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者：井雷 【摘要】中国古代思想史的发展纷彩异呈，经纬分明。在中国古代思想的发展的长河中，孔子、孟子的学说一直备受人们的重视。本文从中国古代思想史的发展脉络对孟子思想和学说做出简要的分析和总结。 【关键词】古代思想史；孟子；思想研究 思想史研究领域有这样一个观点：孔子以后，儒分为八。经过战国时期的发展，主要形成了两支。一支源于子夏，以训诂学为主，后传于荀子；另一支源于曾参，以义理学为主，后传于孟子。汉代经学继承于荀子，重在章句，是为汉学；宋明理学推崇孟子，重在义理，是为宋学。这也是中国传统学术的“学统”与“道统”之别。对于这个观点，虽有不少人提出质疑，但有一点是无可厚非的，即：孟子学说受人推崇是在宋代以后。究其原因，主要是中国思想文化发展的必然趋势。东汉以降，国家分裂，战争不断。两汉经学的思想核心“天人合一”、“大一统”失去了社会根基，与此同时，佛教传入，道教兴起，人们面对痛苦的现实更倾向于相信宗教。另外，汉代经学内容繁琐，谶纬盛行，其自身的弊病也导致了生命力的丧失，走向没落。面对传统信仰的崩溃，更多的知识分子从《老子》、《庄子》、《周易》、佛教中寻找出路，形成了魏晋玄学。唐朝重新实现了统一，与这种社会背景相对应，韩愈等一大批学者举起了复兴儒学的大旗，“文起八代之衰”。此时，佛教在中国经过长期的发展，已经形成较大的影响力，道教及道家学说在当时的思想文化领域也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唐朝统治者更是以老子后人自居。所以儒学的复兴必然要回应佛、道的挑战，结果儒家选择的是接纳与吸收佛、道而家的思想精髓，体现了儒家思想“有容乃大”的气魄。与此同时，佛、道二家也积极的吸收另外两家的思想，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宋朝，形成了“三教合一”的趋势，最终成就了新儒学的兴起。 佛教强调“心性”，为了回应佛学的挑战，弥补传统儒学中的缺陷，当时的儒者纷纷从儒家典籍中寻找有关的内容。结果，他们找到了《孟子》。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是佛教刺激了《孟子》地位的上升。两宋之前，孟子的地位一直不高，其书《孟子》也只是作为一般的儒家著作归入“子部”。而到了唐朝，情况开始发生转变，韩愈力促复兴儒学，提出了“道统”说，把孟子列为孔子之后的又一位圣人，将“孔颜”改为“孔孟”，这在当时是一个极大的转变，充分反映了《孟子》开始受到人们的重视，而唐代也正是佛学盛行的时期。但在当时，尊孟只是少数人的行为，而且仅存在于学者之中，并没有得到统治者的认可，也没有强大的社会根基。 孟子升格运动的真正兴起，是在宋代，而且是伴随着政治运动同时发展的，二者相互渗透，相互利用。当时出现了一大批推崇孟子及“道统”说的学者，如：范仲淹、欧阳修、孙复、石介等庆历新政时期的代表人物，还有王安石变法时期“新学”的代表人物，甚至与“新学”意见相左的“洛学”、“关学”学者也极力的推崇孟子。而且这场“尊孟”运动得到了当时统治者的支持： 熙宁四年（1071年）二月，《孟子》一书首次被列入科举考试的科目之中。 元丰六年（1083年）十月，孟子首次收到官方封爵，诏封为“邹国公”。 元丰七年（1084年）五月，官方首次批准，允许孟子配享孔庙。 政和五年（1115年），官方承认兖州邹县所建的孟庙，诏以乐正子配享，公孙丑以下十七人从祀。 宣和年间（1119—1125年），《孟子》一书首次被刻成石经，成为“十三经”之一。 尽管孟子的提升和政治改革联系在了一起，但从根本上进行分析，还是要落脚于文化自身发展的规律。宋代是新儒学的形成时期，三教合一，在当时不仅主张改革的“新党”推崇孟子，其反对派二程、张载在关于孟子的问题上也与王安石等人保持了一定程度上的一致性。可见，在儒学新体系的构建过程中，《孟子》文化意义之重要性。到了南宋，一向批判王安石的朱熹也对孟子极力推崇，并且指出“孟子配享，乃荆公请之”。 朱熹是宋代理学的集大成者，其学说与二程的“洛学”并成为“程朱理学”。朱熹对《孟子》的研究可谓“孟学”研究史上的一个里程碑。主要著作有：《孟子集解》、《论孟精义》、《孟子问辨》、《四书或问》等，在《朱子语类》、《朱文公文集》中涉及《孟子》的论说更是数不胜数。在朱熹的学说中巧妙的将《孟子》的思想与佛教的“心性”融合在了一起，充分体现了宋代儒者积极的接受、吸收佛教文化来改造、开拓中国传统文化的倾向。例如在《论语章句·雍也第六》中，朱熹说：“心与仁本是一物，被私欲一隔，心便违仁去，却为二物。若私欲既无，则心与仁便不相违，合成一物。心犹镜之明，镜本来明，被尘垢一蔽，遂不明。若尘垢一去，则镜明矣。”在这里虽为《论语章句》，却体现了孟子的“性善论”思想，而最后两句又与佛教禅宗代表人物之一神秀的名句：“身是菩提树，心为明镜台，时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相呼应。朱熹将《孟子》与佛学的结合可见一斑。 “程朱理学”的思想核心是“理”。