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孩童喜欢孙悟空，当然不奇怪；但为何成年人也喜欢，而且是持续不衰地喜欢了好几百年？孙悟空集神性、猴性、人性于一身，向我们多维度地展示了兽性与魔性、现实与梦幻，有撒旦、也有超越。他打中我们心中痛点、挠到身上痒处、触及灵魂深处。 一、出身奇异、父母当空 《西游记》的开篇就给孙悟空一个不凡的出身：一块花果山上的顽石，自太阳系形成之后，就开始感受日精月华，渐有通灵之意，内育仙胞胎，迸裂产石卵，风吹化作石猴。他为何不需哺乳，因为他是卵生；为什么会自命不凡、桀骜不驯，因为感日精、受月华，太阳之子、月亮之儿，当然想永恒，要去修炼长生不老之术，以至于跑到阴曹地府，在生死簿上勾去自己的名字。这不正是我们凡人先要永生的梦想吗？借着这位石猴的行为，我们跟着也YY了一下。 他的诞生地为何是花果山呢？因为开什么花，就要结什么果。这已经预示了孙悟空未来的命运，他要为他大闹天宫付出沉重的代价。《西游记》中处处是隐喻，为后世的各种解读提供可能，如此一来不断会有新的血液注入到孙悟空形象中，令之保持鲜活。 二、亦猴亦人、是人都爱 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最爱猴，它是聪明的象征，灵性的代表；藏族和羌族还以猴作为始祖，华夏族很早就驯养猴，为的是耍猴，演猴戏，到了唐代，猴戏已成蔚然之势，觉得只让猴子演已经不过瘾了，就让人猴同台演出，甚至以人扮猴形作表演。如此说来，玄奘在贞观年间的西行，就必须配上一个人猴，才不辜负这个时代。 孙悟空就是一个“人猴”，既有丰富的人性，又有明显的猴性。猴者，机灵、滑稽、搞怪、叛逆，富有童趣，再配上奇幻的情节，哪个儿童不喜欢？幻想着自己也能一个筋斗十万八千里，也有七十二变，更幻想着也能孙猴子那样撒撒野。 那为何我们长大之后还喜欢孙悟空呢？难道仅仅是因为猴子的机警过人、进退自如、洒脱机趣吗？ 三、从野性英雄到悲剧英雄 1. 野性英雄 既然孙悟空诞生于大自然的一块石头，必定不会服从任何宗法制度和礼教桎梏，使他一生下来便要求绝对的自由, 不但要突破空间的限制——上天入地 , 突破时间的限制——将自己名字从生死簿上勾去 , 而且向往行动上的无拘无束, 这正是我们每个人的自然禀性和天赋本能。 起初的我们，也不知道时空是弯曲的，社会是扭曲的。当我们渐渐长大之后，感受到了世界的弯弯扭扭，体会到了各种限制，我们血气方刚，想去抗争。看着孙悟空桀骜不驯、各种撒野，我们感到特别过瘾，心里不由得会想：我要是有孙悟空的本事就好了。 孙悟空为了追求自由的生存权，直闯森罗殿，强行勾销了自己在阴司生死薄上的名字，从而在时间维度获得了永远的自由，个体生命获得了永恒。 沿着马斯洛的需求层次，孙悟空现在最需要的就是尊重！玉帝先是封他一个弼马温，令孙悟空备受侮辱，再行抗争之后，虽然获得“齐天大圣”之名，竟然都没有资格参加蟠桃会，于是乎大闹天宫。 普通人在单位遭到不公时，也常想大闹一通，但因种种顾虑，往往隐忍不发。看到孙悟空狂啃蟠桃、痛饮仙酒、怒吃金丹，风卷残云，我们跟着着实痛快淋漓了一把。 但是，如果在整个《西游记》中，孙悟空始终维持这种野性英雄的形象，其文学生命力也就很有限，毕竟读者阅读不只是为了借书中角色进行宣泄，还有更高的心理需求。 2. 