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徐敏
文人之间的交游历来是学术研究中甚为重要的一个领域，钱锺书作为中国现代学术发展中的关键人物，其文化交游有诸多值得考证的地方。著名学者、厦门大家教授谢泳作为一名“钱学”爱好者，将自己近年来对钱锺书的部分研究成果集结成《钱锺书交游考》一书，内容涉及钱锺书与周氏兄弟的往来，与陈寅恪的同样喜好，以及钱锺书的科举观等内容，呈现了钱锺书的另一面。
一生著述避讳周氏兄弟
“钱锺书在他一生的文字中，极少提到鲁迅。在1949年以后，中国知识分子中，从不提鲁迅的，钱锺书可能是极少的例外。”在著名学者、厦门大学教授谢泳所著的《钱锺书交游考》一书中，作者在《钱锺书与周氏兄弟》这一章节的一开头作出了这样结论性的论断。
谢泳认为，钱锺书不提鲁迅，可能不是一个偶然的习惯，而是有意的选择。因为研究领域重合，钱锺书在不得已提到鲁迅时暗指而不明说。上世纪40年代，钱锺书在上海发表《小说识小》，谈到《儒林外史》与吴敬梓：“中国旧小说巨构中，《儒林外史》蹈袭依傍处最多。”“近人论吴敬梓者，颇多过情之誉。”这个“近人”，学术界普遍认为是指鲁迅。
早在清华大学读书时，钱锺书就撰文评价过周作人的《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一书。文中抽象肯定“这是一本可贵的书”，更多的是具体的否定。“出语锋利却很有分寸。”谢泳如此评价该文。而到了1946年的小说《猫》中，钱锺书对周作人的讽刺则十分明显：陆伯麟（小说主人公）“就是那个留一小撮日本胡子的老头”。一般认为，《猫》中陆伯麟这个人物就是源自周作人。
在融入了钱锺书观点的其父钱基博所著的《现代中国文学史》中，如此评价鲁迅：“周树人以小说，徐志摩以诗，最为魁能冠伦以自名家。而树人小说，工为写实，每于琐细见精神，读之者哭笑不得……树人《阿Q正传》，译遍数国。”针对鲁迅与好友林语堂反目而批评其“小品”之举，态度鲜明地站在林语堂一边，先是以“‘鲁迅年可坐得版税万金’以为盛事”，表达不屑，接着说“语堂方张‘小品’，鲁迅则视为有‘危机’，谓：‘在风沙扑面、虎狼成群之时，谁还有闲功夫，玩琥珀扇坠、翡翠戒指’。”指出鲁迅之论，未免偏激。
作者认为，钱锺书对鲁迅的看法，有一个可能是源于与杨绛的婚姻。在著名的女师大风潮中，被鲁迅讥讽为“上海洋场上恶虔婆”的女师大校长杨荫榆，正是杨绛的三姑。作者认为能解释此现象的另一个原因则是，钱锺书一生本就对同时代知识分子鲜有正面评价。
与陈寅恪同喜谈“秽亵”事
在《钱锺书交游考》一书中，谢泳屡次把钱锺书和陈寅恪放在同一章节或者话题中比较，多数情况下是列举并论证两人对同一学术话题的相似观点。
从学术脉络来看，两人有过数次交集。钱锺书的父亲钱基博所编著的《现代中国文学史》中讲到了陈寅恪的父亲陈散原，对他的评价极高，并且认同陈散原包括陈寅恪在内的三个儿子都能诗。钱锺书进入清华大学之前，陈寅恪曾经是清华国学院的著名四大导师之一，1938年后的西南联大，两人有一段时间在同一处教书。不过作者考证“现在还没有发现钱锺书和陈寅恪的直接交往记录”。
在本书中，作者有一个章节谈到了《钱锺书、陈寅恪喜谈秽亵事》。所谓秽亵，多指色情肮脏不宜公开谈论的话题，作者这里讲的“秽亵”事，倒没有如此夸张，大致指与性相关或者较为隐私的事情。《容安馆札记》主要内容是钱锺书读书时的感想和思考，也有不少涉及“秽亵”之事的内容。陈寅恪也有此类趣味，作者举例说明，陈寅恪教书时曾经备下一道试题，“中古时老僧大解后如何洁身”。一名学生回答：“据律藏，用布拭净。老僧用后之布，小僧为之洗涤。”陈寅恪初闻未语，后深表赞许。其他如“杨贵妃入宫时是否处女”，也是陈寅恪专门谈过的问题。
钱锺书和陈寅恪还都在其作品中谈过狐臭。狐臭雅称“愠羝”，《围城》里有个细节：“（方鸿渐）一坐下去，他后悔无及，因为沈太太身上有一股味道，文言里的雅称跟古罗马成语都借羊来比喻：‘愠羝’。这暖烘烘的味道，搀了脂粉香和花香，熏得方鸿渐泛胃，又不好意思抽烟解秽。”钱锺书后来在《容安馆札记》中又多提此事，并引述了许多西文资料。1937年，陈寅恪有一篇幅名文《狐臭与胡臭》，钱锺书1938年由法国归来后可能读过此文。
除此之外，《钱锺书交游考》中还谈到了两人都喜欢留意古人的小名。作者推断，两人均是中国大学者中喜读小说之人，而小说最不忌繁杂芜秽，他们共同的趣味可能由此产生。
认为科举制荒唐处甚多
在中国历史上，历史最久、影响最大的考试和选官制度就是科举制。自隋朝创办，直到1905年这种积弊已久的制度才被废除。如果从积极的角度去看，科举制之所以能存在上千年，自然有它的合理之处，并且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没有更好的选拔制度可以替代它。对于这个深刻影响中国文人的选拔制度，钱锺书的基本态度是不认可的。有意思的是，钱锺书对科举制的基本态度，倒是和他一生避讳的鲁迅的态度不谋而合。
谢泳考证，钱锺书以为科举制荒唐处甚多。不过这并不意味着他不知道这个制度在不同时期、不同阶段里的好处，而是他更多看到了这个制度的坏处。钱锺书从不说科举的好话。他在《谈艺录》中对学业与举业多有议论，他的明确评价是：“古代取士有功令，于是士之操术，判为两途。曰举业，进身之道也；曰学业，终身之事也。苟欲合而一之，以举业为终身之学业，陋儒是矣；或以学业为进身之举业，曲儒是矣。”可见钱锺书对这种把学业和举业合二为一的制度持批评态度。
《围城》是钱锺书最重要的一部小说，小说借用主人公之口表达了他的很多观点，包括科举观。《围城》中有一段方鸿渐和唐小姐说：“现在的留学跟前清的科举功名一样，我父亲常说，从前人不中进士，随你官做得多么大，总抱着终身遗憾。留了学也可以解脱这种自卑心理，并非为高深学问。……我们出过洋，也算了了一桩心愿，灵魂健全，见了博士硕士们这些微生虫，有抵抗力来自卫。……像曹元朗那种念念不忘是留学生，到处挂着牛津剑桥的幌子，就像甘心出天花变成麻子，还得意自己的脸像好文章加了密圈。”钱锺书对科举和一度在文人中盛行的留洋一样，不留情面地加以讽刺。
钱锺书对宋代科举制度的评价是：“又宽又滥开放了做官的门路”，认为即便有些人科举高中，也不见得有极高的文学才能。对状元文天祥早期的诗，他认为“大部分草率、平庸，都是些相面、算命、卜卦的”，顺便说到“比他早三年中状元的姚勉《雪坡舍人稿》里有同样的情形。”讽刺这些文人，诗不好，只能用“状元”的名头来给自己的诗做广告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