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邕与汉熹平石经

d大羊 2019-0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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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邕不但是历史家、艺术家，并且还是东汉末年经学家的领袖，他在《后汉书》列传里，本是一位不折不扣的忠臣孝子，可惜《琵琶记》和国剧都把他描写为无情无义遗亲不孝的人。使他蒙受不白之冤，怎不令人为他叫屈！我为敬仰他的道德、学问和艺术，所以不揣划陋，一定要为这位中国历史上最不幸的悲剧人物辩冤白谤，还他的清白，使千秋后世的儿女们，都能认清蔡伯喈的真实面目。

《琵琶记》是中国一部有名的古典戏曲。作者高明，字则诚，明初浙江瑞安人。按年代说，这部书虽不算很久，然而书中的故事，却流传最普遍，而其影响也最深远。如现在国剧所演的《赵五娘吃糠》《描容》与《扫松下书》，都是根据《琵琶记》的剧情所改编的。只要是看过国剧的人，没有不知这桩被歪曲了的故事之内容的。

由于读正史的人少，读《琵琶记》和看戏曲的人多，所以正史对于后世之影响，还比不上小说和戏剧对于后世之影响之普遍、深远。自宋代以来，有井水处都知道蔡中郎，可见小说戏曲宣传力量之大，是如何的惊人了。

蔡邕一生最得意最突出的杰作，就是《熹平石经》。对于研究儒家经典和书法，实有莫大的贡献。因此，我特地详细说明，以提高他在经学家中之地位。

一、蔡邕的生平

蔡邕，字伯喈，河南陈留圉人。（圉县故城在今陈留县东南）。因他曾官左中郎将，所以后世都称蔡中郎。他是世代书香，大家公子出身。十四世祖蔡寅佐汉高祖，封肥如侯，并荣受爵赏。六世祖勋，平帝时为郿县令，好黄老，重气节，不仕王莽，弃官入山。祖父携，字叔业，顺帝时曾以司空高第迁新蔡长，年七十九卒。邕父稜，字伯直，志行高洁，不谐于时，年五十三卒，谥曰贞定公。

《后汉书·蔡邕传》明白告诉我们说：“邕性笃孝，母常滞病三年，邕自非寒暑节变，未尝解襟带，不寝寐者七旬。母卒，庐于冢侧，动静以礼。”邕因早丧父亲，悲伤过度，所以年过三十，鬓发就已白了。他的叔父名质，字子文，官卫尉，邕自父母去世，便与叔父和堂弟住在一起。质待邕如同慈爱幼童一样，三代不分财产。乡党邻里莫不敬仰他们叔侄兄弟之义行。

邕天性通敏，举一反三，年少博学，即拜大儒胡广为师。对于经史、天文、术数、乐律、书画、诗文，无不深研精通。尤其弹琴写字，更是名闻远近。在桓帝延熹二年秋，中常侍徐璜闻伯喈善操琴，自朝廷勅陈留郡太守派人护送伯喈进京为皇帝弹奏。伯喈为权势所逼，不得不往。但行至偃师，藉病中途折返。闲居玩古，不与达官贵人交往。由此可证，蔡伯喈绝不是热衷于富贵的人。

伯喈的老师胡广，字伯始，湖北华容人，少孤贫，有雅才，学究五经，博研古今术艺。安帝时举孝廉，为天下第一。以定策立桓帝，封安乐乡侯，又拜太尉，迁太傅。居官三十余年，历事安、顺、冲、质、桓、灵六帝，礼任特优。熹平元年卒，年八十二岁，谥文恭。广对于蔡邕，非常器重，因此把他所记忆有关汉史的旧事，都传与伯喈。邕在五原徙所上灵帝书，有涉及胡广的几句话说：“ 臣所事师太傅胡广，知臣颇识其门户，略以所有旧事与臣。虽未备悉，粗见首尾。积累思惟，二十余年。”邕之研究经史，可能得力于胡广的传授。

