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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维桢《真镜菴募缘疏卷》，纸本，33.3×278.4cm，上海博物馆藏。 作者晚年与僧道交往频繁，经常出入于寺庙道院，行书《真镜庵募缘疏卷》特地为真镜庵募缘所撰写。他的作品真、行、草相杂，行草中多带入章草的笔法和结体，结字奇正多变，字形大小悬殊，笔道粗细轻重、墨色浓淡枯润，反差强烈，章法跌宕起伏，似乱石铺街，全篇产生一种跳荡、激越的节奏，气势豪放雄宕，代表了作者行书的典型风貌。 “奇绝古怪”是杨维桢书法的主要特点，也由于“怪”而一直处于历史边缘，古人评其书法“虽未合格，然自清劲可喜。”可谓恰如其分。 杨维桢是以诗歌名世的，其文辞非秦、汉不学，以求笔调高古，至晚年周游山水，以声乐同随，为文更是随心所欲。其人气度不凡，性情高旷。如此性格映射到书法表达上，则呈现为不拘成法，随意天真，粗头滥服，不修边幅的笔墨语言。其意境、韵味简直与其性格特征暗合无痕。 杨维桢流传的作品不少，如《张宣公城南杂咏》、《游仙唱和诗》、《小仙游辞后序》、《张氏通波阡表》、《沈生乐府序》以及小楷作品《周上卿墓志铭》等。就其留存的这些作品来看，都属晚期之作，因此，早期的取法过程没有一个明晰的线性呈现，恍恍惚惚，迷迷离离，一切只能任人猜度了。创作链的断裂，使得师承、传递成为一个难解之谜。 杨维桢《真镜菴募缘疏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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