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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瑞是清官，却无用，不适合做官，这是对众多明朝名人所做出的评价中最不合理的观点之一。 坚持这种论断的依据无非是海瑞过于偏激，不懂人情，看不出社会现象背后的道理规则。这其中的逻辑就好比，奥尼尔明明是坊间盛传有乔选乔无乔选鲨的内线人力柱，但是你说他没有射程，就不适合这个小球时代一般不讲道理。 说海瑞这人前我们可以先借用三个明代知名KOL的大名，他们分别是，当着兵部尚书却操着首辅心的于谦，明明跨界从军却总是马到功成的大思想家王守仁以及替万历刷满了国库的人形金手指张居正。 这里所提到的三个人，或多或少都与海瑞有些微妙的关系。由于明太祖出身落魄，体会过元末苛政，因而在他勤俭治国的国策影响下明代官俸较低，明中期以后禄米在发放时还经常折算成其他东西，比如说不断贬值的大明宝钞，难以出货的商品（怎么折算当然是国家根据需要而来，相信只要努力未来会就会好的总没错）。不知朱元璋在地下看到百年之后明朝官场钱财当道，贪腐成性的现象还能不能端得住。然而在这个处处有虎狼横行肆虐的时代，在有些人的周遭也闻不到落在身上的血腥味。纵观明朝276年历史，如果说于谦两袖清风，出淤泥而不染，那么海瑞就算得上身无余财，濯清涟而不妖。 海瑞 照理来说，明代官制最低到县一级，县级官僚也就是最为基础的公务人员，由于俸禄低，这些低级官吏的收入主要靠常例，所谓常例就是地方政府通过制定地方政策，征收各项税收时按比例提成并充进私设的金库。县衙上下就指着这个来维持日常生活，进行社交活动，养活仆役。关于常例的细节我们可以从海瑞任职的淳安来了解一二：夏绢银一百六十量，夏样绢八匹，秋粮长银二十两，农桑样绢四匹……收各项钱粮，每一百两收五两。 根据嘉靖三十五年左右淳安赋税情况估计，该县一年的常例在两千两左右，这几乎就是县令整年俸禄的100倍，当然这笔钱不是全部都留给县令的，一部分用来打点上级，一部分用来补贴下属。 一般县令任期三年，上任时有一笔迎风银，离任时还有一笔践行银，数字根据官员对财货爱好的区别各有不同但都在千两往上，换言之在淳安这个并不富裕的普通县，一届县令任期即可获银八千两左右。这是什么概念呢，根据古代硬通货大米我们可以进行简略的换算，《明史·食货二》写道：“於是户部定：钞一锭，折米一石；金一两，十石；银一两，二石。”明代一石约等于现在的92-94公斤，这里按笔者所在城市2018年大米5元左右/公斤计算，一两白银相当于5元×92公斤×2×2=1840元。一个县官僚系统一届三年的任期获得非贪腐所得高达1472万之多，这个换算来自笔者差高斯还有十万八千个莱布尼茨的数学能力，对错概不负责。当然这笔巨款中有过半需要用于上下打点，往来公关，但仍是寒窗士子难以想象的收益。面对这份诱惑海瑞没有丝毫犹豫，快刀斩乱麻，革除了淳安所有常例，常例虽非标准意义上的贪污但是仍然取之于民，用之于官的苛政，革除这种的陋习为民减负的官僚又怎么会是无用不适合做官的呢？ 明英宗以后，大批开国、靖难勋臣退居幕后，而中央集权日益完善的中国对于武人的信任有限，知兵事的更多是文职出身，孙传庭、卢象升、洪承畴等都是如此，而王守仁也是文能经世致用，武能安邦定国的典范，虽然如同晚清的李鸿章一生未入军机处一般他也未能成为大学士入阁辅政。但是他在乡野之中焕发的能力却更为夺目。相比于王守仁的名字，可能王阳明这个更为人所熟知，作为阳明学的创始人，他倡导认知与实践相结合的知行合一。而前文所提到几人的都可以说做到了自己视角下的知行合一。 