悲剧英雄： 孙悟空与天地抗争、胡乱撒泼，如果不带了一些严重后果，既不合乎逻辑，也不符合我们的心理预期。大多数人对于敢于直言抗上的人物都有两种心态：这人厉害、有胆色and枪打出头鸟、这人肯定要倒霉。所以孙悟空必须悲剧，这是成年读者的心理预期，if not，我们内心就会不平衡。 所以如来佛祖必须要出手，要压住这个“孙子”，五指化作金木水火土的“五行山”，将孙悟空压了五百年。此刻，读者又是两重心态：叫你任性撒野，倒霉了吧？then对英雄的悲悯心态油然而生，盼望着有哪位大神、大仙来拯救孙悟空。 于是乎，吴承恩就安排观音菩萨出现在了五行山，孙悟空仿佛看到了救命稻草，连忙央求“万望菩萨方便一二，救我老孙一救！”，于是菩萨提出了入佛门、协助取经的条件，昔日的齐天大圣竟然是忙不迭地答应道“愿去！愿去！”。此刻，我们的眼泪从心中流出。如果说，之前的孙悟空只是在肉体上被如来压在了五行山，而此刻的孙猴子已经在精神上屈从（从人倒势不倒，到了both倒了。）成年人的世界，到处都是妥协，就连大圣这样的英雄也不例外。 在西天取经的路上，孙悟空一度还不服唐僧的管教，所谓“一生受不得人气”，敢于同唐僧翻脸，甚至抛弃唐僧、独自返回了花果山，但是一旦带上紧箍咒，就坐实了他悲剧英雄的宿命，尽管他拥有各种法术、一路上斩妖除魔，但不得不要服从唐僧的领导。 但正是这个悲剧英雄给我们带了更多的美学意象和深度回味。 原本是叱咤风云、不可一世的“齐天大圣”，本来是想获得绝对的自由，一下子沦落到被迫上西天取经，一路上，在与各种妖魔斗争时，还不时受到凡夫俗子唐僧的唠叨和紧箍咒语。他原本狂放不羁的天性逐渐被消磨、被摧残，不再具有曾经的风采。不由得令读者产生同情、怜悯，能激发这种情感的作品必然对很多读者具有吸引力，因为这正是悲剧的美感效果，是一种悲中之乐、包含痛感的乐感，它不但缓解了我们对自身处境的哀怨，同时也有一种净化灵魂的作用。 我们哪一个人身上没有枷锁、没有各种约束，看到大英雄孙悟空头上也有紧箍咒，我们一方面是对英雄的感慨、另一方面是对自己的释然——在命运的面前，抗争真是无用。这也正是戴荃一首《悟空》何以能迅速走红，因为他唱出了英雄的苍凉和无奈——“我要这铁棒有何用；我有这变化又如何”。这首歌是借着孙悟空悲剧形象唱出了我们普通人的心曲。 如果孙悟空的形象仅仅局限于此，那就缺少了升华，没有升华，也就落入到了一般悲剧英雄的俗套，哪里还有数百年来人们对孙悟空持续、持久的爱。 四、形象升华、逼近超我 孙悟空的经历，就是由猴变人、再由人成佛的过程。 起初的孙悟空，纯粹是大自然的产物，从石头里冒出来的，蔑视人间的礼法、对抗天庭的规矩，但自从服侍了唐僧之后，他渐渐地发生了变化。在慈悲为怀的唐僧的唠叨和侵染中，感受了人间伦理的精神。其形象愈加丰满起来，不再是一味的撒野，开始富有了人情味。 不信你看，当孙悟空三次打死白骨精后，唐僧忍无可忍，坚决与他断绝师徒关系、将之扫地出门。在这种情况下，蒙受冤枉的孙悟空依然要给唐僧行礼告别：“师父，我也是跟你一场，又蒙菩萨指教，今日半途而废，不曾成得功果，你请坐，受我一拜，我也去得放心。”按理说，唐僧将孙悟空逐出师们，等于还他了自由之身，但此刻孙行者并没有高兴起来，反而是“噙泪叩头辞长老，含悲留意嘱沙僧。”回到花果山，心情是“凄凄惨惨”，“又想起唐僧，止不住腮边泪坠。”此时孙悟空竟然不再享受自由，反而留恋了师徒之情，同时还为没有修成正果而感到遗憾。