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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自:蔡氏意学 三、从 “师法”到“考据”，从 “文”到“文字”再到“文章” 但是，从汉以来的历史看，对于“文-道”关系，即“考据-义理”关系，并不能很好地去把握，很容易出现偏向一方，而极端化。在东汉时期，就出现偏向“文”的情况，即偏向考据，轻视义理，陷入“考据主义”。考据主义有两种表现，一个是把“文”当成道本身，或者把“文”当成道的源头，即把考据当成义理本身，把考据当成义理的源头；二是陷入繁琐的考据之中而不可自拔。
而到了宋明时期，则出现了另一个极端，偏向义理，轻视考据，陷入“空谈主义”、“心性主义”。
而到了清朝，“义理-考据”考据关系再次发生变化，由重义理轻考据回归到重考据轻义理，导致清朝考据学出现。但是，有清一朝的变化，又比以往更戏剧，更剧烈。因为清朝学术分为两个阶段，重考据轻义理的考据学仅仅维持了前半段，都了清朝后期，又开始逆转，转向轻考据重义理，其代表有四。一是戴震晚年转向义理学，二是章学诚的“史意”学，三是方东树直接要求重新回到程朱理学，四是所谓的“今文学”的出现。
尽管都是考据学，汉朝和清朝又有不同，因为两者所面临的基本学术形势不同。
汉朝所面临的基本学术形势是，当时中国学术正处于草创期，《五经》以口耳相传为主，文本匮乏。文本是考据学的基本前提、基本原料，没有文本就不可能有考据学。只有到了文本已经有了相当积累的西汉晚期和东汉，考据学才逐渐出现。因此，两汉就成为考据学的形成期、孕育期。
相对于汉朝，经过唐宋元明四朝的积累，清朝的文本出现了极大的丰富，为考据的展开提供充分的前提和充足的原料。因此，清朝是考据学的大成时期。
考据就是通过文献检索和追溯的方式，找到权威性的源头，去确定文字的含义，以及由文字所记录和表达的相关制度、事件的含义。这一学术方法的弊端在于，要以权威的源头被文字记载为前提，但是历史事实是，权威源头自身的出现远远早于文字的出现。在文字出现之前，权威的传承是语言化的口耳相传，就是老师面授给学生，一代一代相传。而在口耳相传的时代，确定权威源头的方式，是不能靠考据的，而只能靠“师法”的追溯。因此，西汉的主要学术方法不是考据，而是“师法”。
到了西汉晚期即东汉，口耳相传的“师法”被文字化、文本化，就出现了“章句”。由于“师法”众多，出现了门派林立，出现争辩，在争辩的过程中，就需要引经据典，这些“经典”的原型就是就是原本口耳相传的“师法”，或者“师法”文本化后的“章句”，这样就出现了考据学。
自汉朝起就出现一个很流行的说法，认为西汉之所以出现经典文本的缺乏，导致对经典的传授只能靠口耳相传，原因在于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前面我已指出，这个看法是错误的，秦始皇是冤枉的。秦始皇的确烧书了，但是，这不是西汉初年中国书少的根源。事情的真相是，当时原本书就少，烧不烧都是如此，即便是秦始皇的宫廷，也原本就没几本书。
我在前面也指出，中国学术和教育的独立化、专业化是从礼崩乐坏的春秋时期开始的，孔子是其间所涌现出的标志性人物。从文章、文本、书的角度而言，真正意义上的文章、文本、书也正是在孔子时期所出现。在之前是没有的。
前面我已经对“文-文字”的演化历程做了介绍，要了解中国学术的起源，还需要进一步了解从“文字”到“文章”的演化历程。大家要明白：“文”和“字”是有区别的，有“文”不一定有“字”；“文字”和“文章”是有区别的，有“文字”不一定有“文章”。独立的学术和教育的出现，正是从“文章”的出现开始的。
中国文字的最早形态是商朝的甲骨文，到了西周出现了金文。尽管商朝和西周都是有文字的，但是，这时汉字主要是应用于祭祀，而且是天子、朝廷的祭祀，在日常社会活动中，在民间并无应用。用现在的话说，那时汉字是非常小众的，可能只是几个朝廷的管理祭祀的人懂，那时这样的官员叫“史”。就整个社会而言，实际上还是相当于没有文字。