灵帝建宁三年，司徒桥玄为器重蔡邕的才华，所以留蔡邕住在府内，待机提拔。不久即令邕出补平阿长。后又召拜郎中，校书东观，并迁议郎。东观就是皇家图书馆，藏书最为丰富。此数年间，邕在东观必又多读很多书。并且他事胡广为师，已二十余年，以他超群出众的才学，而又得名师之教授。这段时间对他研究学问来说，的确太重要了。

邕在此时，曾作了一件惊天动地，永垂不朽的大事，就是正定六经文字，立石于太学门外。《后汉书·蔡邕传》说：“邕以经籍去圣久远，文字多谬，俗儒穿凿，疑误后学。熹平四年乃与五官中郎将堂溪典、光禄大夫杨赐、谏议大夫马日磾、议郎张驯、韩说、太史令单飏等。奏求正定六经文字。灵帝许之，邕乃自书丹于碑，使工镌刻立于太学门外。于是后儒晚学，咸取正焉。及碑始立，其观视及摹写者，车乘日千余辆，填塞街陌。”由此可知，“正定六经文字”这件大事，当时知识界是如何的重视，如何的轰动了。

在汉代以前，文字多书于竹简、木简，时间长远，纬断简即错乱。或辗转传抄，更易发生错误。六经在汉，就是学子必读的课本。六经经蔡邕等正定之后，就如同现在部定的标准课本。尤其是由大书家蔡邕书丹于碑，不但增加文字本身的艺术价值，并且也更提高了蔡邕的学术地位与声望。何况堂溪典、马日磾等，都是汉末有名的儒者，邕与他们共同正定六经文字，无异议邕就是当时学术界的领袖。

灵帝光和年间，因为屡次发生灾变，皇帝甚为恐惧，每访问名公巨卿，但大臣畏祸，都闭口不言。帝素知邕为博学通儒，忠直敢言。特密使披露得失，指陈政要，并嘱他直言勿隐，以帛囊封上。邕感灵帝知遇之恩，果知无不言，言无不书。密奏帝乳母赵娆，贵重天下，丘墓踰于园陵，两子受封，兄弟典郡之不当。并指斥程璜之奸邪，太尉张颢、光禄勋姓璋之贪污。邕密奏虽极慎重，但可惜厄运当头。灵帝览罢邕之密奏，叹息一声，遂起来更衣（入厕）。不料太监曹节从后面窥看，尽知密奏之内容。遂宣告他的左右亲信，凡被邕所检举的，莫不对邕怀恨在心，并设法报复。程璜使人上奏，诬邕挟怨，趁机中伤。于是诏下尚书，召邕对质。邕上疏除辩解冤屈外，并责怨皇帝未能保密，致招小人诬谤。言辞激烈，甚足感人。

灵帝听奸臣之言，下蔡邕与其叔父质于洛阳狱（天牢），并劾以“仇怨奉公，谋害大臣，大不敬”之罪名，弃市。事奏，中常侍吕强怜邕冤屈，求帝减刑免死。帝仔细斟酌邕之奏言，中直可谅。于是下诏减死一等，使与家属髡钳，远徙朔方，不得以赦令除。

后汉中业以后，朝廷暗弱，外戚宦官，挟天子以令诸侯，致政治黑暗，是非不分。忠直敢言之臣，皆不能见容于当道。如李膺、李固，即以敢言直谏招致杀身之祸。前车之鉴，邕岂不知？因其天性使然，终不能不以愚戆而贾祸，真可令人叹息！

邕与家属于充军途中，杨球暗使刺客极速追赶刺邕，但刺客为邕忠义所感，都不愿为杨所用。杨又向州牧郡守行贿，使毒加害，然而各地方官，不但不受贿听命，并且反将实情相告。因此，邕虽跋山涉水，终免于难。

徙所为五原安阳县。在故九原城西，阴山之南。邕上灵帝书有说：“臣既到徙所，乘塞守烽，职在侯望。忧怖焦灼，无心能复操笔成草”一个大学者，日夜坐在边塞上守烽侯望，备受劳革的折磨，其内心之痛苦，可想而知了。