显然，孙悟空再也不是过去纯粹野性的石猴，而是具有了忠孝观念的人了。 如果用弗洛伊德的语境来说，此时的孙悟空已经放弃了本我之猴，成为了自我之人，开始向往超我之佛了。此时的孙悟空不再盲目地追求个人主义，而是要实现唐僧西天取经的伟大事业，实现普渡众生的伟大理想。因为：按照《西游记》的设定，大唐中土只有小乘经典，只能渡自己，而唐僧是要前往天竺是求取大乘佛经，实现普渡众生的理想。（实际上，大乘佛教早在东汉时已经传入中国） 这一点恰恰符合中国人对理想人格的认定，尤其是对英雄人格的期盼，希望英雄是崇高伟大的，孙悟空放弃了个人自由价值的执着，不断地觉悟，最终能将普度众生作为人生追求。大凡中华民族心目中的英雄，都要符合这个标准。 读者在阅读《西游记》的过程中，先是通过孙悟空具有破坏性的追求自由的过程，满足了自己对社会进行发泄的心理需求；再看到孙悟空被压在五指山下、后又被唐僧不断紧箍咒的悲剧角色，满足了自己同情、怜悯乃至自我释然的心理诉求；最终看到孙悟空心性改变、不断演进、觉悟成佛的历程，满足了对英雄追求崇高伟大的心理预期。这三种心理的渐次满足，令读者对孙悟空形象倍加喜爱。 但是，以上只是构建了孙悟空的精神和灵魂，作为小说中的人物，他还需要有血有肉，有丰满的形象、有充实的故事。我们现在看到的孙悟空，绝不是吴承恩一人所创造，那是经过几代人的努力，那是融合了中外各种元素。 五、基于真实的历史背景、真实的历史人物 中国古代的四大名著，其中的《三国演义》就与反映史实的《三国志》大不相同，但其中的主要历史事件和历史走向基本吻合实际的历史记载，尤其是其中的主要角色都是那个时代的真实人物；《水浒传》也是取材于北宋末年的宋江起义和方腊起义。《红楼梦》貌似没有明确的朝代背景，但实则是将汉、唐、五代、宋、明、清各朝元素杂糅在一本小说之中。有了这样的历史情景作为大背景，小说故事就有了厚重感，就有了嚼头，若是基于虚构的虚构，就不会有很强的代入感。《西游记》之所以有生命力，其中原因也是基于真实的历史故事，甚至连孙悟空都有其文学原型。 众所周知，唐僧取经本来就是历史真实，只不过实际的玄奘是偷渡出关、前往天竺求取真经，而小说将之虚构为：唐太宗派遣唐僧前往西天取经，还与玄奘称兄道弟：“御弟圣僧”。为了增加历史的厚重感，吴承恩不惜用四、五回的篇幅来写李世民及其臣子的各种事儿，目的在于合理地引出玄奘法师，并为唐太宗钦差唐僧西天取经给出合理的理由。 可以说《西游记》前七回是为了引出孙悟空，引出上天入海、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英雄野性达到巅峰之时，再将之压在五行山下，情节至此，若再以魔幻之方式继续，就显得作品单薄寡味，也会显得刻意编造。只有接了地气，才能让小说更好地发展情节，于是乎小说借观音之口，说出了“东土大唐国”（第八回，菩萨对压在五行山下的孙悟空说：“待我到了东土大唐国寻一个取经的人来，教他救你”）。 当读者对神魔世界的各种争斗还余兴未尽之时，观音突然又要来到长安大唐国，不由得跟着小说心驰神往，挑起了新的兴奋点。为什么这个情节如此引人眼球呢？正是因为神魔界要与人间发生耦合，虚幻的故事要与真实的历史发生碰撞，怎能不令人心驰神往？ 事实上，就连纯粹虚构的孙悟空也有其历史对应人物。话说在敦煌壁画中有多幅唐僧取经图，画中的核心人物当然是唐玄奘，在其右侧站了一个尖嘴猴腮的人，与孙悟空的形象很接近。