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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8年，持续了6年的法荷战争以法王路易十四的胜利告终。虽然荷兰的国土大体得到恢复，但它的盟友西班牙失去了弗朗什孔泰（Franche-Comté）和佛兰德（Flanders），而神圣罗马帝国的洛林公国也被法军占领（洛林公爵查理五世被迫流亡，稍后被哈布斯堡王朝封为帝国大元帅）。哈布斯堡王朝遭受了法国的沉重打击，但并不甘心失败，而是一心渴望复仇，法国也希望进一步扩大战果，巩固在西欧的霸权。二者剑拔弩张，战事一触即发。雪上加霜的是，1680年，帝国名将雷蒙多·蒙泰库科利元帅又在一场意外事故中去世，帝国军队顿时少了一根主心骨。虽然面对法国越来越大的压力，哈布斯堡王朝渴望与奥斯曼帝国保持和平，甚至愿意做出一些退让，但以上种种迹象让土耳其举国上下弥漫着一股乐观和复仇的情绪。哈布斯堡王朝和奥斯曼帝国鏖战数百年，积怨实在太深，苏莱曼大帝1529年第一次围攻维也纳的失败，塞利姆二世1571年在勒班陀的耻辱，以及穆罕穆德四世1664年在圣高萨特的挫折，都让奥斯曼人历历在目，且耿耿于怀。1669年克里特战役的取胜让奥斯曼帝国的军事威望达到了17世纪的高峰，从苏丹到朝臣，都对本国的战争机器充满了自信。何况还有法兰西允诺会在暗中相助。既然看上去奥地利的哈布斯堡王朝如此狼狈和虚弱，为什么不乘势一雪前耻呢？ 然而情况并没有奥斯曼帝国朝野预期的那般乐观。早在十六世纪末的哈布斯堡王朝与奥斯曼土耳其的交战中，双方就已经体现出势均力敌的态势。从1590年代开始，随着火炮技术的进步，哈布斯堡王朝与时俱进，投入重金对国内的要塞和重要城市的城防进行了现代化改建。17世纪中期，一位法国的天才军事工程师开始崭露头角，他就是塞巴斯蒂安·勒普雷斯特雷·德·沃邦(Sébastien Le Prestre de Vauban,1633—1707)。自1655年起，沃邦担任路易十四的军事工程师（后被封为法兰西元帅），他极具创造性地改良了16世纪意大利人发明的“棱堡”要塞体系，以五边形、六边形布局主堡，主堡向外辐射延伸一系列三角堡，城墙并非垂直而是倾斜建造，从而有效地防御大炮的火力，同时方便守军射击。沃邦也发展了一套以堑壕战为基础的近代攻城战术，让法国在攻城战方面矛与盾兼备。沃邦留下了《论要塞的攻击与防御》、《筑城论文集》等著作，对欧洲的军事工程学影响极大。哈布斯堡王朝在与法国的战争中，虽然多次失利，但也汲取了沃邦元帅的先进工程学理念，并以此来改造帝国境内的要塞。17世纪末期，奥地利的主要要塞，包括首都维也纳，基本上借鉴了沃邦的理论，足以接受近代化战争的洗礼。因此，1680年代，奥斯曼帝国大军面临的敌方城墙，已经不再是1453年君士坦丁堡的中世纪城墙，而是包含现代科学的新式要塞，这大大增加了土耳其人攻城的难度。另一方面，在长期与法国的战争中，哈布斯堡王朝的指挥官与士兵得到了充分历练。他们建立了一套指挥链系统，这条指挥链上，上至元帅，下到士兵，都各司其职，又连为一体，极大程度地改善了全军作战的灵活性和应变能力。此外，虽然雷蒙多·蒙泰库科利元帅已经辞世，但哈布斯堡王朝阵中依旧人才济济，40岁的洛林公爵查理五世（Charles Léopold Nicolas Sixte，1643-1690）痛失自己的公国，但很快便能在战场上重新证明自己的价值，此外还有神圣罗马帝国巴登藩侯路德维希·威廉（Louis William, Margrave of Baden，1655-1707），他在法荷战争中崭露头角，在随后爆发的哈布斯堡-土耳其战争（即大土耳其战争）中这位青年将成为奥斯曼人的劲敌（因为对土耳其人的赫赫战功，他最终获得了 “土耳其人路易”的绰号）。1683年，路德维希·威廉的堂弟，年仅21岁的萨伏伊亲王弗朗索瓦·欧根（François-Eugèn，1663-1736）不顾法王路易十四的反对，怀着一腔热血，毅然加入哈布斯堡王朝军队——日后他成为18世纪欧洲最优秀的将领之一……反观奥斯曼军队，指挥系统与一个世纪前并无根本变革，它的指挥官也缺乏欧根亲王这样的天才。卡拉·穆斯塔法虽然是一名有为的政治家，但并非孙武再世，在统领大军作战方面显得还有些稚嫩。后来的战役进程证明了这是奥斯曼帝国的“阿喀琉斯之踵”。  典型的沃邦式五角形棱堡  位于法国阿尔萨斯由沃邦设计的纳布里萨克（Neuf-Brisach）城防系统  法国沃邦元帅，杰出的近代军事工程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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