讲学的王阳明 如果说于谦、王守仁一个是来自景泰帝时期，一个活跃在正德年间，都与海瑞有着时代差距，那么张居正则是海瑞在同一时代的大V。张居正一生的高潮也就是其当国的万历前十年，彼时的他志得意满，权柄在握，按照自己的意图一步步的对久旱的大明洒上甘露。随着国库的充盈，吏治的澄清，边事的稳定，他也走上了事业的巅峰。但是这十年却是海瑞事业的低潮，此时的海瑞因为隆庆时不慎卷入高拱和徐阶的政治斗争，被调离应天巡抚的岗位。不堪在南京充当闲职的他最终挂冠而去。正当世人以为张居正在万历时取代高拱出任首辅，海瑞也会迎来政治春天，然而事实是终其之政，海瑞都没有被重用，他下一次登上政治舞台竟然要等到首辅的再一次更替。 那么这种有我无他的局面是因为这位明代第一首辅也和他的前辈徐阶、高拱一般和海瑞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吗？显然不是，海瑞任职应天巡抚时摧豪强，抑兼并，丈量土地，严重损害了豪门大族的利益，落了个“鱼肉缙绅，沽名乱政”的弹劾，最终被调离了要津。居正对海瑞的去职深表同情，对周围的人说：“海刚峰之在吴，其施岁若过当，而心则出于为民；霜雪之后，少加和煦，人即怀春，亦不必尽变其法以徇人也。”言语透露着对海瑞的为民本意的敬佩，也表达了其过度执法的惋惜。 面对言官们要求起用海瑞的上书，居正也只是批注道：海瑞秉忠良之心，抱骨鲠之节，天下信之。然夷考其政，多未通方。只宜坐镇雅俗，不当重烦民事。一席话说明了张居正对海瑞的态度，海瑞品德好，做事怼天怼地怼领导，这要放在风调雨顺的时代，一个刚字就能改变吏治风气，然而万历初年，天下久病，张居正的改革这时候需要居中调和，懂得变通的人就像他自己来高效推进，只能说张居正的改革不需要坐镇雅俗的海瑞，路数不同，在一起将就还不如各过各的落得清静舒坦。 然而张居正和海瑞一个变通练达，一个执拗固执，应该是两个截然不同的人，但是同为明朝中期以后的名臣，两人之间却也有很多相似之处。 封建传统重子思想的延续 海瑞前后九娶，就为了一个简单的目的，一个儿子，当然所谓谋事在人，成事在天，海瑞虽然人送诨号海青天，但是显然也没和天打好关系，诸子早夭，终究没有成功。 老张家虽然香火旺盛，没有这个痛点，但居正也有成长的烦恼，小张们一个个长大走上科举仕途，居正在其中终究施加了正面的影响。 成长的烦恼 痛砭时弊的果断 海瑞第一次登上全国舞台是因为对我们的青词皇帝嘉靖帝所上的《治安疏》，要说这文章的内容，笔者可以打一个比方，勇骑大战勇士挡拆后总找乐福，乐福心里苦啊，确认过眼神，你是对的人，不就是为了逮着漏洞一顿猛揍。我们的海瑞也是如此，你嘉靖不是炼丹修道写青词这个流程走全套吗，海刚峰也不含糊，他质问嘉靖炼丹修道为求长生的合理性，毕竟教这套的老师陶仲文一早就去地下见老子了；他质问嘉靖在其位不谋其政，以至于权臣当国，朝政糜烂；他甚至质问嘉靖的私生活，为了听信二龙不相见的谗言回避自己的儿子，天天窝在西苑炼丹修道，有违人伦。 更有千古名句，直戳嘉靖痛点，嘉者，家也，靖者，净也，嘉靖，家家净也。谐音字运用的炉火纯青，很难想象海笔架竟然只是一个举人，人家摆明了是李敖穿越而来。 而张居正其人在嘉靖时长期任职翰林院，在抄书的同时受到了徐阶无死角的保护，但可能是抄书进度太快，张居正还是忙里偷闲写了一份《论时政疏》，一一论述了自己改革的主张。嘉靖虽然是聪明的君主，但是他更关心的是自己而不是国家的利益。在这场名为权力的游戏中他享受着制衡的乐趣，作为游戏规则的制定者，他不愿意也不需要改革来打破这种制衡。于是终嘉靖一朝，看透了政治环境的张居正再也没上过除例行奏章外的其他奏疏，考察地方，为以后储备能量是他的选择。 