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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 瑛 日记，是解读作家精神旅途与生命行止的重要文本，那些不准备刊行者，其价值更是高出一筹。 著名作家孙犁平生不写日记，但留下了不是日记的“日记”。孙犁以清新明快的《荷花淀》等，沉郁凝重的“耕堂劫后十种”，奠定了其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位置。他没有记日记的习惯，但他的书衣文录——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奇葩，堪称其准日记。因而，它们就成为观察孙犁的最佳窗口。 孙犁与书，终生有缘。揆度其一生，离不开买书、读书、写书、编书、修书等，正如他在《装书小记》中所言：“我对书有一种强烈的，长期积累的，职业性的爱好。一接触书，我把一切都会忘记，把它弄得整整齐齐，干干净净，我觉得是至上的愉快。”其藏书之富，阅读兴会之浓，涉猎之博，与其比肩者，恐不多见。 “文革”风暴匝地而起时，孙犁的藏书被抄走。这对一心想当藏书家的他来说，不啻当头一棒。1972年落实政策时，其藏书发还。在浊浪排空时，他当然无法为文，对以真诚为写作鹄的的他来说，更不愿为文。后来谈起这段生活，他感慨地说：“在这一时期，我不仅没有和那些帮派文人一较短长的想法，甚至耻于和他们共同使用那些铅字，在同一个版面上出现。”他躲进陋室，远离丑恶与尘嚣，在自己的书香世界中，修整藏书，用废包装纸包上书衣，在上面写上书名、作者、卷数，以“消磨时日，排遣积郁”，“偶有感触，虑其不伤大雅者，亦附记之”。这就是为读者誉为一绝的书衣文录，从中可看到其美丽的心灵，踽踽而行的孤寂，对亲友倾心露胆的追忆，对真善美的呼唤，虽寥寥数语，但均具骨肉。因当时并未预料到能公之于世，因而下笔鲜有拘谨，虽多不合时宜地宜，但真实地反映了孙犁的心、情、意，以及社会嬗变，可将此目之为其灵魂深处的“文革博物馆”。对这些不经意间写出的弥足珍贵的文字，孙犁认为“实彼数年间之日记断片”。除对图书内容、作者等做了切中肯綮的述评外，还涉及时事变动、心境变幻、友朋行踪等。始于 1965年2月19日，止于1991年2月10日。大多写于1973年12月至1976年9月，近150则。如果说小说、散文等常见文体，孙犁“十年废于遭逢”，而就文化含量、思想光芒而言，这些特殊年代的特殊文字，算得上金石之言了。 书衣文录内容丰赡，最值得称道的是，它们折射了孙犁的心境。“文革”期间的景象，孙犁如此描摹：“腥 风血雨，天昏地暗。面目全非，人心大变，如入鬼蜮，如对生蛮。”在此形势下，他只得将丰沛的情感，默默倾泻于书衣：“凡书物与人生等，聚散无常，或屡收屡散。得之艰不免失之易；得之易更无怪失之易也”(1973年12月21日写于《中国小说史略》书衣)；“所有底本，今全不知去向，出版社再版，亦苦无依据，文字之劫，可谓浩矣”(1974年7月4日写于《风云初记》书衣)；“有晚离不如早离之想”(1975年3月17日写于《现存元人杂剧书录》书衣)；等等。 孙犁身遭厄运时，亲友或凋零，或不通音讯。修书时往往睹物思人。醇厚的情感，在孙犁的生命之冬，予其以煦煦春阳之暖：“此系远(千里)的诗集……他是二十年代书生模样，文质彬彬，风度很好，对我关心。数十年来，相与之间，无言语之龃龉，无道义之遗憾”(1975年9月8日写于《三唱集》书衣)；“此册系亡者伴我，于和平路古旧门市部购得……她系农村家庭妇女，并不识字，幼年教养，婚后感情，有以致之。我于她有惭德。呜呼！死别已五载，偶有梦中之会，无只字悼亡之言，情思两竭，亡者当谅我乎！”(1975年12月30日写于《陈老莲水浒叶子》书衣)；等等。 他的诸多真实心声，此时可能会给他带来祸端。1975年，继室张氏在离开他时，曾劝他“收拾收拾”。他“不以其言为妄，然亦未遵行之”，这样就保存了这批罕见的文字，而不像其“两地书”轰然化为灰烬，成为见证此期孙犁内外的翔实史料。舒乙先生以孙犁的生命姿态为参照，剀切地厘定了其无法代替的意义：“这些书上有孙犁的手艺，有孙犁的笔迹，有孙犁的思想，有孙犁的感情。它们是孙犁，孙犁是它们。” 后来，孙犁写的《甲戌理书记》、《理书续记》、《理书三记》、《理书四记》等，同样具有“日记”的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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