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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书》有载：“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宽。”可见，官涉教育在中国缘起甚早。上古之际的夏代已有“五教”。而《尚书》所倡之“五教”便是以商契能身体力行之“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等“五教”。行此“五教”，可使百姓以天伦而定其位，继而达社会安定祥和之效。而行“五教”之机构则是“校”。 《孟子·滕文公》即言：“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学则三代皆共之，皆所以明人伦也。”“五教”，也即是孟子所谓“明人伦”，其旨都在教民懂得尊卑长幼，亲疏远近。 孟子又说“校者，教也”。那么，在“校”中，何以“明人伦”呢？马端临在其《文献通考·学校考》中言：“夏代以射造士。”其后之六艺，首行的即是“射艺”。换言之，“射艺”开“六艺”之先河。那么，何以以射艺为六艺之首，来教化先民，使之“明人伦”？
先看教民“明人伦”之场所。 至殷商之际，学校即是“序”，而“序者，射也”，即是习射之场所。就文字证据论，甲骨卜辞中已出现“庠”“序”等字样；就古文献证据论，《周礼·地官·州长》中便有：“春秋以礼会民，而射于周序。”这表明：早自夏商周三代起，即有由官主办之学，而官之主办之学中，射乃极为重要之内容。而且，“射于州序”的记载，表明官学从上到下形成了等级体系，不仅序庠有射之教学，继而还有序庠学射后的射之比赛。“射”不仅是动作，技艺，本事，更重要的在于“射”是“礼”。 因“射”之为礼，才被置于《礼记》之中。有专章论述“射”之“礼”。如《礼记·射义》中便说：“是故古者天子以射选诸侯。卿大夫士。射者男子之事也。因而饰之以礼乐也，故事之尽礼乐而可数为，以立德行者，莫若射。故圣王务焉。”可见，从天子到诸侯，再到卿大夫，再到士，甚至所有“男子”，均得学射，都得通过学射后的检验，考核，选拔。 其次，可考民之风习。上有好者，下必甚焉。由此礼而形成的民俗便是，凡男儿出生之户，必在门户之左上，悬挂弓矢一副，以喻长大为士，雄征天下，为国效力。《礼记·射义》谓：“射人以桑弧蓬矢六，射天地四方。”夫子曰：“食色性也。”而在食色之前，必先系统习射。因为“天地四方者，男子所有事也。故必先有志于其所有事，然后敢用谷也，饭食之谓也。”可见，上古之际，“射”与男子的雄心壮志密切相关，不善射则不足以实现抱负，那么，“用谷”就缺少意义了。 射在人生历程中，与“冠礼”“婚礼”“祭礼”“飨礼”“相见礼”等均有关系，实在是太重要了。故而，“校”“序”“庠”等以之为教学内容便是应民之需求而设的。而儒家以之为“礼”，为“六艺”之“艺”便是有相当社会基础的。以“五教”来“明人伦”，应是“礼”之发轫，而“礼”则是以民之生活为此升华的基础。无论是按《尚书·虞书》之说，“礼”分为“吉、凶、军、兵、嘉”五类，或是照《礼记·王制》所分“冠、昏、丧、祭、乡、相见”之“六礼”，或是据《大戴礼记·本命》言“冠、婚、朝、聘、丧、祭、宾主、乡饮酒、军旅”等“此之谓九礼”，区别仅在类的划分多少之上，而其本质，则在“礼”之所出之根本何在。对此，《左传·昭公二十五年》论及：“夫礼，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 这才揭示了古之“礼”所宗之根本。这三者中，前二者，即“天经”“地义”，乃民之外，但作用、影响于民；而后者，即“民行”则是人之本，虽在天地之外，却映射着天地。 天地之考，时下归于“自然”，已不同于古之一脉的“天人合一”，即按此分类，民行则是“礼”所以宗奉的根本。换言之，民行在先，而后有礼；礼成约定，又反制于民行。 譬如，射礼，可以肯定先得有射。这又要求先得有射具，如弓、弦、矢、镞、壶、韘等等；然后，有动作、技艺，如张弓、搭箭、瞄准、扣弦、放矢等等；而后，才有关于射之规范之礼。而射礼一经产生，便又反过来规范于射的行为了。这样，便形成了完整的由形而下的器到形而上的礼，再由形而上的礼反转到形而下的器的射礼文化。