据考证，史上确有此人，乃是胡人石磐陀。话说贞观三年，唐玄奘偷偷溜出长安西行取经，途径瓜州时在当地寺庙说法，台下有一听众大受感化，于是牵着一匹老马护送唐僧夜渡葫芦河、闯过玉门关，此人正是石磐陀。 孙悟空还真与石磐陀有几分瓜葛。石磐陀是个胡人，出家了就是胡僧；胡僧，不就是“猢狲”吗？难怪齐天大圣要姓孙，而不姓赵。而且石磐陀又姓“石”，难怪《西游记》中说孙悟空是从石头中冒出来的。总之，石磐陀是护送唐僧过葫芦河、闯玉门关的胡僧，而且本身长相又类似猿猴，不得不承认是与孙悟空形象有相当的关联。 就连孙悟空的法号也不是凭空编撰。话说大唐天宝年间，车奉朝代表大唐出使西域，确切地说是大唐师团的一个成员，职责是防马贼和强盗的袭扰，还真和孙悟空的职责差不多。车奉朝跟着使团也是过疏勒、穿葱岭，一路上茫茫戈壁、沼泽险滩、崇山峻岭。一路上，车奉朝用一根36斤的熟铁棍，横扫各种强盗。但到了目的地后，车奉朝得了当地一种怪病，名曰“马瘟”，听着有点儿像弼马温；结果就没有随团回国，但受到当地三藏法师的悉心照料，康复后落发为僧，最终修成高僧，四十年后返回故国，也就是安史之乱后的唐朝。唐德宗赐其法号“悟空”，这和孙悟空护送唐僧到达天竺，最终修成正果，成为斗战胜佛，有几分类似之处。于是吴承恩就借用这个法号套在了孙猴子头上，就有了“孙悟空”之称谓。 六、真假孙悟空 孙悟空的各种神通，是大众喜欢这个文学形象的重要原因，但车奉朝原型、石磐陀原型是无法解读孙悟空的神通广大，什么七十二变、筋斗云十万八千里，总不能简单地归结于吴承恩的想象。 胡适认为孙悟空的原型来自印度。凭据是：古印度的两部伟大史诗《罗摩衍那》和《摩诃婆罗多》中，有一个神猴名曰哈努曼，神通广大，与孙悟空的形象极为类似。 具体来说，神猴哈努曼面如红宝石，毛色金黄，手持虎头如意金棍，善于腾云驾雾、变化形象，一跃能从印度跳到锡兰，而且还喜欢钻到别人的肚子里。这简直就是一个活脱脱的孙悟空形象。尤其是《罗摩衍那》中有一段哈努曼大闹无忧园的描写，与孙悟空大闹天宫的情节极为类似。正因如此，国学大师陈寅恪也同意胡适的说法，孙悟空源自印度的哈努曼。 但是鲁迅认为孙悟空纯粹是国产货，出产于唐人传奇小说《古岳渎经》，其中一个怪兽叫无支祁，他目光如电、形如猿猴、白头青身、力大无比，常常在淮水兴风作浪，最终惹恼治水的大禹。于是乎大禹召集群神，擒获无支祁，并将之镇压在淮阴的龟山脚下。就好似孙悟空被如来佛压在了五行山下。 如此看来，孙悟空的原型可能哈努曼和无支祁的混合物，是中印两国的混血儿。但这并不能解释孙悟空的另一个元素——齐天大圣。 这还得追索到中国南方的民间信仰。却说自唐朝以后，猴精故事在全国各地广为流传，这些猴精不但神通广大，而且具有地痞流氓的特性，最爱抢人妻女，这与狐狸精、蛇精最喜欢做人老婆的行为正好相反。众所周知，只要有神通，无论善恶都会有人膜拜，渐渐地这猴精成了道教中的神圣，名号曰“齐天大圣”，渐成南方的民间信仰。到了宋元之时，这个称为齐天大圣猴精已经有了偷仙丹、闹天宫的故事，与孙悟空越来越接近。2004年，因为福建顺昌发现了齐天大圣的石雕神位，竟然产生了这样的说法：孙悟空是福建顺昌人。 现在，大家应该有种感觉，一个孙悟空形象竟然杂糅了这么多人物的故事、融合了这么多神话的元素，怎么能我们不感到回味无穷呢？难怪他的popularity具有如此的持久性。