪律，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的各项政策。每到一个城市，南下干部首先成立军事管制委员会，遵循“各按系统、自上而下、原封不动、先接后分”的接管政策实行军事管制，同时联系群众，团结各界人士，建立各界代表会和工青妇等群众组织和团体，争取各界各阶层人士的支持。 在引导新区工作有序开展的同时，南下干部还要保障仍在西南、东南作战的解放军部队的物资供给。经过他们不辞辛苦深入百姓中广泛动员，各地农民纷纷手推肩扛，把粮食草料送到了各地政府设立的专门粮站，湘、鄂、赣这些新解放地区成了解放军进军西南的可靠后方和供给基地。 在解放战争推进过程中，一些地方的国民党败兵、特务和当地的惯匪四处横行，严重破坏了社会稳定和经济恢复。有些新政权派去的县长和干部们，常常被迫躲在碉堡里办公，晚上抱着机枪睡觉。为尽快改变这种状况，南下干部们在当地群众的大力支持下，组织了人民武装（如民兵、警察等），甚至依靠大批正规军开展了剿灭土匪的斗争。 匪患肃清，农村社会秩序得到稳定后，南下干部又开始赶早摸黑，走乡串户，组织农民按照老解放区土改的步骤进行土地改革。 “新的地方政权建立起来后，重要的大事之一就是要在百业凋零、民不聊生的情况下，尽快发展经济、改善民生。”闫丽介绍，南下干部在交通、邮电、金融、煤矿、电力等诸方面采取了一系列除旧布新的措施，迅速稳定了经济秩序，并正确处理了劳资关系，保护工商业。 在长沙，从1949年8月至1950年8月的一年里，干部们采取协助转业和社会救济等多项措施，扶助生产经营，解决了失业职工与贫民及外地难民8万多人的生产生活困难，成绩有目共睹。 一系列恢复和发展生产的措施，令城市面貌焕然一新，国民党反动派叫嚣的“共产党管不了城市”的狂妄预言不攻自破。 随着城市管理工作的逐步推进，干部人才匮乏的问题开始显现。为此，南下干部又积极筹办干部训练班等，培养当地干部来充实干部队伍。 岁月倥偬，往事悠悠。 70年里，他们励精图治，把南方这片土地当作第二故乡，贡献着自己的心血和智慧。 如今，70年过去，当年风华正茂的“南下干部”已是白发苍苍的老人，而更多的“南下干部”已经再没有机会踏上家乡的热土，再听一次熟悉的乡音，但他们用人生选择，见证并亲历了共和国建立和发展初期的难忘岁月。（记者周聪聪） 图片均由省委党史研究室提供 ■相关 一代人的激情岁月 七十载岁月悠悠。 随着南下干部的老去和离世，那段红色往事似乎渐渐淡出人们的记忆。 但作为共和国建立和发展初期难忘岁月的见证者，南下干部的传奇经历并未被世人忘记。这是一个又一个个体的南下史，也是一代人慷慨激昂的革命史。 “河北人乡土情结浓重，但为了全国革命事业的大局，大批河北党员干部舍小家、顾大家，以自己的青春和热血，履行了历史赋予的伟大使命。”省委党史研究室宣教处副处长闫丽说。 当年，在河北南下干部中有一人名叫史景仲，邢台南宫人，虽然当时他已经年近50岁，家中还有妻子和4个小孩，但他不顾家庭困难报名南下，态度十分坚决。 河北的南下干部队伍里，不乏史景仲这样的人。 在到达南方新区后，由于当地经济凋敝、群众基础薄弱，南下干部的工作环境十分恶劣。干部们吃的粮食中，被落后分子或敌人掺进沙子，面里掺石灰，难以下咽。尽管条件艰苦，斗争形势复杂，但他们克服困难，坚守阵地，威慑敌人。 南下干部孟宪辉回忆：由于环境艰苦，卫生条件恶劣，他全身感染了疥疮，有的部位还流血流脓，经过一段时间治疗，病情仍不见好转。即便在这种情况下，他依然坚持给部队上辅导课，传授党关于剿匪反霸和减租减息的政策，传授发动群众组织农会、组织民兵的做法和经验。 不仅如此，他们的生命还时常受到威胁，不少同志献出了宝贵生命，有的被土匪杀害，有的被叛徒和特务谋杀。 可即便身处困境，南下干部始终怀着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和饱满的精神状态，坚持战斗在岗位上，并向党和国家交出了一份满意的答卷。 他们早出晚归，辛勤工作，大力改造旧政权，征粮支前保障军需，肃清匪患维护治安，推行土地改革发展经济。形势稳定下来之后，他们又把南方的热土当作第二故乡，为这里的革命和建设精心谋划、恪尽职守。 以湖南为例，上世纪50年代治理洞庭湖，60年代数百处大中型水利水电工程、大规模钢铁工业建设，70年代的湘黔、枝柳铁路三线建设，80年代以来的湖南改革开放等，无不凝聚着南下干部的心血和智慧。 “在几十年的奋斗中，南下干部为南方当地的革命和建设作出了巨大贡献，而他们用实际行动诠释的顾全大局、不怕吃苦、踏实工作、无私奉献的‘南下精神’，在新时代仍具有重大意义。”闫丽表示。(文/记者周聪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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