出色的行政能力 明代官场最为看重科考，举人虽然也能去吏部候补，但混迹官场永远低进士一等，然而正是这个海瑞，以一介举人之身，在41岁这种离夕阳比朝阳更近的年纪出任南平县的教谕——一个连九品都算不上的不入流官职，再到后来成为一方督抚，就是因为他的实绩和声望。 海瑞先后任职，淳安、兴国，虽然官员油水见少，百姓却愈加富裕。海瑞巡抚应天，首先大幅缩减行政经费，藏富于民，其次海瑞判断“黄浦夺淞”趋势无法逆转，就确立“由黄浦入海”的方针，一举解决吴淞江水患问题，将一直困扰江东粮仓的历史问题彻底抛诸脑后。 相对于海瑞的举人出身，张居正是所有青春偶像剧的不二主角，幼时就名满江陵，是荆州的少年天才，更是早早就中了进士进了翰林院，走上了通向内阁的快车道。万历十年是明朝中期以后最为华丽的十年，仓库被填满了，黄河被摆平了，北京不被围了，这不又替明朝挣下了数十年的命。 对于社会危机的洞察 嘉靖以来，地方豪强势大，土地兼并日益加剧，赋税收入持续下滑，国库亏空，海瑞也看出了问题的根本在于土地兼并，巡抚应天时他的最后一把火就烧向了大地主，丈量土地，推行一条鞭法，要求豪强退田还民，虽然这些强硬的措施直接导致了他结祸于以徐阶为代表东南大地主势力，最后甚至为此丢了官，但他超前时代的态度仍然有人会赞同。 张居正正是这些赞同者中的一位。在通过京查，掌握人事权，澄清吏治后，其于万历六年开启了土地丈量的工程，前后历时三年，所得结果虽然由于豪强势力的抵制，效果稍有弱化，但仍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土地兼并的趋势。而一条鞭法则将土地丈量的成果最终确认，通过赋役统一，简化流程，减轻了贪污漏税的可能。同时由于役银的征收由丁、户分担转为了丁、田分担，放松了对农户的控制，降低了商人的负担，间接推动劳动力的流动和商品经济的发展，晚明商品经济的大爆发也有一部分得益于一条鞭法的执行。 海瑞和张居正的区别在于对待旧制的态度，对于道德的认同，归根结底也是政治目标的达成手段不同，海的固执保守，张的灵活变通其目的都是澄清政治，缓和土地兼并，为明朝注入生机。只不过那个时代，张居正的政治思想更适合在更高的维度进行改革，但我们不能因为一个医生医治了癌症就说那个治好感冒发热的医生能力不行。 结合以上论述，我们可以发现海瑞作为一个举人出身的教谕一路高升到一方督抚，他坚持知行合一，廉洁奉公的行为准则，有着不错的行政能力，超前的社会洞察力。就冲这些特点他也不会是一个不适合做官的人，如果他不适合做官，那只能说他不适合那个特殊的时代。 海瑞的问题不在于业务能力，而是他的政治思想，作为一个极端的保守主义者，他反对一切有违祖制，有违道德的新做法，如果你问我当下怎么拥有更多的钱，那么就活的久点吧，靠着通货膨胀总有之前5块钱买的大米会涨到10块的。时间是个可怕的魔法，它能改变所有的一切，嘉靖时期的天下与洪武时期早就有了很大的不同，许多明初的规定已经失去了它的践行环境和依据。然而海瑞却仍拒绝更张，极端的政治几乎可以等同于跪败，王安石是文化名家，清廉奉公，背后有帝王支持，手上有宰辅之权，仍然难逃失败的厄运，何况从未进入权力中枢的海瑞。
海瑞有用，海瑞也适合做官，假如在洪武朝，在规矩初定的时代，在重视廉政的朱元璋手下，他应该是国之重器，也会成为朝廷吏治清明的表率。但是时代不同了，而恰恰在雪崩时，没有一片雪花觉得自己是有责任的，可这不表示留在山岩背后没有挪动的积雪也需要对此负责，时代选择了张居正来走出困局，而不是海瑞走入僵局，是时代没有在合适的时间遇到他，而不是他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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