甲骨文和金文材料事实是都是祭品或类祭品，都是献给神的，属于祭祀仪式的要素。甲骨文是主要是对过去的占卜或祭祀事件的记录，这些事件的记录本身又为何可以用作祭品再次献祭，原因在于，这些事件中包含着当事人（商王）的虔诚，包含着当事人的德。三代时期祭祀的基本原则是“鬼神飨德”，其鬼神最喜欢的食物是献祭者的德，这个德的内核就是“诚”或“道”、“道义”、“义理”。而“文”则是“道”、“道义”、“义理”的承载者，因此“文”作为“道”、“德”的承载者，也就成为最重要的祭品。
前面我已经指出，在汉字出现之前，文系统有两个子系统：易经系统和契约系统，其中最重要的，也是与生活实践联系紧密的则是契约系统，包括结绳系统和书契系统。而被用于祭祀的“文”就是以结绳和书契为形态的契约。祭祀的“祀”中的“巳”就是结绳之右绳，相当于借据、债券。因此，“祀”的原始意思应该是以右绳为祭品的祭祀。
《周易》和《论语》都认为祭祀仪式的最核心部分是“祼祭”，或“灌祭”，或“盥祭”，“祼、灌、盥”三者同义。可以考证，“祼”中“果”是“章”的讹变，而“章”的原始意思则是书契。因此，“祼”的原始意思应该是以书契为祭品的祭祀，与“祀”同义。
也就是说，在甲骨文之前，“文”本身就已经成为重要的祭品。甲骨文是以“字”为祭品，是“字祭”，可以看做是“文祭”的延续和延伸。到了西周，“字祭”的形态出现了变化，由甲骨文转向金文，记载的内容也发生了变化，由商朝的占卜和祭祀事件，转变为更常规的历史事件。但是，祭祀的基本原理依然没变，记录的根本在“德”、“道义”、“义理”。
金文之所以叫金文，就是因为这些文字是刻铸在用青铜（金属）做成的钟和鼎之上，这些钟鼎也是献给神的，但也包括祖先神，金文的内容一般是祖先的事迹。因此，在西周，这些记录的篇幅变的更长了，出现了成篇的记录，而不是象甲骨文一样都是很短的句子。目前发现的最长的金文资料在500字左右，就是著名的毛公鼎。这是“文章”的雏形。
《礼记》、《春秋公羊传》、《汉书 艺文志》都指出一个重要事实，三代的史官负责记录天子的历史，而且分左右史，左史记行（动），右史记言，而行的部分就成为后来的《春秋》，言的部分就成为后来的《尚书》。因此，《春秋》和《尚书》的原始形态应该是和甲骨文一样，都是祭品，不是给人看的，而是给神看的。而且，《春秋》和《尚书》应该是出现在西周，算是西周宗教改革的产物。
《春秋》之所以叫“春秋”，原因是一年中最重要的两大祭祀仪式就在春季和秋季举行，这又和植物尤其是农作物的生长和收获周期有关。春季是发芽的季节，而秋季则是收获果实的季节。这两大祭祀仪式甚至延续到今天，成为当今中国最重要的两大传统节日：春节和中秋节。只是其中的祭祀成分已经消失了，而只剩下团圆欢聚的成分。
《尚书》自身就保留了原本为祭品的原始信息。其中有一篇叫《金藤》，保留了文字祭品的原始资料，以及具体的献祭程序。文字祭品的内容是，武王得了重病，周公决定以自己的生命去换取武王的康复，把这些内容写在简册上，并通过一定仪式，作为祭品，敬献给神。然后将这个简册保存到金縢之中。金藤就是用金属（主要是青铜）制品做封口的柜子。用金属在做柜子的封口，主要用意可能不在让柜子难以打开，而在于增加柜子的神圣性，与用青铜做的钟鼎一样。金縢非常类似犹太教的“约柜”，但是，显然“金縢”更可能是“约柜”的前身。关于犹太教与中国三代宗教的关系，我以前曾做过分析，以后还会专文做更详细的分析。
文字祭品的书写载体是“策”，也叫“册”、“筴”，其祭祀仪式的名称是：筴祝。《周官》对筴祝有专门的记载。结合甲骨文和金文字形，对“筴”、“策”、“册”进行研究可以发现，这几个字的本义指的书契的载体，即刻写书契用的小木片，或竹片。从考古证据看，书契至少在7500多年前就出现了。
书契不仅中国最早的书写（刻写）工具，也是全球最早的。无论中国后来的书写文字用的竹简，还是古两河的最早的书写载体泥板，都是“策”有着密切的关系。中国文字的传统书写方式，以及古两河原始楔形文字的书写方式，都是自上而下，从右到左。这个次序可能也是书契刻写的次序，甚至也是结绳在打结的次序。
