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中国现代出版史上，由邹韬奋创办的生活书店是不可忽略的一笔。诞生于20世纪30年代民族危难之时的生活书店，在面临国土沦丧、民生凋敝的时局下，出版发行了大量进步图书、宣传抗日救国的抗战刊物，包括马列主义经典著作、进步的社会科学著译和文艺书籍等；同时，生活书店一直自办发行，有健全的发行机构，除发行本版书刊外，还经售外版进步书刊，成为新出版业的发行中心。 近日，一批沉睡的生活书店资料由上海韬奋纪念馆整理面世，第一辑由中华书局出版的《生活书店会议记录1933-1937》原汁原味呈现了早期生活书店内部的管理运营机制，成为研究近代文化史、社会史及出版史的第一手重要史料。 《生活书店会议记录1933-1937》是上海韬奋纪念馆首次公布的保存相对完整的生活书店珍稀文献资料，完整呈现了生活书店的创办、发展及管理细节。据介绍，这批会议记录流转自生活书店历届的理事会、人事委员会、监察委员会等管理机构，在生活、读书、新知三家书店合并后，又经过辗转，交由三联书店在拆分建制前的最后一任总经理邵公文保管。1957年9月，由沈钧儒、胡愈之、徐伯昕、戈宝权、胡绳、范长江等组成的韬奋纪念委员会决定把这批档案、文件、图片等一并移交给上海韬奋纪念馆。 生活书店会议记录计划分三册影印出版，第一册的时间划分为1933年至1937年，自生活书店在沪创立后第一次社员大会召开起，至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生活书店总店迁至汉口止。这批档案信息量巨大，自成体系，且保存相对完整，对研究者弥足珍贵。泛黄的纸页上留存着韬奋、徐伯昕、张仲实、毕云程等生活书店管理者的签名，章程的制定、制度的修改、人员的安排、店务的处理等处处体现了“经营集体化、管理民主化、盈利归全体”的生活出版合作社经营管理原则。 在专家看来，这批韬奋纪念馆馆藏史料“重见天日”，其优点和特点就在于公开影印，未经任何修饰、遮蔽。“《生活书店会议记录1933-1937》的出版，用原始资料证实了当年生活书店创建和运营的情况，同时关于备受关注的鲁迅和生活书店的关系，也有了还原事实真相的有力佐证。”上海市中共党史学会副会长陈挥提出，尤其是生活书店员工集体怠工事件、生活书店临时委员会的工作等过去从未披露的历史细节，都在原始材料中得到呈现。 鲁迅曾支持生活书店创办《文学》《太白》《译文》《世界文库》等四本刊物，并亲自主编《译文》。复旦大学图书馆馆长陈思和说，过去谈到生活书店和鲁迅的关系，主要着眼于人事矛盾。会议记录的出版清晰揭示了《译文》停刊原因是发行和市场造成的。作为中国出版业的先行者，生活书店在传播文化和维持良好经营中如何生存发展，在管理、文化传播、追求理想等诸多层面，出版先贤的实践经验对今天仍然有相当的借鉴意义。 生活出版合作社第一届理事会会议记录，其中有包括《译文》在内的当时旗下刊物出版发行情况 “生活书店相对当时上海的其他主要出版社、出版机构来说，在经营管理方面是非常独特的。生活书店的最高权力机构是社员大会，另有理事会和人事委员会，社务民主化，大家都来参与，共同推进事业发展。一个知识分子创办的出版机构，在出版史上有如此大影响力，后来更被视为中国进步出版事业的代表，奥妙何在？”上海社科院历史所研究员周武提出，《生活书店会议记录1933-1937》呈现了早期生活书店内部的管理运营机制，就其史料价值而言，一是“正史之讹”，如鲁迅与生活书店的关系，邹韬奋“流亡”及其经费来源等，借助这部会议记录可以得到厘清；二是“纠史之偏”，由此重新认识生活书店理事会和人事委员会其他人的作用； 三是“补史之阙”，譬如临时委员会，以前关于生活书店的论述几乎不曾提及，从这部会议记录可以看出该委员会在生活书店早期史中曾扮演过重要的角色。同时，借助这部《会议记录》也能丰富和深化对韬奋这一代知识分子的理解——坐而能言，起而能行，中国的现代化是一步一个脚印做出来的。 生活出版合作社人事委员会会议记录（第三册）中关于生活书店员工集体怠工事件的部分 生活书店员工集体怠工事件中，王锦云等社员联名致人事委员会函 《生活书店会议记录1933-1937》为“韬奋纪念馆馆藏文献”丛书第一辑，第二辑《生活书店会议记录1938-1939》将在年内出版，涉及总店从上海迁移到汉口，再从汉口到重庆，成立总管理处、编审委员会，修改社章，设立分支店等生活书店重大历史事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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