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吟诗人”卞之琳

 

 

　　现代文坛上，卞之琳大概最有资格称得上“苦吟诗人”。他颇有贾岛遗风，斟词酌句，苦思冥想，为找到一个最合适的意象，他会达到“为伊消得人憔悴”的境地。在很大程度上他不是以情写诗，而是以“思”写诗，以“理”入诗。他的《圆宝盒》与《鱼化石》等诗歌，不是轻易就能理解透彻的。

　　一次，我翻阅三十年代沈从文编辑的《大公报》文学副刊，发现沈从文以“上官碧”的笔名写的一首诗《卞之琳的浮雕》：

　　两隻手撑定了尖下巴儿，／心裏头画着圈子：／“我再活个十年来，／或者我这时就应当死？”

　　说老实话有点儿倦，／唉，鐘，唉，风，唉一切声音！／（且关上这一扇门，得一分静。）／“天气多好，我不要这好天气。／我讨厌一切，真的，只除了阿左林。”

　　沈从文对卞之琳的性情有深切了解和透彻观察。寥寥几句，竟把那种苦吟诗句的神态，那种青年诗人的伤感与困惑，形象地勾画出来。

　　卞之琳的诗自有他的意境在。譬如那首人们熟知的《断章》：“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人在楼上看你／明月装饰了你的窗户／你装饰了别人的梦。”

　　作为一个副刊编辑，我曾编发过好多次他的文章，从《北京晚报》“五色土”到《人民日报》“大地”副刊。我对他的苦吟精神有直接感受。他对任何一篇文章都如同当年写诗一样，非常注意斟词酌句，几乎每篇文章在发表前，他都会不止一次地加以修改，有时甚至是大段大段的重写。

　　记得他寄给我的第一篇文章，是描写他的住房屋顶长期漏水而欠修的烦恼。即便这种在他人笔下很容易写得牢骚满腹的文章，他也写得极为精緻、委婉。他起的篇名是《漏室鸣》，由此可见一斑。仅为这样一篇文章，他先后来过几封信，从语气到用词，反覆修改，一个细微之处都不放过。我所接触的作者中，类似的情况极其少见。

　　卞先生住在北京干面胡同社科院的一幢大楼顶层，钱锺书等名宿也曾在这裏居住过。收到他的《漏室鸣》文章，再请丁聪先生配一插图，发表后，竟有很好效果。房管部门亲自派人与我联繫，然后一同去他家，上屋顶考察，再铺上一层沥青，总算解决了整个楼房漏雨难题。

　　卞先生的《漏室鸣》手稿我一直珍藏之，作为最好纪念。他写字工工整整，婉约纤柔，如他的诗句一般谨严。我曾拿去他的诗集《雕虫纪历》请他题籤。这是他一生诗歌作品的精选，本以为他能题写几句创作体会之类的话，谁知谦恭而谨严的他，只写了一句感谢：“谢谢热忱购阅，这是对我的鼓励与鞭策。”

　　一九八五年，一次拜访卞先生归来，我在笔记本上简单写下印象：“清瘦，精神，手微微颤抖，习惯右手做手势。不照相时，他自如地靠在藤椅上，谈笑风生，常常大笑起来。一当我拿起相机，他马上坐直，双肘放在写字台上，说话也严肃一些。南方口音很重。”那一年，他七十五岁。

　　像他这样性情和风格的人，格外反对人物传记的虚构性，强调每一细节的真实、準确，也就可想而知了。一九八六年我的《萧乾传》出版后，他曾写信谈了他的看法。他写道：

　　“《萧乾传》我还只大致翻阅了一下，觉得文笔生动，可读性强。只是依我古板的看法，传记文学虽也属文学创作，与小说不一样，容不得虚构，有所推想和假设是可以的，但必须加几句过门，交代一下。萧乾的记忆力真好，只是我不知道他提供的朱光潜与梁宗岱辩论的详细内容是否有文字依据。……朱家大厅确常有文友叙谈，并不以‘沙龙’标榜。我有时也去。但你书中所说我有一次在那裏一些年轻人当中率先朗诵诗作，却不符事实。我口音重，从不当众朗诵什麼诗。我生平只偶尔在外国，因为外国人不易分辨出我说的是吴音普通话，不得已才大胆偶一为之。……”

　　他的信对我是一种难得教诲，它使我从另外一个角度感受着他的严谨和认真，对我后来的传记与历史写作，有了更高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