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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的发送者需要以一种颠倒的方式从接收者那里去接收自己的信息，这不仅只是发生在精神分析治疗中的事情，其实人类的一切交流都具有这种特征。但是，“一封信总是会回到其目的地”又该如何解释呢？难道拉康不知道每个邮局里总是存在大量无人接收的信？难道他不知道总是有很多信会莫名其妙地丢失？信是什么？什么东西能算是一封信？难道只有装进信封、写下收发人姓名和地址、并盖上邮戳或者印章的文字才能算是一封信？无意间说出的一句话语不也是一封信？一个口误、一句玩笑、一个梦、一个症状不也是一封信？它们没有被“封”起来吗？如果“封”的意思不仅只是或精美或普通的纸质的信封，如果它还意味着加密、阻止和压抑，那么不易理解的玩笑、口误、梦和症状不也是被加密“封”起来了吗？“一'封’信”的真正目的地与其说是别人，不如说是自己。经常在我们身上发生的口误、玩笑、梦和症状不就是发送给我们自己的信吗？发送者以一种颠倒的形式从接收者那里接收他自己的信息；一封信总是会到达其目的地。如果我们同意这些判断，而且注意到了这两句话之间的因果关系，那么我们必定会逐渐领悟拉康的意思：首先，“一封信”，一份被封装、加密的文字，必定有待接收，必定自有其目的地，即使它的目的地或者接收者是发送者自己。其次，只要有人接收，它就到达了其目的地。因为它的目的地不是既已规定的某人，凡是它所到达的地方都是它的目的地。最后，它一定会抵达目的地，不管收信人是否知道它所传达的信息。即使收信人以为自己不知道，其实他/她也是知道的，因为，就像弗洛伊德指出的那样，他/她不知道自己知道。信总是会到达其目的地，就像被压抑的东西一定会回来。 然而德里达并不这样认为，他一如既往、坚定不移地将其理解为拉康“不可救药”的菲勒斯—逻各斯中心主义(phallogocentrism)的必然推论：“拉康带领我们回到了真理，回到了一个不可能失落的真理。他把这封信带回来了，以此表明这封信带领自己经过一个固有的旅程之后回到了它固有的地方；而且，正如他公然指出的那样，让他感兴趣的正是这个目的地，作为命运的目的地。能指在信中自有其位置，而信在它固有的地方重新发现了它固有的意义。一种特定的再据有和特定的再拉直将重建固有之物、位置、意义和真理，尽管这些东西由于一时的弯路或者无法投递而远离它们自己……固有的地方，这是最为重要的东西。这封信有一个发行之地，也有一个目的地。这个地方不是一个主体，而是一个洞，主体就是在这个欠缺的基础上被建构起来的。这个洞的外形是可以确定的，而且它磁化了弯路构成的整个旅程，这条弯路从空洞到空洞，从空洞到它自己，且因此有了一种循环形式。我们正在讨论的其实是一个受到管控的循环，它组织了一个从弯路到空洞的回归。一个卓越的(超验的)再据有和一个卓越的(超验的)再拉直完成了一个真正的契约”[29](P181-182)。不管绕行了多少弯路，这些弯路终究会被拉直；不管偏离收信人多么久远，它终究会被重新据有。总而言之，终归会回到它固有的目的地。为什么？不是它具有百折不挠的毅力，也不是仰仗了神灵的保佑，而是因为，拉康将信判定为菲勒斯，王后(一个女人)欠缺的菲勒斯；它被阉割了，所以它一定要回去，那是它固有的地方，是它本来的家园。这就是菲勒斯的命运。故此德里达说：“这个固有的地方，就是阉割之地：女人就是欠缺阴茎之地，就是菲勒斯的真理，也就是阉割的真理。这封被窃的信的真理就是真理，它的意义就是意义，它的法律就是法律，就是真理在逻各斯中与它自身的契约。”[30](P183)因此，在德里达看来，让这封信回归其固有的路线，就等于纠正一次偏航，矫正一次脱轨。与拉康针锋相对，德里达以同样斩钉截铁的态度断言：“正是信的不可分割性在冒险，并催发了航程，但它不会保证它能回归，不会保证有任何东西会得到保存：一封信总是不会抵达其目的地，从这种可能性属于其结构的那一刻起，人们就能够说它绝不会真的抵达，当它真的抵达时，它的不抵达其目的地的性能就开始用一种永恒的漂移来折磨它”[31](P201)。更具颠覆性的是，德里达认为“被窃的信/文字”指的其实不是王后的那封信，而是整个这篇小说。这篇小说又是杜宾三部曲这个更大文本中的文本，杜宾三部曲又是爱伦·坡众多文本中的文本，爱伦·坡的全部文本又是其他文本中的一部分，如此以至无穷。因此，它的意义必将由于这种无限的指引而不可确定：“'被窃的信’乃是作为一个文本而运作，这个文本逃避每一个可以确定的目的地；正是在它叙述信的到达之时，它就生产或者毋宁说通过自我溯源诱导了这种不可确定性。正是在它假称的东西，即先于文字写定的东西，因为自身的原因而自我分离之际和之地，它假装有所述说，让人们相信'信总是会抵达其目的地’，真实可靠、完整无缺、未被分裂的目的地。其实是为了再次跳到另一边去”[32](P20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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