“理”是产生万物的根源，是宇宙中最高的权威，“理”是最高的，但又是抽象无物的。朱熹将孟子“性善说”中提出的“良知”、“本心”归纳到了“理”的范畴之内，认为“人性”是“理”的一部分，是“理”的人格化，“理”是先于“人性”而存在的。之所以“人性本善”是由于“理”的存在。但是，“理”又是独立于“人性”而存在的客体，要想达到“理”，必须通过“格物致知”。“格物致知”讲究通过对客观事物的观察，而达到明“理”，治学方法是外在的，朱熹在《大学章句》中提出：“所谓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穷其理也。盖人心之灵，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惟于理有未穷，故其知有不尽也。是以大学始教，必使学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至于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贯通焉，则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大用无不明矣。此谓格物，此谓知之至也。” 而孟子提出： “所以谓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非所以内交于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誉于乡党朋友也，非恶其声而然也。由是观之，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孩提之童，无不知爱其亲者，及其长也，无不知敬其兄也。”孟子认为仁、义、礼、智是人所固有的，称之为“四端”。“四端”如同人的四肢一样，是与生俱来的，是不必通过学习和思考的“良知”、“良能”。朱熹虽然强调“心与仁本是一物”，但还需要通过“格物致知”的方式来达到这种境界，可见，虽然朱熹极力推崇孟子，但其本质思想与《孟子》相比，仍有不小的偏差。 与朱熹同时代的大学者还有陆九渊。陆九渊的学说同明代王阳明的学说合称为“陆王心学”。“陆王心学”其实质也是宋明理学的一支，只是在本体论的观点上和“程朱理学”有所分歧。陆九渊把“心”作为宇宙万物的本原，提出“心”就是“理”的观点，认为天地万物都在心中。他认为穷理不必向外探求，只需反省内心就可得到天理。既然“心即理也”，那么要获得“理”不需要像朱熹讲的“格物致知”那样外求，只需要“发明本心”向内探索即可。这种思想与《孟子》是一致的。陆九渊与朱熹曾进行过多次辩论，而最终是以陆学衰微而朱学兴盛最后成为官方哲学而告终。可见，孟子的思想在当时并没有受到完全的认同，只是部分的被理学家加以运用。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阳明心学的出现。 王阳明，是心学的集大成者，也是将《孟子》思想发挥的淋漓尽致的学者。他继承了陆氏的思想进一步在其《传习录》中提出：“知是心之本体。心自然会知，见父母自然知孝，见兄自然知弟，见孺子入井自然知恻隐，此便是良知，不假外求，若良知之发，更无私意障碍，即所谓‘充其恻隐之心，而仁不可胜用矣’。”如果说陆九渊的思想只是在方向上与《孟子》一致，那么王阳明的思想则是直接对《孟子》的阐发。可见孟子的思想在阳明心学中地位之重要性。在阳明先生的论著中，经常可以找到《孟子》的影子，例如在《答顾东桥书》中，他提出：“孝之理果在于吾之心耶？抑果在于亲之身耶？假如果在于亲之身，而亲末之后，吾心遂无孝理与？见孺子入井，必有恻隐之理，果在孺子之身与？抑在于吾身之良知与。”这是针对孟子反对告子的“义外说”而作的阐述。孟子提出人人皆有“良知”，而王阳明则提出“致良知”。可以说《孟子》就是阳明心学的思想渊源。 从唐朝中期开始的孟子升格运动，虽然到了南宋时期已经结束，但《孟子》思想影响力的扩大并没有结束。在思想史上，由“程朱理学”发展到“陆王心学”很好的证实了这一观点。“程朱理学”的形成，是“三教合一”的产物，但“三教合一”并没有就此停止，其趋势仍在继续。“程朱理学”的思想核心实际上是继承了周敦颐、张载的思想，将“太极”、“气”进一步概括为“理”。“理”是宇宙的最高本体，又是无形的，在这里体现的是道家“有生于无”的思想。而“格物致知”的思想则充分体现了禅宗北宗“渐悟”的特点，对于南宗提倡的“顿悟”没有很好的回应。而禅宗发展的最终趋势是“南宗”压倒“北宗”，“顿悟”取代“渐悟”。伴随着佛学在中国的影响逐渐深入，阳明心学的出现就成了思想文化发展之必然，“三教合一”趋势之继续。阳明心学把《孟子》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完整的回应了佛学的“心性”说，完成了“三教合一”中的最后一个领域。 【 【作者简介】井雷（1982— ），山东兖州人，山东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文化史。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