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有人说，历史是中国人的“宗教”，这种说法是极有见地的。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国家，有以“二十四史”为代表的丰富的历史著作，也有以“经”修身、以“史”济世的治学传统。即便在信息爆炸的网络时代，当大多数人不太可能选择深阅读的时候，国人对重写历史、重评历史的关注和重读历史、反省历史的渴望依然保持高度的热情。 在“历史热”的喧嚣中，有正说历史的，有反说历史的，有趣说历史的，有重说历史的，有老调重弹的，有穿靴戴帽的，真是层出不穷，泥沙俱下，颇有一点“乱花渐欲迷人眼”的意思。但我想，一部书最好的读法，正如李零先生所说，还是按照那部书的性质来读，“是什么书，就当什么书读”。读历史书，就要按照历史书的性质与功用来读。“观今宜鉴古，无古不成今”。 当我们重温《万历十五年》这部经典历史作品，是不是至少会提出（但不限于）以下问题：“万历十五年”既然是历史长河中看似微不足道的一年，为什么能成为一个独特的时间节点？这个时间节点有哪些事件在今天看来显得十分重要？站在今天的立场，从这一段历史可以得到哪些教训？……更简洁一点说，“万历十五年”对于当代中国有何意义？ 答案当然是见仁见智的。为官的在这里可以借鉴大明王朝治乱兴衰的经验教训，经商的在这里可以思考如何在技术和制度上使员工各尽其才，军人在这里可以体悟在现有制度下最大限度地发挥一支军队的战斗力的智慧，作家在这里可以学习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完美融合的技巧；往小了说，哪怕你只是一个历史的猎奇者，从这里也可以发现在历史教科书上许多从未提及的故事、知识和细节。 黄仁宇先生的高明之处在于，他用“解剖麻雀”的方法，截取了一个历史横断面。以传记体这种可读性很强的形式，选取了晚明社会几个不同群体中的代表人物——皇帝（万历）、文官（张居正、申时行、海瑞）、武将（戚继光）、名士（李贽）——以此来审视一个封建王朝如何从辉煌走向黯淡，并试图由此解剖整个传统中国的种种弊端。这种弊端我们可以称之为“万历陷阱”。 何为“万历陷阱”？根据黄仁宇先生在书中的描述和评论，“万历陷阱”指的是一个国家发展到一定程度不自觉的陷入发展路径依赖，由于制度的限制，无论如何挣扎，都无法重建社会权威、重振社会活力、重树社会道德，由此走入发展死胡同的一种历史现象。 具体到万历一朝，张居正死后，改革人亡政息，此后，万历皇帝朱翊钧在长达40年的统治中，不出宫门、不理朝政、不郊、不庙、不朝、不见、不批、不讲，成为历史上著名的“懒皇帝”。在封建王朝政治中，帝王的“圣君”崇拜情结、权力控制和平衡能力、自觉的勤政态度都是至关重要的。 不幸的是，这三项在万历皇帝身上都是严重缺失的，其直接的后果是，皇帝职责的缺失导致国家机器在很大程度上不能正常运转，整个帝国大厦的顶层处于一种“半昏迷”状态。它加剧了文官集团的斗争（人事上的长期空缺导致普遍的失望与猜疑），限制了军事将领提升军队战斗力尝试的热情（戚继光的新军事战略和技术无法形成一套制度），助长了贪污腐化行为（清官海瑞只是被当做一种道德楷模而不能有更大的作为）…… 总体上看，万历时期的执政者怠政无为，国家制度僵化，官僚集团“不问苍生”只求私利，潜规则大行其道，道德沦为打压他人的工具，社会活力严重缺失，个人不能人尽其才，从上到下都被传统死死束缚不能有丝毫动弹。 正如黄仁宇所言，书中所叙的主要人物“或身败，或名裂，没有一个人功德圆满”，而侧面提及的人物“也统统没有好结果”。 大明王朝坠入这个历史陷阱的原因何在？黄仁宇认为，“这种情形，断非个人的原因所得以解释，而是当日的制度已至山穷水尽，上自天子，下至庶民，无不成为牺牲品而遭殃受祸。” 拈出“制度”来解释“万历陷阱”可谓抓到了要害。当历史发展到万历时期，朱明王朝的制度问题确实非常严重了，简单地说，就是好的制度未能巩固（如张居正改革施行的“一条鞭法”），坏的制度未能废除（如梃杖大臣、特务统治），不适应现实的制度未能调整（如分封宗室以护卫王室、官员超低官俸制）。这种制度上的唯我独尊和自我设限，最终把明王朝推向万劫不复的深渊。 重温“万历十五年”，让人感到一种压抑和迷茫的历史气氛。在这个历史时段里，大明帝国从上层统治者到普通读书人暮气沉沉，社会无生气，制度成虚设，技术受歧视，思想遭压制。当时的明王朝虽然号称四海升平，实则早已危机四伏，整个社会的活力似乎被一只“看不见的手”死死的压制住了。大明王朝至此完全陷入了一个自掘的陷阱。 虽然“当日的制度已至山穷水尽”的观点绝对了一些，毕竟，明亡之后还有清王朝的崛起，封建制度经过调整充实依然有其生命力。但是，如果从“大历史”的观点看，从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看，这种看法又是深刻的。 即便此后大清国享有历时不短的268年的“国运”，如果“放宽历史的视界”，将中国历史置身于世界历史发展潮流之中，那么，晚明时期中国封建制度的僵化，尤其是“以道德代替法制”的弊端在当时确实走到了尽头。而“万历十五年”恰恰提供了最好的观察点。 大风起于青萍之末。公元1587年（万历十五年），在历史上实为平平淡淡的一年，许多“表面看来虽似末端小节，但实质上却是以前发生大事的症结，也是将在以后掀起波澜的机缘。其间关系因果，恰为历史的重点。” 公元1644年，即万历皇帝死后24年，崇祯皇帝上吊自杀前说“上干天怒，皆诸臣误朕”，其实，亡国的祸端早在万历时期已经种下了。所以，当历史学家说“明之亡，非亡于崇祯，而亡于万历”，联系万历皇帝执政时期自掘的种种陷阱，后人就不会感到过多意外了。 来源：【简书】作者：江上网来人，原标题：明王朝坠入“万历陷阱”的历史教训——重温《万历十五年》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