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喝茶作为中国日常生活重要部分有着漫长的历史，正如民谚所称：“开门七件事，油、盐、柴、米、酱、醋、茶。” 今日世界饮茶之习源于四川，远可追溯到西周，秦统一中国后，方传到其他地区，这个历史发展过程为国内外学术界所公认。 广为流传的陆羽的《茶经》，开篇即称：“茶者，南方之佳木也。一尺，二尺，乃至数十尺，其巴山峡川有两人合抱者，伐而掇之。” 在古代中国，人们追求在幽雅的环境中饮茶，文人骚客经常描写他们一边品茗，一边吟诗作画的闲情逸致。清代画家郑板桥据称是“茶竹双痴”，作画时茶与竹不可或缺，其追求的理想境界是：“茅屋一间，新篁数干，雪白纸窗，微渗绿色”，然后“独坐其中，一盏雨前茶，一方端砚石，一张宣州纸”。 同郑板桥一样，一些喜欢茶的人不喜欢喧闹，因此茶馆不应是他们的选择，他们甚至提议远离茶馆。抗战时期《新民报晚刊》上一篇题为《吃茶ABC》的文章称，饮茶应该有一个宜人的环境，干净、整齐、高雅的家具和茶具。按照这个标准，“茶馆决不是吃茶的理想地方，吃茶先得有好友精舍，甘水洁瓷”。 显然郑板桥试图远离世俗的尘嚣，在大自然中得到创作的灵感。因此，茶馆不可能营造这样一种心境。的确，茶馆对那些喜欢清静的人来说，不是一个好去处。但也恰恰正是那个热闹的气氛，作为一个自由交往的空间，茶馆才吸引了众多的茶客。 郑板桥与竹 在成都，虽然茶馆具备了茶竹两者（使用竹椅并经常座落在竹林中），但通常是顾客盈门，熙熙攘攘。人们去那里不仅是喝茶，也追求济济一堂、熙熙攘攘的那种公共生活之氛围，这或许反映了在日常生活中一般大众与精英文人的不同胃口和情调。 古代中国的各种记载提供了有关茶叶、茶叶生产、饮茶、茶文化的丰富资料，但对茶馆的记载多语焉不详。茶馆历史悠久，但其何时、何地、以及怎样出现的，则不得而知。 历史资料提到诸多饮茶之处，诸如茶室、茶摊、茶棚、茶坊、茶房、茶社、茶园、茶亭、茶厅、茶楼、茶铺等等，在不同地区、不同时间，有不同的形式和名称。由于缺乏详细的记载，我们并不清楚它们与今天所看到的“茶馆”有多大的相同和相异之处。 不过，从有限的文献可知，至少唐代便有所谓“茶室”，即喝茶的公共场所。在北宋首都卞京和南宋首都杭州，有不少“茶坊”，提供了为同行同业聚会、以及妓女活动的场所。明代也有不少茶坊的记录，尤其是在南京、杭州、扬州等南方城市。 最早的记录是唐代封演的《封氏闻见记》，说是在从山东、河北到首都长安途中，有许多卖茶的铺子。另外，在《旧唐书》和《太平广记》中，也有“茶肆”的记录。 关于宋代茶馆的记载如《东京梦华录》、《梦梁录》、《古杭梦游录》等。唐代出现了茶师，宋代出现了茶馆。茶馆一出现便生意兴隆，很快便如雨后春笋，挑战酒馆的地位。 《东京梦华录》 在宋朝，茶馆散布于全国城市和乡村，那时“人们在茶馆里开始和结束他们一天的生活，人们在那里做生意，作为社会中心”。例如周晖的《二续金陵琐事》和张岱的《陶庵梦忆》关于明南京，田汝成的《西湖游览志余》关于明杭州，吴敬梓的《儒林外史》关于明南京和杭州，李斗的《扬州画舫录》关于明扬州等，都有对茶馆的描述。 《扬州画舫录》 成都亦有很长的茶馆历史。虽贾大泉、陈一石的《四川茶叶史》认为 “四川茶馆的开设不晚于唐代”，但他们并没有提供具体资料加以论证。元代费著的《岁华记丽谱》，便称成都有“茶房食肆”，人们在那里喝茶时，有歌妓演唱“茶词”。 不过，20世纪之前关于成都茶馆的资料非常有限，目前所能见者无非是几首竹枝词。乾隆时期的成都著名文人李调元写道： 秋阳如甑暂停车， 驷马桥头唤泡茶。 怪道行人尽携藕， 桥南无数白莲花。 据说李调元还写有一幅关于茶馆的对联，不少茶馆都喜欢悬挂： 茶，泡茶，泡好茶； 坐，请坐，请上坐。 李调元塑像 嘉庆时的一首竹枝词提到成都的茶坊： 同庆阁旁薛涛水， 美人千古水流香。 茶坊酒肆事先汲， 翠竹清风送昔阳。 当然，从这首诗所透露的信息，我们也并不清楚他从一个茶馆、还是一个茶摊买茶，但是至少我们知道那时已有卖茶水的生意。 一首19世纪初定晋岩樵叟的《成都竹枝词》则提供了稍微详细一点的记录： 文庙后街新茶馆， 四时花卉果清幽。 最怜良夜能招客， 羊角灯辉闹不休。 该词不仅描述了茶馆的地点和氛围，从目前所知的资料中，还第一次看到了“茶馆”这个词在成都的使用。 直至19世纪末20世纪初，现代概念的“茶馆”在成都并不十分普遍，正如晚清曾任知县的周询所写《蜀海丛谈》中说：“茶社无街无之，然俱当街设桌，每桌四方各置板凳一，无雅座，无楼房，且无倚凳，故官绅中无人饮者。” 