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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宣宗道光二十三年（1843）11月17日，根据《南京条约》和《五口通商章程》的规定，上海正式开埠，从此中外贸易中心逐渐从广州转移到了上海。自此，外国商品和外国资本纷纷通进长江门户，开设行栈，建设码头，设定租界，开办银行等等经贸诸活动纷纷举行。 在开埠之初，上海城市人口大约有100,000多，10年后的1853年，上海人口达到500,000，1900年人口超过1,000,000，1930年代人口超过3,000,000，1949年初达到5,460,000，可以说在100多年中增加了20多倍。  实测的上海城厢及租界地图  外滩旧照片 上海在开埠之前是一个普通的沿海城市，单从人口而论在全国排名在10名以后，但是到了1900年的时候就跃居全国第一，到1920年代，已经是一个特大型大都市。1919年，中国100,000以上人口的大城市有69个，其中上海以2,400,000人口稳居第一，比第二名1,600,000人口的广州多800,000，比第三名人口900,000的天津多1,500,000，超过了第七名苏州（600,000）、第八名重庆（525,000）、第九名香港（525,000）和第十名成都（500,000）等4个城市人口的总和。 上海国内人口的80%以上来自于包括江苏、浙江、安徽、福建、广东、湖南、山东等18个省区，同乡会是他们最为熟悉的组织，同乡是他们之间最为亲切亲密的关系，基于同乡关系的会馆、会所，为旅沪人士寻找工作、排解纠纷、申诉冤屈、子女就学、看病就医、办理婚丧嫁娶之事，发挥着相当重要的作用。  千姿百态的地方话、地方菜、地方戏成为各地同乡彼此认同的重要标志 作为一个五方杂处的特大都市，各种文化、政治、经济因素相互影响，衍生出上海社会许多光怪陆离的现象，诸如衣着、饮食之讲究多样，语言的南腔北调，娱乐的花色繁多，鸦片的泛滥成灾，娼妓的畸形繁荣都已经为人们所熟知， 流氓的猖獗一时、骗术的防不胜防，更是其中具有上海本地专属特色的内容。  《点石斋画报》为中国最早的旬刊画报。光绪十年（1884）创刊，二十四年（1898）停刊。 如果要进一步强调上海本地特征的话，猖獗一时的流氓活动和防不胜防的骗术当以拐带妇孺最为突出。 拐带人口、贩卖人口，在当时被认为是凡是繁盛处所皆有之，而上海独多，其中有从内陆拐带到上海的，也有从上海拐带前往内陆乃至于境外，被拐带的对象有的被充作奴仆，有点被当做猪仔，其中妇女在流氓切口（俚语）中被称为『条子』，很多被贩运至东三省，小孩则被称为『石头』，被运至广东、福建等省为多。  shanghai:（以暴力或不正当手段 ） 劫掠（某人）去作水手; （以武力或武力威胁） 强行拘留。 在当时的上海，还有一些外籍人士开设酒馆，雇佣舞女、娼妓招揽顾客，在酒中掺入蒙汗药把人迷倒，随后绳捆索绑装入麻袋，卖给人贩子装上轮船运往国外，更有甚者，有时候还会在光天化日之下将人强行拖走。而随着这一类『贩卖猪仔』事件的不断发生，shanghai这个英文单词，除了被当作『上海』地名解释外，也有着『（以暴力或不正当手段 ） 劫掠（某人）去作水手; （以武力或武力威胁） 强行拘留；诱骗、拐卖、强迫（某人做某事）』的意思。  殷正洲油画作品《白相人》  白相人是旧上海俚语，对某一类人的称呼。上海话里，“白相”就是玩，也就是在社会上玩的人。 开埠之后的上海作为商旅驻足的冲要都市，失业流离的人士触目皆是，因此有人特别租赁房屋开设包括女佣荐头店之类的职业介绍场所，让失业或者有志于求职的男女将自己的年岁和所擅长的事项开列在一个单子上，到荐头店报名挂号，荐头店的工作人员将所收到的各行各业待雇佣者的信息公布在报刊上，有合用者立刻另觅保人推荐往用人厂商店铺，荐头店从用工薪酬中提取10%作为佣金。这一类机构使得失业求职之人和招工店铺厂商都得到了商务上的便利，但是，拐带妇孺的地棍白相人也利用这一类机构来实施骗术。 扬州、无锡、苏州、松江等地的乡女，因为上海的佣人仆役的工资相对老家来说较高，往往到上海来求职，她们甫到上海，往往选择荐头店报名挂号，而除了上述正规严谨的荐头店之外，许多荐头店就是拐带妇孺的地棍白相人开设的行骗机构，他们往往以介绍为名，将乡村女子引入位置偏僻的旅店，女子眼看环境人员陌生，十分无助，往往号哭求助，歹徒通常先用暴力殴打欺凌，并且威胁说：『你已经进入我们的陷阱圈套，不从就只有死。』另外还让自己的同党玷污她们，称之为『灭耻』。  乡村女子既被暴力威胁，又失身于人，逐渐丧失反抗的意志，歹徒却还敲钉转角，进一步在精神上控制她们——歹徒又安排另外的匪徒购其为妾，假装是善良厚道的买家，询问其家世来历，女子自然哭诉自己的冤枉苦难，然后原来的匪徒便又把她捉回去暴打惩罚，如是一而再再而三，女子再也不相信所谓的『同情自己的善良的好心人』，此时地棍白相人再把女子携带到市镇出卖，在此情形之下，受害人既不会报案，案件本身也就无从破起——除了直接从事相关犯罪活动的地棍白相人之外，汽船等交通工具上的船员、各处的警察和侦探，都与犯罪活动『通同保险』，这也是『绝无破案之事』的原因。 上海的地棍（流氓、白相人）据当时的报界人士不完全统计，有8,000多人，除了拐带妇孺之外，他们还从事拆梢（指以非法之举动、恐吓的手段，借端敲诈勒索财物，也就是普通话的敲竹杠）、硬诈（ 兔起鹘落、猝不及防地敲诈受害者的钱财）、摆丹老（强借资产）、吃讲茶（所谓下等社会在茶馆以判曲直）、索陋规（收取烟馆、赌场的保护费）。  买卖是上海城市的灵魂，那么其中自然不完全是井然有序、温良恭俭让 在上海崛起之前，中国的城市基本上是行政中心，城市的规模、地位与城市的行政等级相对应，依次是都城（京城）、省城（省会）、府城、县城，都城比省城重要，省城比府城重要，府城比县城重要，几乎无不如是。中国古代80%到90%以上的城市都是行政中心或者政治中心，上海的勃兴则完全跳出了这样一种模式，这座城市既不靠皇帝，也不靠官吏，而是依靠着买卖发展起来，买卖是上海发展的灵魂，所以上海跟中国传统城市类型存在着非常不一样的地方。 而既然买卖是上海城市的灵魂，那么其中自然不完全是井然有序、温良恭俭让，毋庸讳言，存在着鱼龙混杂、泥沙俱下的不和谐音符——本文所涉及到的猖獗一时的流氓活动和防不胜防的骗术，就是上海开埠之后自发发展和崛起过程中客观存在的内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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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 明日大雪飘 > 《京沪，各地，知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