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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性被称作先生，多性别所指，女性被称作先生，则学问所向。 论女性高学问者，古时的卫夫人、班昭、蔡文姬、谢道韫、上官婉儿、薛涛、李清照、管道升且不论，民国以来可称“先生”的女性，不乏其人。徐志摩尝对泰戈尔言：“我国青年刚摆脱了旧传统，他们像花枝上鲜嫩的花蕾，只候南风的怀抱以及晨露的亲吻，便会开一个满艳，而你是风露之源。”论其原因，大致如此。 林徽因可称“先生”。其集个性与才情为一身，但因貌美，逸闻多，而往往忽略其事功。 林徽因之美，后人无以乘时光胶囊，领略其然，或通过其周遭男性的目光，可做想象，或也“行者见罗敷，下担捋髭须。少年见罗敷，脱帽著帩头。耕者忘其犁，锄者忘其锄”。但其本人似乎不以为然：“真讨厌，什么美人、美人，好像女人没有什么事可做似的，我还有好些事要做呢！”在她看来，仅以美人看待之，是种轻视。一身诗意千寻瀑，万古人间四月天，其诗才也了得，却不以诗人的美誉为荣。梁上君子，林下美人，丈夫梁思成曾玩笑道：“人家讲'老婆是别人的好，文章是自己的好’，但是我觉得'老婆是自己的好，文章是老婆的好。’” 明明可以靠颜值，却偏偏要靠才华，明明可以靠才华，却偏偏要靠辛苦。其由跨界思维而跨界行为，天生丽质而素颜走天下，与梁思成翻山越岭，跋涉万里，行走十五省、二百余个县，考测过两百多处古建筑。骑毛驴寻访佛光寺时，身体虽羸弱，依旧爬长梯，登屋顶，勘定年代，揣摩结构，计算尺寸，绘制图片，拍照归档。抗战期间，莫非此去渡沧海，颠沛流离，明月照处都是家，辗转飘零，早年肺疾加剧为肺结核，仍不改初衷。据其考察日记载：“行三公里雨骤至，避山旁小庙中。六时雨止，沟道中洪流澎湃，不克前进，乃下山宿大社村周氏宗祠内。终日奔波，仅得馒头三枚，晚间又为臭虫蚊虫所攻，不能安枕尤为痛苦。”其将知识化构造，具体进入具体实践，从考察中直接发现，于过程中探索问题，实现了知识的自我求证。她在建筑学领域的贡献，后人难以企及。 1940年冬，已辗转来到李庄上坝村的梁从诫问母亲林徽因：“妈妈，如果日本人打到这里，我们怎么办？”“中国读书人不是还有一条老路么？”母亲神色平静而淡然，“咱们家门口不就是扬子江么？”巾帼之风，婉约呈现。 昨夜霜风，先入梧桐，1953年，北京市酝酿拆除牌楼，而对古建筑的大规模拆除已然开始，时任北京市副市长的吴晗负责解释拆除工作。在郑振铎邀请的一次聚餐会上，林徽因与吴晗发生了面对面的争论，陈从周目睹其情其境，“她指着吴晗的鼻子，大声谴责。虽然那时她肺病已重，喉音失嗓，然而在她的神情与气氛中，真是句句是深情”。岁月难淹其靓丽才情与本色人生，就冲这一点，林徽因可称“先生”。 冷露无声湿桂花，红栏回首惜芳菲。林徽因病逝后，梁思成在林所藏《营造学设汇刊》封面上郑重写下“林徽因珍藏，恕不外借”字样。后来偏偏让续弦林洙给拍卖了，女妒作祟也。纵如此，小林也还是敬称大林为“先生”。 杨绛学问之外，尚有德性，可称“先生”。仅就其散文而言，哀而不伤，婉而多讽，清淡悠远背后，蕴藏着清高与倔强，坚守内心道义，未见宣泄而能审视苦难，全身透露着大家气息。 在台湾文学界，只有两位女性被尊称为先生，一位是写《城南旧事》的林海音，一位是写《巨流河》的齐邦媛。前者的文字，朴实而优美，纯真且赤忱，后者的文字，悲伤而蕴意，厚重又无奈。尤其后者，每每令人掩卷闭目沉思，亲历者齐邦媛说抗战，是“一个有骨气的中国，一段有骨气的岁月”，准确极了，又令人掩卷闭目，沉思不已。 女先生的属性归类，非突如其来的角色。古之所谓豪杰之士者，必有过人之节，今之所谓女先生者，也必有过人之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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