而射礼纳入六艺，则又使之成了“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学则三代皆共之，皆所以明人伦也”的传承序列。这就成了君子教育或曰贵胄教育的一部分。 这便是《礼记·内则》中对君子教育的规定：“十年出就外傅，居宿于外，学书计。衣不帛襦裤。礼帅初，朝夕学幼仪，请肆简、谅。十有三年，学乐诵诗舞勺。成童，学射、御。”《内则》所表明的便是，一，“成童学射、御”是必修课；二，所学皆有节循序，按部就班地进行，已成定制。 《礼记·射义》中又说：“春合诸学，秋合诸射，以考其艺而进退之。”这就表明，春天学，秋天要考试。尤其是射艺。大约秋天大雁南飞，且又肥了。故要“秋合诸射”。大雁为水禽，所以，射艺学习亦有水陆两栖场所。西周之际，陆上习射的叫“射庐”和“宣榭”，而水上的则叫“辟壅”。这也是为什么后世的“辟壅”都要临水而设的由来。 北宋仁宗皇帝时，王安石有《上仁宗皇帝言事书》。其中，言及上古夏商周三代之际射艺教育时，其论很能说明问题： “古者教士以射御为急，其他技能，则视其人才之所宜而后教之，其才之所不能，则不强也，至于射，则为男子之事。人之生有疾则已，苟无疾，未有去射而不学者也。在庠序之间，故当从事于射也，有宾客之事则以射，有祭祀之事则以射，别士之行同能偶则以射，于礼乐之事，未尝不寓以射，而射未尝不在于礼乐祭礼之间也。易曰：‘弧矢之利以威天下，先王岂以射以为可，以习揖让之仪而已乎。’固以为射者武事之尤大，而威天下守国家之具也。居则以是习礼乐，出则以是从战伐。” 由王安石所言，可见三代之际，射之极端重要性，居，关乎“习礼乐”；出，关乎“从战伐”。 既然射礼如此重要，又要学，又要考，其教学就有一整套规范了。 射礼之学程，有“五射”，即白矢，参连，剡注，襄尺，井仪也。所谓“白矢”者，矢在侯而贯侯过，见其镞白；所谓“参连”者，前放一矢，后二矢连续而去也；所谓“剡注”者，谓羽头高镞低而去，剡剡然；所谓“襄尺”者，臣与君射，不与君并立，襄（让）君一尺而退；所谓“井仪”者，四矢贯侯，如井之容仪也。
由“五射”之学程可见，学射决不仅是单纯的武艺，或如现在教育分类中之“体育”，也不仅仅是射本身了。其处处体现的是细化的“礼”。其“白矢”“参连”“剡注”“襄尺”“井仪”等名，无不透着对“礼”的关注。《礼记·射义》中又曰：“古者诸侯之射也，必先行燕礼；卿大夫之射也，必先行乡饮酒之礼。故燕礼者，所以明君臣之礼也；乡饮酒之礼者，所以明长幼秩序也。”明君臣之礼，理顺了纵向的国事之关系；明乡饮酒之礼，则理清了横向的乡党邻里的关系。纵横关系顺了，整个社会大系统稳定了。可见，其所谓“射礼”，是由“射”而载“礼”，而演“礼”。弄明白这一点非常重要，不仅射礼如此，六艺中其他五艺，也皆如是。然而，时下的诸多所谓“国学”解释，谓“六艺”是“儒家所谓的礼（礼仪）、乐（音乐）、射（射箭）、御（驾车）、书（识字）、数（计算）等六种才艺”，并未弄懂“礼”为何物，只是以现代学科分类体系，生硬肢解了六艺。 （作者系西南大学西南民族教育与心理研究中心教授、博导，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 本文节选自《教育家》杂志2017年6月刊《“射艺”为“六艺”之首》，有删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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