邕在未徙前，曾在东观时，与卢植、韩说等，撰补《后汉记》，适遭流离，未得完成。因此自徙所上书，并奏著十意。灵帝览奏，嘉其才高志远，而又悯其远徙之苦，于是赦邕，返回本郡。邕自放逐至归，凡九个月。因朝里内侍宠臣们，都对邕嫉恨，邕自知怨家太多，如回本郡，恐仍不免被奸人谋害，不得已逃亡江南吴会，隐居避祸，十二年之久。邕在吴会的时候，曾以邻人烧焦的桐木，制成一张七弦琴，因此时人都叫蔡邕的琴曰“焦尾琴”。

邕自放逐以后，犹如惊弓之鸟。逃亡江南，本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可是他的命运注定不能优游林下。

中平六年，灵帝崩，董卓为司空，大权独揽。卓素知宦官诛杀忠良，国人莫不痛恨。及他掌权，忍性骄情，起用才士。卓慕蔡邕名高望重，特地征他赴洛共事。初邕称疾不肯接受，卓大为震怒，骂道：“邕不来，我有力量灭他的族。”邕畏祸，不得不日夜兼程返洛，与卓见面，甚见敬重。举高第、补侍御史，又转持书御史，迁尚书。三日之间，周历三台。后迁巴郡太守，又留为侍中。初平元年，拜左中郎将，从献帝迁都长安。封高阳乡侯，下印绶符策，假限食五百户，岁五十万谷。这时，邕否极泰来，官运亨通，并且宦官被诛，冤仇已报。

董卓部下与宾客，众议打算尊卓比太公，称尚父。卓征询邕之意见，邕劝阻，于是作罢。卓每宴会，便令邕鼓琴赞事。邕往往趁机匡正其失。但卓自用自是，却很少虚心接纳。有此两事可证，邕对卓，并非謟谗阿谀以济其恶，而是忠言直谏，而辅其德。

邕认清董卓残暴骄横，奸诈恶毒，不能与他共事。因此和他堂弟谷商量，想逃往兖州或山东。谷却说：“兄之相貌俊伟，与常人不同，平时每出行，路人都争见兄之丰采，怎能会躲避得了啊！”

这时邕的处境，实在是进退维谷。想拔腿离开这烂污的泥淖坑，的确不是容易的事。他既如能够逃脱董卓的魔掌，卓一定也会把他揪回来除掉。因为董卓很明白文人的笔比武人的刀更厉害，更可怕。

献帝初平三年，王允与吕布、士孙瑞、李肃等诛杀董卓。司徒王允设庆功宴，邀请朝中文武百官痛饮狂欢。邕自然也是王允宴中的上宾，大家谈到董卓之死，不料邕在座叹息一声。王允听见，勃然大怒，叱邕道：“董卓，国之大贼，几乎亡了汉室，君为王臣，应当与我们同样表示愤恨，不可感其私恩，不顾大节。今天我们诛除罪大恶极的董卓老贼，君不但不表示高兴，反而伤痛叹息，岂不是与卓共谋的同党吗？”遂命人拘邕，交廷尉治罪。这正是“塞翁得马，焉知非祸”，邕虽封了侯，却招惹杀身之祸，天道盈亏，真令人不可思议！

董卓待邕，虽礼遇有加，恩高情重，但邕之还洛，实际是被强盗绑架。邕对董卓之奸，早已认识很清楚，绝不会与卓共谋不轨。卓在，邕想逃不可得；卓死，邕正好辞官远引，韬光养晦，专心著作，完成汉志。他对董卓之死，还有什么可惋惜的呢？

商芸小说云：“初，允数与邕会议，允词常屈，由是衔邕。后允诛卓，并收邕。”王先谦说：“商云所载，得其实。”由此可知，王允收邕，是为报私怨，并非见邕叹息才激起义愤。由王允对太尉马日磾之答词看来，更可证明允之杀邕，是怕邕不直其所行，其量狭自私，是不足取的。