现代人凭借考古资料，因为古两河楔形文字比中国的甲骨文早，而且两者之间存在着明显的相似之处，就说文字起源于古两河，甲骨文可能受到楔形文字的影响。这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单纯从“字”来说，楔形文字的确比甲骨文早，但是，从“文”上来说，中国就不是比古两河早的问题，而是古两河压根就不存在“文系统”的问题。从甲骨文看，“字”是“文”之子，而“文”是“字”之母。本土缺乏“文”就意味着古两河的“字”之母只可能是外来的。
说的再明白一点，在楔形文字影响中国导致甲骨文出现之前，中国的“文”已经影响了古两河，并导致楔形文字的出现。在当时只有中国存在独立的抽象符号系统，“字”也是一种抽象符号系统，只是没有和语言结合起来。楔形文字的发明并非绝对原创，而仅仅是将语言和抽象符号系统结合起来，形成了和语言对应的抽象符号。
而且目前的语言学和考古证据显示，最先完成这种结合的并非古两河本土人，而是位于东亚中国和西亚古两河中间的中亚东欧大草原的游牧人，这些人是现代印欧人祖先。可能的情况是，离中国更近的中亚游牧首先完成语言和“文”的结合，形成最原始的“字”。然后随着对西亚的入侵，这些游牧人又将“字”带到古两河，并在那里繁荣，最终形成楔形文字。
楔形文字影响中国只是中国的“文”影响古两河之后的再回传。从这个意义上，古两河的楔形文字，是中国“文系统”的第一代孩子，而中国的甲骨文则是第二代。更准确地说是，中国之所以出现从文到字的跃迁，并非是一个完全内生的过程，而是受到了古两河楔形文字的影响。
从文风上看，《春秋》和《尚书》的经文和金文资料高度一致，同时与甲骨文资料也非常接近，其突出特点是佶屈聱牙，非常难懂。《诗经》也具备这个特点，但是，已经表现出明显的格式化，形式上非常整齐和押韵，因此，出现的时间要晚一些。同时，《诗经》原本也是用在祭祀仪式上的献唱，也可以视作一种祭品，或类祭品，尤其是《大雅》部分。
同时，从文风上看，《周易》的经文和《春秋》、《尚书》一样，都与金文甲骨文高度接近。可以判断，《周易》经文的出现也应该是在西周。西周之前，易经的记录和传承符号仅仅是八卦符号，即“文”。更多的含义是通过口耳相传的。而经文的出现则是易经文本化的第一步。
传统的文献中一直认为西周、周公在《易经》发展史上占据重要地位，而周公的重要贡献就是“系辞”，为易经做卦爻辞，就是书写经文。班固说《易经》：“人更三圣，事历三古”。三圣就是：伏羲、周公、孔子。从汉字以及汉字文献的起源史看，这里记录是很有历史价值的。易经经文的出现就是发生在西周，具体系辞者倒不一定是周公本人，但一定是他手下的某位史官。
也就是说在商朝和西周，尽管已经出现了文字，但是，文字并不在日常社会生活中使用，而仅仅应用在天子或诸侯们的祭祀仪式中，是祭祀的附属品。文字文献都是作为祭品存在，尚且非常简陋，不成篇章。纯粹用于记录历史和表达情感和义理的文章并没有出现。
真正的用于记录历史和情感义理的文章的出现，和独立的学术和教育的出现，是同一个过程。这个过程出现在“礼崩乐坏”的春秋时期，孔子生逢其时。孔子之所以伟大，之所以前无古人后无来者，除了其本人的伟大之外，更在于那个时代的特殊性和不可重复性。
从形势上看，“礼”的核心在祭祀仪式，“礼崩乐坏”的形式含义也就是盛行于三代的祭祀系统的崩溃，祭祀文化的崩溃。随着祭祀系统崩溃，原本用于制作祭品，属于祭祀仪式的附属物的文字开始摆脱祭祀，而独立出来，开始用于社会实践，用于独立地记录历史和情感义理。这样独立的文章就出现了。
一旦文字脱离祭祀，而独立出来，用于记录历史事件和情感义理，文字自身也出现了巨大的变革，甚至也是“礼崩乐坏”式的变革，断裂式的变革。从根本上来说，这场汉字变革是语言化变革，即汉字与汉语的一致性得到质的跃升。随着这次语言化跃升，汉字性质上就由语言化根低的文字变成语言化很高的文字。跃升之前，汉字和“文”更接近，和语言很远；跃升之后，汉字和语言的距离拉近了，但是和“文”的距离变远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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