问题是吴承恩咋就那么强，能将这些各种原材料有机地组合起来了呢？难道是他一人之功？ 七、《西游记》的成书过程：三教融合 《西游记》的成书过程，也是三教在小说中融合的过程。小说以儒释道三教为基础而展开，就为小说注入了思想厚度，孙悟空的形象就更有玩味了。 《西游记》最初的雏形当然是源于唐玄奘西行取经的故事。当玄奘法师从天竺返回唐朝时，他的取经故事已经在戈壁古道上流传了，其中就包括火焰山、车迟国、女儿国等情节，可以说是原生态的取经故事，成为后来神化的唐僧取经故事的基础。到了晚唐五代之时，这些流传的故事开始集结成书，名曰《大唐三藏法师取经记》。就是在这本书中，猴行者开始出现了，但那只是一个白衣秀才，他玉树临风，还是花果山紫云洞八万四千铜头铁额猕猴王，显然这猴行者是孙悟空最原始的雏形，估计就是从胡僧石磐陀演化而来。 另外，《大唐三藏法师取经记》这本书中还出现了降伏深沙神的描写，这深沙神大概是沙和尚的雏形，但还没有猪八戒的影子。 到了宋元时期，开始出现了各种《唐僧西天取经》的剧本，孙悟空的名称已经正式出现，不妨认为这正是借用了车奉朝的法号，而且孙悟空的神通越来越广大，故事情节越来越丰满，可以认为杂剧作者开始引入了哈努曼和无支祁的神话故事，将文质彬彬的“白衣秀士”面貌，变成一个神通广大、亦魔亦怪的野性英雄；顺便说一句，猪八戒和沙和尚也在此整齐亮相了，一个完整的team已经组成。但要注意的是，此时的孙悟空还没有“齐天大圣”的名号，而有关故事都叫“唐僧取经”，还没有出现《西游记》的说法。可以说，此时的取经故事完全是以西域佛教为背景的，与南方“齐天大圣”信仰没有发生任何关联。 但是有一个人改变了这一切，他叫杨景贤，元末明初的杂剧作家，他创作了元代最长的杂剧，名曰《西游记杂剧》。为什么长？因为是拼凑的剧本，他将基于西域佛教背景的唐僧取经故事与南方戏齐天大圣拼接在了一起，于是乎剧本特别长。如此一来，孙悟空不只是多了一个名号，而是将齐天大圣的相关故事都转移了过来，比如《二郎神锁齐天大圣》中的情节，于是玉皇大帝、太上老君等道教形象和说法大举进入唐僧取经的故事，改造了原本单一的佛教故事基础，同时也脱离了佛教的限制，为之后的情节发展打开了无限的空间。 可以说，杨景贤奠定了吴承恩长篇小说《西游记》的基础，将佛教的孙悟空与道教的齐天大圣合二而一。尤其是《西游记》这个名字就是他创造的。西游记，这可比“唐僧取经记”这个干巴巴的名字有了很多灵动之感。大家一定记得庄子有一篇文章叫《逍遥游》。逍遥游，一听就是道家风格，游字一出，大道翩翩。可以说，杨景贤用西游记替代唐僧取经之名，正是要用中国本土的道教外衣罩住唐僧的锦襕袈裟。 那吴承恩在孙悟空的形象中又注入了什么新鲜的血液呢？他用儒家思想对孙悟空进行了再次改造，令之更富有正义感和英雄感，创造了美猴王的形象。关于这一点，我准备与荣格的理论合起来说。 八、从荣格理论看孙悟空（plus孙悟空与撒旦） 我们中国人，乃至全世界的小盆友，为什么都喜欢孙悟空的形象？究其根本，孙悟空的这个意象是人类向往自由精神的体现，它能够激发荣格所说的集体潜意识。 大家都知道，在精神分析领域，瑞典心理学家荣格的地位仅次于弗洛伊德。在荣格看来，文学原型就是集体潜意识的内容得到具体外化的表现形式。 