邕入狱后，曾向王允陈词，请求援司马迁之例，琼首刖足，续成汉史。士大夫大多都同情邕之不幸的遭遇，争相营救，但王允不准。太尉马日磾为汉末的大儒，曾与邕同正定六经文字，素与邕善。闻邕收付廷尉治罪，赶快去见王允，为邕请情说：“伯喈旷世逸才，多识汉事，当续成后史，为一代大典。且忠孝素著，而所坐无名。如果把他杀了，恐怕要失之人望吧。”允说：“昔武帝不杀司马迁，使作谤书，流于后世。方今国祚中衰，神器不固，不可令佞臣执笔在幼主左右。既无益圣德，复使吾党蒙其讪议。无蔡邕独当，无十志何损？”日磾退而告人说：“王公恐不久于人世了么？善人，是国之纪；制作，是国之典。灭纪废典，他能长久吗？”允不接受日磾之劝告，遂杀邕于狱中。

不久，李傕、樊稠等人攻陷长安，王允奉天子，保宣平城门楼上，遂被傕等杀害。日磾之言，果应验了。邕在汉末，实是中华文化之一根大柱，王允杀邕，如同折断文化大柱，造成无可补偿的损失，真是历史上的罪人！

蔡邕死时，年六十一，缙绅诸儒，莫不涕流。北海郑玄，闻邕死叹道：“汉世之事，谁与正之！”玄，字康成，事扶风马融，为汉末大儒。他对邕既如此看重，邕在当时学术界声望之高，就更可知了。

邕别传说：“东国崇敬邕，不言名，咸称蔡君。兖州陈留，并图画蔡邕形象而颂之曰：文同三闾，孝齐参骞。”以这样的孝子，后世剧曲家竟把他塑造为不义不孝的人，真是太冤枉了！

邕妻姓氏及生卒家世，邕传与别传，都未提及。文姬悲愤诗虽有“感时念父母”句，但不足证明初平时其母尚在。最有力的证明是：邕于金商门获罪下狱上书所说：“臣年四十有六，孤特一身。”可见邕妻子早就死了。邕无子，女已出嫁，所以才是“孤特一身”。

邕女，名琰，字文姬，博学善辞赋，又精研音律。先嫁河东卫仲道，不久夫亡，无子，琰即归住娘家。初平中为南匈奴掳去，下嫁于左贤王。在朝中十二年，生二子。曹操素与邕为忘年至交，痛感邕死无嗣，身后萧条，于是遣使者持金璧赎文姬归乡。又改嫁于同郡屯田都尉董祀。

二、熹平石经

汉代皇帝对于书法特别重视，不但实施书法考试制度，而且并为善书的士子们设以官职。规定学童十七岁以上准其参加书试，讽籀书九千字，并试八体书。成绩特优者，取为尚书史。书如不正，往往还受申诫。后汉灵帝时开鸿都观，罗集天下善书的人才。由于皇帝提倡书艺，所以善书者之多也超前代。如曹喜、杜度、崔瑗、刘德升、张芝、师宜官、蔡邕、钟繇、梁鹄、胡昭、邯郸淳、卫觊、韦诞、皇象等，或善草隶，或工笔札，争鸣一时，万古仰风。而蔡邕更是杰出的宗匠。

书法要录说：“蔡邕受于神人，传之崔瑗及女文姬，文姬传之钟繇，钟繇传之卫夫人，卫夫人传之王羲之，王羲之传之王献之，王献之传之外甥羊欣。……”这条传授书法的系统，虽不一定正确，但由历代书家推崇蔡邕为传授书法之祖看来，可知邕之书法之地位，自然还在钟王之上。

唐韦续《九品书人论》把历代书品分为上中下三品。蔡邕之隶、篆、八分，列为上上品。张怀瓘书断三品，评蔡邕之八分与飞白为神品；大篆、小篆、隶书为妙品。邕书大篆、小篆、飞白及隶书，早已不传，今所见者唯有八分而已。

宋郭忠恕论八分书说：“汉蔡邕以隶作八分体。”以八分为中郎所创，今传世之八分书华山碑、夏承碑、鲁峻碑、陈球碑及熹平石经，都为蔡邕所书，而石经更是中郎成名之作。

自东汉初至汉末，百余年间，博士传经，各以家法传授生徒，受业者辗转传写，年深日久，流弊滋生。而且博士试甲乙科，争第高下，竟有行贿定兰台漆书经字以合其私文的。经蔡邕等正定六经之后，老师宿儒，传经有则，文字之纷争，自可消除了。