茶馆使用高的方桌、凳子、长条椅，不便人们久坐，到20世纪初，各茶馆逐渐使用矮方木桌和有扶手的竹椅，舒服的座位使顾客更乐意在此逗留，随后其他茶馆群起仿效。 “茶馆”是现代中国对这类服务设施最常用的词，但在四川，特别是民国及之前，最常用的说法是“茶铺”。在过去成都，熟人在街头相遇，最常听到的招呼便是“去口子上茶铺吃茶”。这里“茶铺”可以指任何一类茶馆。 如果说“茶铺”是称人们所使用的公共空间，那么“茶社”或“茶社业”则经常指茶馆这个行业。在20世纪初，一些更优雅的茶馆设立，一般称“茶园”或“茶楼”。不少“茶园”提供演戏娱乐，而“茶楼”则指在有两层或设在二楼的茶馆，不少以评书招徕顾客。 在20世纪上半叶，许多到成都的外省人和外国人，对成都的茶馆和茶馆文化都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在他们的游记中常有生动的描述。成都人则自己调侃说成都有“三多”：闲人多、茶馆多、厕所多。 在中国，成都的确以茶馆最多、茶客最众、在茶馆中消耗的时间最长而名声在外。如李劼人在《暴风雨前》所描写的晚清： 茶铺，这倒是成都城内的特景。全城不知道有多少，平均下来，一条街总有一家。有大有小，小的多半在铺子上摆二十来张桌子；大的或在门道内，或在庙宇内，或在祠堂内，或在什么公所内，桌子总在四十张以上。 李劼人和家人 外来者还经常将成都茶馆与其他地区进行比较。例如一个西方人发现在成都有饭馆和茶吧（tea-drinking saloons），面街而开，后者起着与英格兰的酒吧（public-houses）同样的作用，但并无酒吧那样的弊病。朋友们在那里聚会闲聊。他还注意到“大部分生意都在茶馆成交”。 不过关于茶馆最详细的描述还是来自到成都的外省人。著名教育家舒新城1920年代到成都时，对他印象最深的是“此地人民生活的特别休闲”。抗战爆发后，这种生活方式也改变不多。 左翼作家萧军1938年到成都，吃惊于茶馆之多，便无不夸张地感叹道：“江南十步杨柳，成都十步茶馆。” 曾经留学法国的国民党元老吴稚辉在1939年也称：“成都茶馆之多，有如巴黎的咖啡馆。” 当代著名作家和文学评论家何满子回忆： 茶馆之盛，少时以为当属江南为最；稍长，到了一次扬州，才知道更盛于江南；及至抗日战争时期到了成都，始叹天下茶馆之盛，其在西蜀乎！ 何满子系江南人，除了战时在成都以及反右后被发配西北几年，他一生几乎都在江南度过，但成都茶馆却是他常写的主题之一，生动记录了他在成都茶馆中的经历和观察。实际上，何满子不过是许多对成都茶馆情有独钟的外乡人之一，他们深受成都丰富的茶馆文化之感染，哪怕是短暂的茶馆经历，也给他们留下了无穷的回忆和无限遐想。 何满子书法 1943年，一个文人在《新民报晚刊》发表了一篇题为《关于茶馆》的有趣文章，描述了他在各地茶馆的不同经历。作者不是四川人，小时候他父母不准他进茶馆，因为那是“下流社会”像鸦片烟鬼和赌棍这些人呆的地方，即使他站在门外看里面的表演，父母也要把他狠揍一顿。因此，虽然他对茶馆很好奇，但在18岁离开家乡到武汉之前从未进去过。 在武汉，茶馆的茶客也多是三教九流，他在那里学会了赌博、讲下流话等恶习，成为远近闻名的“恶少”。后来他改邪归正，到过许多地方，便很少再光顾茶馆。不过在上海和南京，茶馆舞台上的漂亮歌女和台下衣冠楚楚观众，给他印象颇深。抗战爆发后他到了四川，头五年在重庆，“有几百个夜晚”都消磨于谑称为“外国茶馆”的咖啡座中。 最后他来到成都，发现这里的茶馆给各阶层的顾客提供了一个舒服的环境，是当时“以五元的代价，消磨半天以上的时间”的唯一去处，因而感叹地写道：“成都茶馆最伟大，真足甲观寰中。”不过他也发现，成都茶馆“一是太闹，二是座位不舒服”，希望茶馆座位舒服点，桌子间距离大点，噪音小点。 这些作者有着相异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背景，观察的角度也各有不同，但他们对成都茶馆生活的印象和感受却非常相似。都认为成都茶馆之多，其茶馆文化之独特，茶馆服务之大众化，接纳各阶层顾客之包容性，人们在茶馆里所呆的时间之长，茶馆与居民日常生活联系之紧密，是其他任何中国城市所难以比拟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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