荣格在解释集体潜意识时打了个比方：如果我们把自己的所有意识比喻为海洋中的一个岛，露出水面的部分就是人所能感知的意识，而水面之下的岛屿部分就是个人潜意识，是我们看不到、感受不到的，但这个潜意识经常默默地影响甚至左右着我们。我们每一个人的意识和潜意识都是宽阔海洋中一个个貌似孤立的岛屿，但所有这些岛屿都是基于最底层的海床，这就是我们的集体潜意识；也就是说，我们虽然拥有各自的意识和潜意识，但是我们拥有的共同的海床、共同的最底层的意识，这就是荣格提出的著名概念——集体潜意识。 这种集体潜意识不是来自我们个人的经历，而是来源于我们的祖先，是我们祖先在历史中无数次欢乐和悲伤的残余物，它积淀于我们每一个人的心底，蛰伏在我们的潜意识之中。而伟大的艺术就在于借用人类自远古时代便累积的原型和符号，从而激活集体潜意识，令几乎所有人产生共鸣。 好的文学作品就是能让很多人产生共鸣，伟大的文学作品就是能超越时空让不同时代、不同地域的人产生深层次的共鸣。要达到这种效果，其文学形象就必须能激发集体潜意识。 荣格以集体潜意识为基础，归纳出很多原型，有什么大地之母原型、英雄原型、追求者原型、破坏者原型等等。比如说，孙悟空大闹天宫，为什么看的特别爽、特别过瘾，就是因为在我们心中本来就有祖先留给我们的破坏者原型，每个人都有着潜在的破坏欲。当孙悟空无法无天、大闹天宫，一下子就激发了我们共同的底层——集体潜意识中的破坏者原型，于是乎孙悟空形象就深入人心，感到特别刺激和过瘾。 如果孙悟空身上只有破坏，那小说内容也就太黄太暴力，也太单一，必须还要有其它构建性的原型，从而令小说保持强大的张力，为丰富生动的情节奠定了基础。在我们集体潜意识中还存在一个“追求者原型”，它诱导我们、迫使我们对西天取经的故事发生本能性的兴趣，看到唐僧师徒四人走过千山万水、历尽千辛万苦，最终取得佛法真经，极大地满足了我们内心潜在的共同需求。难怪《西游记》具有这么大的魔力。 当然孙悟空更吸引人之处在于其反映了英雄原型。有个名叫坎伯的西方学者，通过对世界几乎所有神话的追溯，认为这些神话都可以结构化地归为“一个”神话，也就是拥有一样的结构，每个英雄的故事都经历了：召唤、启程、历险和回归四个阶段。孙悟空不也正是经历这回四个阶段吗？从悟空出世、随菩提祖师学艺、称霸花果山、大闹花果山，到压在五行山下等待唐僧，再经历西天取经途中的九九八十一难，最终取得真经、成为斗战胜佛，悟空终于“回归”了，成为世界标准模式的英雄。 如果说孙悟空仅仅具有桀骜不驯的自由个性和叛逆精神，的确是迎合了全人类追求自由和解放的心理诉求，但这种普适性恰恰难以持久地激发华夏族的集体潜意识，因为在我们的价值观里还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独特理念，认为一个人只有实现了社会价值才能实现个人价值。可以说，在《西游记》的前半部分中，孙悟空的人性意志得到了充分张扬，作者以正面的笔法生动地展现了孙悟空的叛逆性格，但随着紧箍咒的出现，孙悟空的自由意志受到极大限制，逐渐超越对个人自由的执着，显示了中国传统社会抑制个性膨胀、强调集体主义的文化特点。当孙悟空最终被封为斗战胜佛后，突然对唐僧说：师傅，给我念个松箍咒，去掉这金箍，让俺老孙也自由自由。唐僧曰：你已经成佛，自然就没了紧箍咒。孙悟空一摸头果然就没了。这一部分的描写，表面上是体现了色即空、空即色的佛教理念，但同时渗透了华夏儒家文化的价值观，你实现了社会价值，也就实现了自我价值，你在普度众生的过程中最终实现了个体的自由。