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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蓬巴杜夫人像》所代表的女性审美理想 和服装和饰物一样，女性在化装上的审美追求也有超政治、超阶级甚至超越民族和历史的共性。蓬巴杜夫人时代的法国贵族女性在公开场合通常都是化装的，就算不化装，罗可可风格的画家也会通过风格化处理使她们的脸白里透红。“白里透红”是地道的中国说法，却能恰当地表述肖像中的蓬巴杜夫人的“脸色”，说明这是具有超越洲界的普遍审美价值观，类似的中国说法还有“红粉佳人”、“如花（红）似玉（白）”等，以及“人面桃花相映红”、“海棠不惜胭脂色”、“其艳若何，霞映澄塘”等诗句，其中，“红”、“玉”、“花”、“艳”、“霞”、“棠”还被广泛用于女性的名字。如果“天资”达不到“白里透红”，便用化妆品来弥补，因此，化妆品的颜色主要是白和红，这一点是中西皆然。因此，用于弥补西方女性面部色彩欠缺的西方化妆品，无须任何改造就能满足中国女性的需要（不一定能够满足黑种人的化装需要）。 在身材方面，中国和西方都有过女性以偏肥为美为贵的时代（中国的唐朝与欧洲的巴洛克时期），也有过以偏瘦为美为贵的时代（中国宋以后和欧洲罗可可时期），至少在艺术上是这样。以超肥为美的，在我有限的阅历中没有记录，以超瘦为美的有，但似乎没有得到社会的普遍认可，甚至只是偏瘦时尚的“走火入魔”。现在，超肥人群主要分布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超瘦人群主要分布在以非洲最贫穷的国家，前者肥到行动不便的程度，后者瘦到几乎丧失生命的程度，这种状态无疑不能成为人类追求的目标，因此也不可能成为具有普遍意义的审美价值尺度。与文艺复兴至巴洛克时期西方肖像作品相比，布歇笔下的蓬巴杜夫人像应当属于偏瘦类型。 在神态和身姿方面，肖像中的蓬巴杜夫人展现出西方民族特有的“傲然挺立”（或“巍然挺立）和“仪式感”。“仪式感”这个词是最近和高名潞聊天的时候听来的，希望有朝一日看到他全面论述这个问题的文章，我在这里只是借用一下他提出的这个概念，因为这个概念和我这里所说的“傲然挺立”相通并更加理论化。在中国，“傲然挺立”是英雄的神态和身姿，是“不畏强暴”、“大义凛然”、“铮铮傲骨”所推崇的弱者美德的外在形象特征。在非对抗情况下，男人的美德是“谦恭”，所谓“谦谦君子”，就是谦谦才是君子，反之，“张扬”、“傲然”便不是君子，就会被指责为“趾高气扬”、“盛气凌人”、“目中无人”等等。女人的美德是“娇柔”，所谓“侍儿扶起娇无力”，就是要娇柔到洗完澡没人搀扶就站不来起的程度，如果自己能站起来，那就不够娇柔。不洗干净并且不娇柔到站不起来的程度，甚至自己跑到天下第一男的床上说come on，baby, “始是新承恩泽时”这后半句还能有吗？总之，在非对抗的情况下，男人在他人面前自我示弱和女人在男人面前示弱，于内被视为“美德”，于外被视为“（有）礼（之）貌”。正是这种示弱美德，使中国人经常出现示弱过度的“点头哈腰”、“满脸堆笑”、“卑躬屈膝”和“奴颜媚骨”，以致造就了一种难改的“奴化礼仪”与“奴化表情”。在今天强调自信的竞争社会，而且是躲不开的全球化竞争，这种示弱美德和谦卑礼仪显然已经正在成为历史。正因如此，蓬巴杜夫人像的“傲然挺立”神态和身姿，才对中国社会和中国当代艺术产生了当下意义。 蓬巴杜夫人像的神态和身姿是与西方芭蕾舞演员的神态和身姿相一致的。这种只用各种身姿（包括手姿、腿姿）表达的舞蹈，其演员训练的第一步，就是练习“傲然挺立”，之后的所有动作，都是建立在这个身姿的基础之上，使用足尖、托举只是“傲然挺立”身姿的自然延伸，跳跃则是“傲然挺立”的动态延伸。历史唯物主义和艺术社会学告诉我们，任何艺术现象都不是偶然的，都是对当时社会的记录并经过当时社会的价值确认。在18世纪的法国，芭蕾舞体现的台下贵族观众平时礼仪原则，并得到这些贵族观众的价值确认，反过来又影响和加强了“傲然挺立”在贵族社会生活中的审美价值。在西方的古典建筑、雕塑和园林中，“傲然挺立”的形象也随处可见。在雕塑中，用马来“托举”人，再用高高的基座或者建筑来“托举”马，这与芭蕾舞中用踮起足尖、跳跃和托举的方式来“垫高”女演员的身体是完全相通的。建筑中的哥特式、埃菲尔塔、纪念碑和摩天楼，园林中的喷泉，都与蓬巴杜夫人像和芭蕾舞一样，体现了“傲然挺立”的内在原则。最后我们再来看一下蓬巴杜夫人的高根鞋，那是托举她的身躯的“米你基座”，她不是个雕像，她还要走路，也不芭蕾舞演员，能不时用足尖和跳跃来“托举”自己，所以只能用这种“米你基座”来强化与保持自己身躯的“傲然挺立”，用这种轻便随身的“迷你基座”来托举自己。 当然，这种“傲然挺立”曾经只属于贵族社会或者叫礼仪社会（法文：société de politesse，英文：polite society），平民社会只能“卑躬屈膝”。正因如此，代表第三等级利益的法国大革命推翻了贵族社会，攻陷了巴士底狱，把“傲然挺立”一族的总代表路易16送上了断头台。这场革命的结果不是从此取消“傲然挺立”，而是通过宣言和立法，使“傲然挺立”属于每一个公民。这个宣言就是诞生于1789年《人与公民权利宣言》（Déclaration des Droits de l'homme et du citoyen）[i] ，这项立法就是拿破伦法典（Code de Napoleon）。从此，西方人社会便从“上帝面前人人平等”发展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从上帝和教会的尊严“神圣不可侵犯”发展为法和人的尊严“神圣不可侵犯”。每个人（万物的灵长），只要他/她是公民，就有“傲然挺立”的权利和尊严。与此同时，王室贵族的沙龙和藏品成了普通公民都有权利进入的博物馆，观众以同样的“傲然挺立”的精神气质观赏“傲然挺立”的《蓬巴杜夫人像》，如果是开幕式，女宾甚至有可能把自己浓妆艳抹，再穿上低胸长裙，把自己打扮得有几分像画面中的蓬巴杜夫人。 [i] 过去被误译为《人权宣言》，忽略了“公民”的重要性。同时被误译的还有“公众国”（la Répubique，被误译为“共和国”）。两个误译加在一起，就排斥了“公民”和“公众”这两个代表西方现代民主制度的社会基础。《人与公民权利宣言》发表3年之后的1791年，一个名叫Olympe de Gouges的女性又发表了《女人与女公民的权利宣言》（Déclaration des droits de la femme et de la citoyenne），代表了法国女性的觉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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