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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四川大学望江校区有这样一家人，祖辈和父辈曾在这里发奋求学、传道授业、挥洒青春，“最小辈”孙可心的经历也离不开川大，川大第一幼儿园、川大附小、川大研究生…… 她说：“川大对我与其说是一所大学，不如说是一个‘家’。” 外公王庭科、女儿孙可心、爸爸孙小松 外公 50年代的“老川大人” 1955年，王庭科17岁，考上了川大历史系。他选择四川大学和家庭有很大关系，“上个世纪20年代末，我的父亲毕业于成都高等师范学校（川大前身），受家庭影响，我对川大的历史传统比较了解，学校在当时就是四川首屈一指的著名高校，也是全国的著名高校”。 刚毕业时的王庭科 徐中舒、缪钺、蒙文通……实力强劲的历史系汇集了一大批知名专家。“能进历史系我非常自豪。有一次历史系‘大能们’在一起开会、聊天，光是看到他们我的崇敬之情就油然而生。”王庭科说道。 王庭科读书的时候，学习方式很传统，“最主要的还是课堂学习，听老师讲课、做笔记，课后进图书馆看书，不过那时候我们跟老师有很多面对面的交流，我觉得跟老师是很亲近的，我还去过缪钺先生、徐中舒先生的家，请教如何做学问、写文章，而感觉现在学生到老师家里去的机会很少。” 可心与外公在绿杨村 1961年毕业后，王庭科留校任教到2003年退休。这期间，他经历了两次角色转换，第一次是从学生到老师。 “作为教师，首先要过好教学关，站稳讲台。因为教学是教师的第一职责。要上好课，必须认真备课，认真思考，也必须有足够的知识储备，处理好一桶水与一杯水的关系。这样在课堂上才能得心应手，让学生兴趣盎然。”王庭科这样谈道。 例如讲四渡赤水时，他会挂一张长征的地图，用教鞭指着地图讲。以至于85级同学在30年后的同学聚会上还记得他上课时说的话——“你打你的，我打我的，你有你的打法，我有我的打法，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 在搞好教学的基础上，王庭科认为作为高校教师，还必须有科研的“腾飞”。他专攻中国现代史，红军长征是其中的一个研究方向。曾于80年代初出版了《红军长征研究》一书，被誉为“国内第一本研究红军长征的学术专著”。 “我这辈子最欣慰的事情就是，我还挺会上课的，学生们也喜欢我。”王庭科说。 合校前的成都科技大学校门 从教师到校领导，是第二个角色转换。1994年四川大学和成都科技大学合校后，他担任第一届副校长，分管文科教学和科研。 对王庭科来说，印象最深刻的是川大艺术学院的组建。以前老川大是没有艺术系的，但是他非常认同李政道关于科学和艺术关系的一句话——“科学与艺术是一块硬币的两面，一面是科学，一面是艺术”。“我认为如果四川大学没有艺术学院，这个综合性大学是不完整的，就像一个人如果没有一点艺术修养，人生是不完美的。”所以他大力主张：川大要建艺术学院。 艺术学院是在原来的劳动路小学（现在的川大附小）留下的一个平房里白手起家，刚刚建起来的时候条件很差，设备稀缺。“学校开会的时候，有人说我就像艺术学院的院长一样在那儿讲话，为他们争取条件和经费，现在看到艺术学院发展这么好，感觉很欣慰。”王庭科说。 退休后在东区听荷池留影 王庭科退休后，作为教学督导组的组长参加了川大“523实验室工程”建设，到很多实验室去调查。“当时我们概括实验室的环境是：破烂不堪，惨不忍睹，像制造专业的实验室机器上面还有‘大清帝国造’的字样，相当老了。” “523实验室工程”实施后，实验室条件不只是“改善”，而是完全“变了样”。同时，他认为这些年来，川大的知名度、国际交流、教职工待遇等方面都显著提升，“以前川大教职工的待遇是成都高校倒数一二的，现在已经是名列成都高校前茅。” 不仅如此，如今学校真正把本科教学提高到了中心位置，给予足够重视。“大班上课、小班讨论、小班化教学，都是近年提出来的。学生进入教学，学生参与讨论，这些都是过去没有的。”王庭科感慨道，“现在的川大，简直是‘突飞猛进’。” 爸爸 “7字头”的最后一届学生 1979年，“爸爸”孙小松考入川大物理系半导体专业。作为“恢复高考后的第三届，7字头的最后一届学生”，说起当年求学时的情景，孙小松满是感怀：“我们进校后，看到77级和78级的师兄师姐们学习很积极刻苦，他们经历过文革，更加珍惜学习的机会，看着他们上课，我们就觉得也应该像他们一样认真上进”。 在香港求学期间 不过，和现在的许多大学生一样，孙小松坦言自己也有贪玩的时候。他求学的80年代，校园娱乐活动很少，“看录像就像过年一样开心，二教电教室放录像时往往一票难求，每天盼的最多的就是停电，一停电就有理由不上自习出去玩。” 那时，孙小松任校足球队中锋，并拥有一批粉丝。学校之间经常打比赛，现场往往人山人海。虽然每个校园都有自己的运动场，但当时的球场条件与现在的球场不能比，“跑道是碳渣的，球场也是泥土的，所以我们那个时候踢球很苦，身上摔得‘千疮百孔’。