这种华夏民族独特的修齐治平的内在价值观，正是《西游记》小说一代一代地引发炎黄子孙集体共鸣的根本原因，因为我们的集体潜意识中有着深深的民族烙印。 为了更好地理解这一点，我们可以与西方文学名著《失乐园》做一个简单比较。弥尔顿笔下也塑造了一个野性英雄——撒旦，当然也基于以往的神话元素。起初的撒旦与孙悟空简直是如出一辙，挑起天庭纷争，竟然要与上帝分庭抗礼，然后也是惨遭失败，落入地狱、备受煎熬，仿佛压在五行山下的孙悟空。但从这里起，撒旦就与孙悟空分岔了。 撒旦并未因为失败而臣服于上帝，甚至继续与上帝斗争，他改变策略，通过诱惑人类偷吃禁果，从而打击了上帝。上帝一怒之下将之贬为大蛇。而孙悟空却通过洗心革面、西天取经，最终成佛。 这就是东西方文化的不同，造就野性英雄最终不同的结局。所以孙悟空就更受中国人喜爱。浅层次来说，中国人喜欢大团圆的结局，深层次来说，每个华人都或多或少地有着儒家文化的烙印。 子曰：“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从心所欲了还不违反规矩，这是一种什么样自由？是一种大自由，还是一种被异化后的自由，不同价值观的人会有不同的解读。而受到西方文化影响的当今中国人，内心中会有复杂的感受。 相对西方人来说，中国人具有更强的社会性，一向限制个性的膨胀，只有这样才能保证他人的生存自由。而且儒家更强调用礼制而非法制来对人进行教化，让各种约束内化到人的内心之中，自发地左右了一言一行，从而达到“从心所欲不逾矩”。 起初的孙悟空，需要用紧箍咒、也就是法制强制性地约束其行为，而后在唐僧的谆谆教导、言传身教之下，受到熏染的孙悟空逐渐放弃了自己的野性、失去了本我，一心一意辅佐唐僧西天取经，修成正果，被如来封为斗战胜佛。此刻，如果小说戛然而止，可谓是：大团圆的结局，一切都是功德圆满。 但吴承恩偏偏写了这样一个情节，令我们感到又是一阵心酸（至少我是心酸的）： 孙行者却又对唐僧道：“师父，此时我已成佛，与你一般，莫成还戴金箍儿，你还念甚么《紧箍咒》儿掯勒我？趁早儿念个松箍儿咒，脱下来，打得粉碎，切莫叫那甚么菩萨再去捉弄他人。唐僧道：“当时只为你难管，故以此法制之。今已成佛，自然去矣，岂有还在你头上之理！你试摸摸看。”行者举手去摸一摸，果然无之。 这就意味着，孙悟空成佛的一刹那，首先惦记的是他头上的金箍儿，可见紧箍咒对他造成了何等的心理伤害，也可见孙悟空并未真正悟道成佛，否则“本来无一物，哪里有金箍儿”呢？之所以头上摸不到了那约束，是因为孙悟空已经被教化成一位“从心所欲不逾矩”的圣人。 一个野性英雄死了，一个儒家圣人诞生了。一个追求个性自由的野猴子死了，一个普度众生的斗战胜佛诞生了。这是一个西方的悲剧，但又是东方的觉悟。 西方极端的个人主义甚至认为：人的一切社会成功都意味着他作为个人的失败。这话说得不无道理。但东方会将这句话反过来说：牺牲小我，成就大我。 吴承恩就是要个性自由和造福人类这两个相悖的精神统一在一部作品中的一个角色上，怎能不令孙悟空极具张力，极具多面性。即便同一个人，在不同年龄阶段都能品味出不同味道的孙悟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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