熹平石经局部图

关于“正定六经文字”之六数，古籍说法不一。按《灵帝纪》《儒林传序》《曹植传》、郦道元《水经注》，都说“正五经文字”。《洛阳纪》也仅有《尚书》《周易》《公羊传》《礼记》《论语》五经之记载。《隋书·经籍志》，又有七经之说。按汉石经在宋时出土者有《诗》《书》《礼》《公羊》《论语》五经。民国所出土者，又有《易》及《春秋》。我曾见五百余片汉石经残石。计《鲁诗》二百零二片，《尚书》二十四片，《周易》二十四片，《春秋》九十片，《公羊》五十一片，《仪礼》七十八片，《论语》四十九片，正是隋书所举之七经。邕传所说“正定六经文字”，系将《公羊》合于《春秋》之数，并不算错。

《洛阳记》说：“太学在洛城南，开阳门外。讲堂长十丈，广一丈。堂有石经四部。本碑凡四十六枚。西行，《尚书》《周易》《公羊传》（缺列《鲁诗》及《春秋》）十六碑存，十二碑毁。南行《礼记》，十五碑悉崩毁；东行，《论语》三碑，二碑毁。”《礼记》碑上有谏议大夫马日磾及议郎蔡邕名。

石经碑刻，即毁于献帝西迁，又毁于晋代永嘉之祸，至唐代已十不一存。自刻成至完全毁灭，不及四百五十年，中经一再迁徙，其残损之程度概可想见了。

民国以来，石经残碑出土的有数百片，尤以二十三年（1934）在洛阳东南洛水南岸朱家疙瘩（即太学遗址）出土的《春秋》刻石，计六百四十八字，分裂为二，字尚完好可贵。经李杏村氏捐赠台北国立历史博物馆，供人观览。一石首行开端曰“公会”，系《春秋》僖公十三年至三十三年，计三百五十五字。一石首行开端曰“邾娄”，系春秋昭和三年至二十一年，计二百九十三字。尚有《周易》二大片残石，都为三角形。一石系《易》下经家人至小过二十六卦，计五百四十八字，字完好如《春秋》残石。一石系易下经家人至小过二十六卦之阴，计四百一十四字。字有补刻者。按《魏略》说：“黄初元年之后，新主乃复扫除太学之灰炭，补旧石碑之缺坏，备博士之员录。”今所见《周易》残石之补刻字，以为经董卓之乱残损后为魏初所修补者。

关于熹平石经书丹的问题，洪适说：“石经自堂溪典以下，别有赵域数人，窃意其间必有同时挥毫者。”以七经字数如是之多，且又都是八分端体。如谓在短短一两年内全为邕书，事实殊不可能。我看七经残石，以《春秋》《周易》《礼仪》《鲁诗》四经，书法最美，必是中郎一人所书。其余可能为别家手笔。因此，我也同意洪氏的观点。

邕与诸儒于熹平四年奉诏正定六经文字，至光和碑即刻成。时仅两年，殊不近理。我推测诸儒正定文字必在熹平四年之前。受诏后开始书丹刻石，理或近之。

细玩汉石经文字，端严方遒，结体略长，为由隶变分之关键字体。碑初立时，慕名前往观视摹写的，每天车马填塞街途，中郎的书风，对于当世影响之大，概可想见了。

世传邕学书于嵩山石室神人之说，虽不足采信，但邕之学书，必受名师之传授，当无疑问。南朝宋羊欣叙古书家姓名有说：“左中郎将蔡邕，采斯喜法作篆隶。”按，曹喜后汉扶风人，善篆隶，知名度很高。邕之隶书，可能受曹喜的影响。真定有邕书宜父碑，小篆，必是法李斯。

中郎才大志远，不为古法所缚。在鸿都门见役人以垩帚成字，归而创飞白书。按飞白书，须用豪笔，才能成字。或轻或重，或浓或淡。轻若丝发，重若云山。唐代书法家，大多娴习此法，宋代之后，几成绝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