我本科四年没有生过病，但经常去校医院看外伤。”提到这里孙小松哈哈大笑，“之前我也是四川省教师足球队的一员，虽然现在年龄大了，比赛踢得少了，但还是会坚持健身，就算年纪再大也还是要保持一颗年轻的心。” 在香港城市大学读博期间（后排中为孙小松） 在完成川大本科和硕士阶段的学习后，孙小松在川大教了四年书，1996年公派前往香港城市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当时香港的各方面条件都比内陆好一些，经济和科研实力都更强，但孙小松也感受到学业和经济的压力，“不努力学习就没有奖学金，就要自己交学费，虽然几万块不是人生的全部追求，但这的确会成为压力。” 那时候川大本科出境念书的比较少，一般都是读完硕士或工作之后才联系。香港的同学知道能从大陆出来的都是很优秀的“人精”。“我们也带动了香港地区大学的学习气氛。”孙小松笑着说，“我们这批年轻老师大概都30出头，想出去深造的不少，也都在联系。只要认认真真想要留学深造，一般都能成。” 在港期间，孙小松亲历了香港回归，“1997年7月1日当天，我们跑到港督府、港岛庆祝香港回归”。说到爸爸去香港求学，孙可心回忆道：“96年我爸去香港留学之后，每次他走我都会很难过，97年香港回归的时候就问我妈‘香港回归了我爸是不是也回来了？’” 可心与爸爸在双荷池前 学成归来，孙小松继续担任教师，还曾担任材料学院十二年的教学院长。和岳父王庭科一样，他喜欢用面对面的方式和学生交流，“这才应该是教书育人的方式，‘耳提面命’这个词表达的就是这种教育理念。” 从90年代任教以来，孙小松见证了川大方方面面的变化。“以前所有学生都是自己拿碗打饭，几乎所有学生，尤其是男同学衣服上都有‘饭羹儿’，因为粥会溢出来撒到衣服上，干了之后就会留下痕迹，我们就把它叫做‘四川大学第二校徽’。”而现在学生去食堂吃饭，只需要吃完饭后把餐具、餐盘放置回收区，“碗都不用洗了”。 一家三口在东门 “那时候洗澡也很麻烦，现在的学生只经历过‘洗澡排队两小时还把恋爱谈了’，没有经历过‘有时候有热水没冷水，有时候有冷水没热水’。”现在望江东区的一个小土丘和如今商学院的停车场都是以前的澡堂，算上东五旁边的澡堂，孙小松在川大光澡堂就经历了三个。 而作为学校足球队的主力，他在洗澡上拥有“特权”，“以前我们运动队给学校建议，解决运动队的洗澡问题，学校专门划出了一小块区域给运动队，让我们训练完就可以洗澡。现在寝室都有了热水，完全不用担心洗澡的问题了。” 女儿 21世纪的川大人 在川大长大的孙可心和学校一直紧密相连。她一出生，周围就围绕着“一堆川大人”，妈妈曾在川大无线电系学习，外婆虽然没有在川大读书但是是校医院的医生，爷爷和奶奶都曾是川大化学学院的学生，爷爷还是川大化学系的教师，姨父毕业于计算机学院，姑父毕业于华西口腔医学院。 小姨的川大经历是家里最“丰富”的，本科就读于川大外语系，研究生就读于川大法律系，现在在川大艺术学院教书，跨了三个学院，“120周年校庆的时候她去了三个学院参加庆祝活动。”孙可心笑着说。
这张照片里全是川大人 爸爸在香港读博士时，孙可心还在念幼儿园，令她印象最深刻的是妈妈吃酸辣粉。因为爸爸不在身边，每天都是妈妈接她放学去外婆家吃饭。接到可心，妈妈都会在九三路的小吃摊吃上一碗酸辣粉，但总对她说：“这个辣，小孩子不能吃”。到后来那条街拆了，孙可心终是没尝到一碗垂涎已久的酸辣粉。 对了，那条街，就是现在的文华大道。孙小松介绍说，合校前是九三路，以前路两边全是吃的。现在的体育馆其实是2000年四川省承办全国大学生运动会才修的。 合校后拆掉两校的围墙，修建了文华大道。虽然没了酸辣粉，但南门和小北门慢慢弥补了缺憾，变成新川大的吃货天堂。
可心在工学图书馆前 孙可心本科学的是广播电视新闻学，研究生学的是出版硕士。她考研复习和考试都是在望江东二教，旁边就是桃林村——她成长的地方。听导师说起才知道，她读的出版专业是外公做副校长时大力支持创办的专业。“感觉是一个轮回，冥冥中的缘分。” 今年毕业，外公和爸爸也穿上了导师服，陪孙可心拍了一张颇有意义的“毕业照”。 三代川大人，又一次同框了。
特别的毕业照 研究生毕业后，孙可心现在在航空公司工作，主要负责新闻宣传和机上杂志的编辑出版，“我从小就喜欢文学创作，研究生读的也是出版专业，也算是把专业和兴趣都应用到了工作上。” “虽然目前还在川大生活，但是意义不一样了，更多的是川大校友、川大家属的身份。”孙可心说道。对她而言，那些老建筑更能勾起她幼时的回忆，也让她感受到浓浓的人情味儿。
和外公在幼儿园“母校”前 对于孙可心来说，川大不仅是她求学的地方，更是她曾经、现在以及未来生活的地方。在这里，她见证了川大的100周年、110周年和120周年。“希望川大蒸蒸日上，有更多的优秀学子为她添砖加瓦，未来再铸辉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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